孔智键：文化研究、政治性解读和社会本体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当代的多元变奏

【摘要】

马克思于1857-1858年所写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实际上是一个晚近的发现。从不为人所知到如今成为研究马克思思想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这份经济学手稿的身世堪称传奇。在20世纪70年代,《大纲》接棒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年轻左派知识分子热捧的对象。他们立足自身研究领域和理论旨趣,从不同向度对《大纲》进行创造性解读,建构出了多元的《大纲》形象。其中,斯图亚特·霍尔、安东尼奥·奈格里和卡罗尔·古尔德三人分别从文化研究、政治性解读和本体论哲学三种不同向度对《大纲》作出了独创性的研究,推动这个文本成为马克思研究新热点。他们的创造性解读,为我们讨论《大纲》与当代左派理论流变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参照。

【正文】

佩里·安德森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强调了马克思的著作与马克思主义兴衰之间的某种联系：“他(指的是马克思——笔者注)的著作在他身后发表的历史，构成了往后马克思主义盛衰变化的中心部分”。这是一条独具慧眼的重要理论指涉，马克思生前未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的流传与效应史，很好地证明了马克思思想的历史穿透力。依托这些文本，马克思的思想不仅得以更为全面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且也深刻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动向。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发现，写于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文后简称《大纲》)同样也是一个“晚近的发现”。这一文本的全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为人所知，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在西方问世，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一跃成为马克思最为核心的文本之一。许多因素推动了《大纲》的再发现，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在当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

一、马克思《大纲》的再发现

作为《资本论》之前的《大纲》，与作为《资本论》出版后问世的《大纲》之间存在着理解和接受上的“错位”，这必须结合《大纲》的流传史才能更清楚理解它的效应史。总的来看，《大纲》在1858年之后经历了一段从“百年孤独”到风靡世界，乃至发行50多万册的转折过程，而这段历史的高潮无疑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注。

为了撰写和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1858年中断了《大纲》的写作。此后，这份经济学手稿就再也没有被马克思提及。而在他逝世之后，恩格斯在整理遗稿和编辑《资本论》后两卷时也未曾谈到这份手稿的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恩格斯去世之后保管这些手稿时，同样没有关于《大纲》的只言片语。直到1923年，时任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的梁赞诺夫发现并报告了八个笔记本的存在，并且指出这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份手稿。手稿的发现开启了相关的复制、文字辨识和整理工作，例如《货币章》等内容也陆续发表出来。在此之前，只有《导言》曾经在1903年由考茨基发表在《新时代》上。《大纲》并没被收录在MEGA1当中，但最终于1939-1941年间在莫斯科以单独出版的形式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时距离它的写作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

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响，动荡的政治形势使得《大纲》的流传成为问题，几乎没有流出到苏联边境之外。真正掀起《大纲》在西方传播序幕的事件是1953年它的德文重印本在东柏林出版。作为纪念马克思逝世70周年、诞生135周年活动的一部分，三万册《大纲》的发行毫无疑问推动了德语知识界率先去一探究竟，于是我们看到哈贝马斯在1960年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中将《大纲》列入重要参考书目。与之相关，阿尔弗雷德·施密特著名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正是以《大纲》作为核心文本展开论述。除此之外，赫尔穆特·克拉格、瓦尔特·图赫舍雷尔、弗里德里希·汤姆贝格等人都依据《大纲》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和异化理论等问题。这些成果的出现推动着《大纲》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看，我们应当将1968年划定为《大纲》传播和效应史正式开始的原点，因为这一年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一是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德文版发表。这本书至今依旧被认为是研究《大纲》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是推动《大纲》在20世纪再发现最重要的一环。当中就马克思的方法论、与黑格尔主义的关系、马克思的思想分期和写作计划等诸多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述，提出了不少具有原创精神的观点，成为后来相关讨论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二是一位名为马丁·尼古拉斯的美国年轻学者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未知的马克思》一文。就像文章名称所显示的那样，尼古拉斯首次在英语学界系统介绍了一个基于《大纲》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形象，算得上是《大纲》登场的一次预演。他在文章中着重揭示了《大纲》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的价值，特别强调后者对于当时美国新左派运动的间接影响注。在他看来，“在《大纲》出版之后，它就没有被人忽视过，不过它全部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认可”，《大纲》中依旧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无论多么的难懂或碎片化，《大纲》可能是马克思写下的所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最完整的作品了”。这一判断对于当时受到欧陆“两个马克思”和“断裂说”困扰的英语马克思主义学界和大学里的年轻左派知识分子，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这推动了英译本《大纲》的出版和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的涌现注。

除了上述两个关键性文本的出现之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在20世纪60年代末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实践和年轻左派知识分子们理论更新的需要，都促进了《大纲》在20世纪70年代走到马克思研究的舞台中央。一方面，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激烈的社会运动，造成了深刻的、不可挽回的社会变化，震荡着福利国家立身之本。在这一过程之中，学生、女性、少数族裔和工人一道汇聚成变革社会的力量，改变了传统左派政治格局拼图和方针路线政策。另一方面，由于这场运动迅速从高潮滑落，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逐步消失。无论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无力解决现实革命问题，走向自我消解。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启蒙的新左派团体和知识分子于是寻求新的理论突破，此时他们发现了《大纲》。《大纲》处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之间，并且马克思在这里再次讨论了诸如“异化”、货币和技术批判等问题，兼具现实批判和理论研究的双重维度。由于本身就不受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掣肘，加之传统马克思主义权威解释者们也从未阅读过《大纲》，所以这批年轻知识分子能够以更加自由和个性化的方式面对《大纲》，使得《大纲》中的马克思也可以讨论文化研究、激进政治、社会本体论和人类学等时髦议题。一种非决定论的、能够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对话的马克思重新出现了。

于是我们看到：各个译本的《大纲》首先是在非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社陆续出版，在大学和社会中出现了许多阅读小组和研究团体。他们积极探寻各自理论领域当中可能的学术资源来构建一种反正统的学说，同时强调自身直面马克思的著作来解决本土问题。在英国，斯图亚特·霍尔在1973年写下了一篇论述《导言》中方法论问题的文章，次年它的缩减版以“马克思论方法：读1857年《导言》”为题发表在《文化研究》杂志，并在30年后重新刊印。在亚平宁半岛的意大利，参与20世纪60年代工人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们在寻求新的斗争政策与理论时惊喜地发现了《大纲》中所谓的“机器论片段”，并进行了丰富的演绎。当中的旗帜性人物安东尼奥·奈格里受阿尔都塞邀请，于1978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做了关于马克思《大纲》的系列讲座，次年整理成册，就是著名的《〈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几乎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继承了新左派运动人道主义衣钵的年轻女性学者卡罗尔·古尔德完成了她的《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在书中她试图以《大纲》为主要文本依据，尝试重新建构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哲学，以此为自己的伦理学和女性主义学说打下坚实的本体论基础。

二、探寻方法论变革——斯图亚特·霍尔读《导言》

霍尔对《导言》的关注反映的是整个英国新左派对《大纲》的浓厚兴趣，这是解决他们当时“理论的贫困”的重要方案。《大纲》的出现提供了直面马克思的新的可能性，同时也是自身面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方法的自觉反思。在霍尔看来，虽然《导言》的阐述依旧显得有些零碎和不系统，不过也基本勾勒出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批判要点，较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已经是“最完整的方法论和理论总结”。不同于面对《资本论》中已经成型的范畴体系和阐述方法，通过借道马克思对研究方法的叙述，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窥探到马克思理论创作的过程和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霍尔首先意识到，理论建构的过程需要从纷繁复杂的经验现实当中找到合适的出发点，这离不开思维的抽象环节，而这一步往往容易陷入意识形态陷阱之中。马克思就批判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将作为结果的“人”设定为理论前提，从而导致理论的谬误。他们“从政治经济学中‘给定的’出发点开始，然后通过批判表明，这些理论出发点实际上都是需要被证明的东西，它们已经是对全部历史发展的一个总结。简言之：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作为最具体、常识性的、简单的、起到建构性作用的出发点，经过考察后都只是先在一些规定的总结”。如果我们是直接从经验抽象出“稀薄”、无内容的一般，那么实际上还是保留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形式，将在交换价值当中表现出来的物化的社会联系当作超历史的事实接受下来，这就遮蔽了隐藏在背后的具体社会历史联系，失去理论的内在根据和动力。

没有“生产特殊”我们就不能理解“生产一般”。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形式当中都包含着“生产一般”，但它绝不是统摄一切的绝对范畴，重要的是认识它的特殊规定条件。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就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这绝不能等同于原始社会的生产或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对包含差异的整体的理解是打开马克思方法的重要钥匙。通过马克思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进行的精彩剖析，霍尔更为深入地理解了复杂结构总体当中不同要素间的非同一性关系，拒斥了对概念的抽象、原子式的理解。

接着，霍尔从思维的现实历史前提和“相对自主性”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论述，阐述了他关于结构和历史的观点。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将理论作为一种独立的实践形式确定下来，而“在霍尔的指引之下，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发生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这必然促使霍尔在阅读《导言》时去思考这一问题。虽然他承认思维的方法有别于历史的逻辑，两者之间存在差异，但两者并非“截然不同”，因此他否认阿尔都塞的观点，认为思维和现实之间绝对的断裂并不存在。他一方面强调,必须摆脱黑格尔将思维的独立性绝对化的错误做法，明确反对用绝对精神运动的那种直接同一性去理解思维和历史关系;另一方面，霍尔又点名批评了阿尔都塞：“任何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例如阿尔都塞的理论，寻求在思维与其对象之间建立一种无法逾越的隔阂的做法，都必须让步于马克思观点(即思维是从观察和对观念的审视中来)中所包含的对具体的参照，这种参照在我们看来不是经验主义还原”。

完全割裂思维与现实的关系来言谈二者“纯粹是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生产方式”或“历史分期”的结构性论述，同时暗含了对“历史”的另一种理解，即历史发展的轨迹表现为不同结构内部各要素的不断接合。所以说，它表明了一种基于“断裂”的社会历史观，“历史在一系列的社会形态和集合体当中运动，但仅仅是在一种被延缓和取代的轨迹上运动着。它借助于一系列的断裂得到发展，这些断裂则是来源于每个特定方式的内在矛盾”;相应地，理论也必须自觉地意识到自身所立足的特定历史关系，同时又可以基于对当下最发达形式的分析，回溯以往的历史。因此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而不是相反。“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

最后，霍尔指出，虽然马克思在完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会不断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但他对后两者并非是全盘否定的态度，每一次批判同时也是向后两者学习的过程。马克思那里已经有意区分了所谓“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前者力图总结资本主义生产规律，而后者只是前者拙劣的模仿者，其中那些看似“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只满足于钻研着更完美反映(异化)现实的理论体系，用反映颠倒的社会关系的理论去改造颠倒的现实，从未想过通过实践推翻资产阶级关系。由于实践没有彻底改变社会现实和资产阶级关系，所以马克思对普鲁东是“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的指认，在当代的社会研究中依旧振聋发聩。

三、对抗与革命主体——安东尼奥·奈格里对《大纲》的政治性解读

以奈格里为代表的意大利工人主义知识分子，在直接投身革命运动中学习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奈格里本人凭借着世纪之交出版的《帝国》一书获得了广泛声誉，而他借以剖析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二元对抗逻辑框架，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已经基本形成。在他对《大纲》的政治性解读中，革命主体何以形成始终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思想主题。以劳动主体之力对抗资本束缚的理论逻辑，清晰地贯穿于奈格里解读《大纲》的字里行间，不仅体现在他对《大纲》文本的基本定位上面，也表现在对马克思的方法、范畴和理论诉求的理解上。

首先，奈格里将《大纲》和《资本论》对立起来，为我们讲述了另一版的“两个马克思”：一个是《资本论》当中讲述着枯燥的资本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学究形象，另一个则是《大纲》中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呼唤革命主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革命者形象。而后者正是他要突出强调的本真的马克思。奈格里不同意罗斯多尔斯基等人将《大纲》视作为了写作《资本论》而准备的手稿的看法。就政治思想方面来看，他认为《资本论》并不是马克思思想最成熟的作品，因为其中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已经扼杀了革命进程的动力，成为一种带有客观目的论色彩的黑格尔式的总体进程。相反，《大纲》中保留了马克思对主体的关注：“《大纲》的这种原创性、令人兴奋的感觉和新鲜感完全在于它那难以置信的开放性。这种科学所具有的矛盾的非决定性的特征必然是从这样的事实中派生出来的，即其中包含着主体的决断。”

其次，将“差异”转义为“对抗”也是奈格里论述马克思方法的一个特点。奈格里反对辩证法，或者说反对一种循序渐进式的总体辩证法，只强调不同要素、主体之间不断地对抗和运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基于似是而非的矛盾，而是建立在经济与政治的高度统一，建立在不断变化的现实道路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方法在事物分析的不断置换中得到确认，这种变化产生于起作用的各种力量之间关系所表现的形式的多样性。当主题修改时，范畴也就变化了。”他十分赞同马克思洞察到了整体当中非同一性要素的存在，并将之放到理解社会现实的必要环节。差异本身就是对同一的否定，是一种对抗，所以差异、不同和对抗在奈格里那里是同义词。

这种对二元主体对抗逻辑的强调，突出地表现他在马克思关于货币和价值论述的分析中。奈格里指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者们都按照《资本论》的路径从作为“经济细胞”的商品分析入手，这是一条舍近求远的理论道路。倒不如依照《大纲》中的论述路径，直接从货币出发，显示其背后发生作用的社会权力关系，进而一目了然地看到劳动与资本的对抗的存在。毫无疑问，马克思正确指出了劳动是资本生产的前提，但与此同时资本却将劳动者的对象化劳动抽象成了交换价值。通过对劳动二重性的分析，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资本和劳动的对抗关系得到确认，属于工人主体的劳动能力和创造力被异化为受资本控制和压榨的、进行着剩余劳动生产的异化劳动。

资本与劳动始终处于动态的强制与抵抗的关系之中，双方都各自积累起自身力量，并且在社会范围内将彼此间的矛盾铺展开，这就是剩余价值的社会化——利润理论。“从资本的角度看，剩余价值就是利润”，它将剩余价值包装成一个独立的变量。利润“作为社会对抗的一极的一股政治力量——在这一阶段它是政治学的……《大纲》的目的就在于发展出一个与资本的主体性的利润相对立的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理论”。而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则被解读为一种“活劳动对利润力量的对抗”，所以只要作为一极的工人阶级持续斗争和反抗，资本就会陷入阶级斗争的泥潭当中。资本主义社会化程度越是扩张，它的对抗性就越是加深，在量上就越是增长，而“机器论片段”就是这种冲突的顶点：一边是从属于资本的自动化机器体系将劳动者从直接劳动过程中边缘化;另一边是工人自身素质随着自由时间的增加而不断提高，在知识、技能和智力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最后，奈格里认为，正是这种持续性的对抗，而不是某种自然而然的“过渡”保证了共产主义的到来，而承担这个历史使命的只有作为劳动的主体。在具体的策略上，他指出了两个重要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拒绝劳动”，在资本之外进行过渡。工人们在新的形式下重新组织，产生出新的生产方式，此时的生产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工人阶级的需要：“剩余价值规律继续起作用，但是以颠倒的方式在起作用。不劳动，拒绝劳动就成为工人们的主张，成为价值规律被颠覆的基础，也成为剩余价值规律被重新阐释的基础。”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从工作中解放之后工人阶级自我规定的多元计划，也就是所谓“自我增殖”，采取自治的形式建立起一种富足、独立的多样性，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与“帝国”相对的“大众”。在奈格里看来，作为劳动主体的工人们应当走出工厂，形成一个在社会层面更加普遍化的“社会工人”群体来打破资本对劳动的限制，继而实现共产主义。

四、重建社会本体论——卡罗尔·古尔德对《大纲》的哲学解读

美国女性学者卡罗尔·古尔德是在经历美国新左派运动之后接受《大纲》的，1978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集中体现了她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在这本书中，她延续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中“人”的关注，基于马克思《大纲》中有关“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思想，重新建构出一种社会本体论，继而实现其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异化现实当中拯救“人”、拯救“劳动”的核心诉求。这一理论批判主流的自由主义对个人和社会的割裂，强调从整体的关系视角出发去理解“社会个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平等和正义。

这里所说的本体论，不是传统哲学意义上作为“第一性”的东西，而是指所有社会理论都必须具备的理论前提，是所有社会理论都或明或暗坚持的某种理论基础或原则，而“社会本体论是通过社会解释的方法去分析社会实在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古尔德认为马克思的全部思想中也暗含着一个本体论，而这个本体论范畴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对具体社会历史的承认和理解。这一特点显而易见地表现在《大纲》当中。

她认为，个人与社会关系是整个社会本体论的基础。以往自由主义或集体主义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都犯了二选一的片面化错误。在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当中，个人是基础性的，是理解社会关系的前提存在。但个人不是一种单子式的存在，相反它实际上是社会和公共的，是在相互关系中行动着的个人。马克思赋予了社会关系中的个人鲜明的历史特征，使之不再是某种固定的僵死之物。同时，马克思所说的共同体既不是个体与个体简单相加的结果，也不是传统自由主义所定义的一种凌驾于个人自由的外在限制，而是一种内含个人自由的全面自由概念，是“由自由个人的活动构成的共同体概念”。通过仔细分析《大纲》中马克思对“三大社会形态”(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以及与之相应的三种社会关系形式(即对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的社会个性)的论述，古尔德进一步推论出三种不同的平等关系，即不平等关系、形式上平等的关系以及具体上平等的关系，从而揭示了“个人”背后的特定社会历史规定，强调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认识必须扎根在对具体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理解中。

对马克思社会本体论的理解离不开另一个重要概念——“劳动”。古尔德在对比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潜能-现实说”时指出，前者的优越之处正是在于他指出了“个人在他们的活动中创造这个本质，所以它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预定的。这最终发生在一个变化且发展着的本质概念中”。她继承了马克思早期关于劳动概念的思考，并且着重从对象化、技术和时间与因果律等方面诠释这一概念。

我们知道，具有创造性的人类自由自觉的劳动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异化逻辑中前提，是作为人类本质活动而存在。它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这个过程也是个人与自然、个人与其他人之间形成交互关系的过程。经过劳动“塑形”之后，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主体在此中显现。古尔德认为，《大纲》中对劳动一般特征的分析重新解释了“时间”范畴和因果律。就“时间”范畴而言，黑格尔眼中的自然对象是被主体(绝对精神)自身所包含的东西，对象化过程是对已经存在于意识中的自我的认识，其中没有新的东西，而马克思一直强调对象化劳动是主体改造对象一个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人类劳动活动具有过去-现在-未来在动态过程中相统一的特征，“人类的劳动活动是人类的时间意识的起源;人类的劳动活动是作为客观尺度的时间的起源;同样，我也要指出，这个活动是理解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序列和变化的条件”，正是通过劳动，对未来的预期把现在投射或指向未来。

同样地，马克思“劳动”概念中包含的行动与创造的辩证关系，也在两方面重构了传统因果论的理论根基：第一，他改变了传统因果性问题域的划分，将这个问题放置于人类活动自身范围内，抛去了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的可能空间，使得这一问题从一般本体论转到社会本体论的语境之中。第二，马克思改变了因果关系中的意向性或目的论解释，克服了动力因与目的因相分裂的状态。劳动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目的或意图在世界中生效，与此相关的是，行动的客观条件依照目的而改变……在这个劳动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渐阐明了与人类的自由相一致的因果性概念”。在理想情况之下，劳动就是一种有目的地改造客观条件的积极创造性活动，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在《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中，古尔德正是在这种社会本体论和劳动本体论基础之上深化了对自由和正义的理解，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中人对人的支配、抽象自由等问题，并提出了她关于正义的交互性思想，从而发展了她的社会伦理学思想。

五、“创造性误读”：左派阅读《大纲》的当代反思

历史地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0世纪70年代《大纲》研究热潮的兴起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左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理论创新需要为历史背景，最终也随着运动本身的式微而逐渐回归平静，更多的学者开始以更为审慎的态度重新耕耘这份文本，它渐渐回归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谱系当中得到评判。如今，《大纲》依旧是马克思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但相关的具有原创性思想的研究作品却越来越少，这更加凸显了霍尔等人工作的独特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小结：

首先，左派知识分子们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的这股阅读《大纲》的热潮，深化了我们对《资本论》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大纲》与《资本论》关系的认识。《大纲》的出现必然会改变我们对《资本论》的既有看法，这种改变仅仅是一个补充，还是颠覆性的革命，在霍尔等人看来是一个问题。《1844年手稿》在西方的遭遇已经表明，马克思文本(尤其是一些手稿)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紧密关联。《大纲》在奈格里等人手里,实际上成为了反对基于《资本论》建构起来的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武器，这一做法虽然打破了之前从《大纲》到《资本论》的线性认识论，但“彻底否定《大纲》与《资本论》之间的连续性，甚至将它们对立起来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这场阅读热潮的实质就是要利用《大纲》去争夺对马克思的解释权和寻找新的革命道路。

其次，他们各自对《大纲》的独特解释，客观上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左派内部理论逻辑逐渐从一元走向多元化的历史演变。德国学者海因里希就指出，在阿尔都塞之后，“围绕‘青年’(哲学的)马克思和‘老年’(经济学理论的)马克思关系问题的争论，就如同争论中不同地位的人的政治视角一样成倍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大纲》的广泛阅读第一次真正开始，这也长期影响了对《大纲》解释”。“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末失败的西欧社会运动中宣告破产，在这之后并未出现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或旗帜整合起整个左派阵营，霍尔等人依旧是在和结构主义或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与交锋中推动自身思想的发展。正是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的工作基础之上，而非一种断裂，霍尔等人走出了新的理论道路。

最后，虽然霍尔等人对马克思《大纲》的解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依旧是一种“创造性误读”。“创造性”毫无疑问体现在他们在文化研究、社会本体论等各自领域内对马克思思想的原创性阐释中。然而，他们的创造性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角度去看，他们都缺少对《大纲》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认识。奈格里虽然是在与《资本论》的比照中解读《大纲》，但他实质上想要写出的是属于当代的《共产党宣言》，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霍尔一度在“编码/解码”中出色应用了马克思的方法，但他“切·格瓦拉”式的游击战理论策略模糊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把握;古尔德则并没有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分析，停留于诉诸个人道德自律的伦理说教，在资本主义内部呼吁民主和正义。

总之，如今的《大纲》依旧被视为马克思思想的“实验室”和未尽之作。霍尔等人的创造性误读表达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也不失为对马克思思想进行本土化和时代化的有益尝试，显示了马克思文本与思想、理论与实践、批判与建构的张力，为我们回顾和反思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经验。。

作者：孔智键

文章来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