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意焕：李成勋对《资本论》的当代阐释与理论拓展

李成勋对《资本论》的当代阐释与理论拓展

——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学术路径

赵意焕(河南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郑州 450046)

摘要：李成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毕生致力于《资本论》的学术研究、理论传播与当代应用。系统梳理并阐释李成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贡献，可将其思想体系归纳为四大维度：其一，立足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在竞争理论、自然力理论、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及人的现代化等议题上实现了《资本论》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的创新性结合;其二，通过多维度的文本解读与体系化阐释，丰富了《资本论》的传播样态与学习路径;其三，以《资本论》脚注研究和恩格斯增补研究为切入点，开辟了经典文本解读的新视角;其四，围绕“两个结合”与学科建设构想，为《资本论》理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探索性思路。李成勋的研究不仅在方法论上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科学运用，更在实践层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建构与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资本论》;李成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

李成勋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他毕生致力于《资本论》的学术研究、理论传播与当代应用，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个重大历史阶段中，始终坚持以《资本论》的核心思想为指导，立足劳动人民的基本立场，敏锐把握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对《资本论》的研究视野宏阔、内容广博，涵盖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与关系、社会经济过程的运行环节等方面[1]3-8。为纪念李成勋研究员对《资本论》研究作出的卓越贡献，现从以下四个维度对其学术思想进行初步梳理与阐释。

一、立足现实、服务国家建设的创新性研究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展开的。《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其研究需要密切联系中国的具体国情。正如毛泽东所讲：“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和发展真理。”[2]136李成勋的学术研究始终精准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课题，努力从《资本论》的经典理论中提炼思想资源，形成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以扎实的理论研究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

1.竞争理论的创新研究：服务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型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就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部署。[3]702-703邓小平亦指出，“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4]70。我国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进程中竞争现象日益凸显。恩格斯曾认为，竞争以生产资料私有为前提，竞争关系使人与人之间沦为“兽与兽的关系”，“竞争者不是凶猛野兽又是什么呢?”[5]63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商品经济形态存在的必然性;为激发经济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成为制度选择的必然逻辑。那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中的竞争现象，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竞争有何异同?为使竞争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得到更合理的运用，李成勋研究员深入探讨了不同生产方式下竞争规律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分析了竞争在不同商品经济阶段的作用范围与作用程度。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竞争规律不仅与价值规律互为表里，而且与资本主义特有的各种经济规律相互作用，竞争的深度与广度空前发展，其结果是在促进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加剧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阶级矛盾。而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竞争规律同样与价值规律相表里，但与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相结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竞争的广度与深度，避免了竞争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他进一步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竞争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制约，脱离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引导，仍然可能表现出盲目性。由此，得出的重要结论是：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必须辅之以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以克服其潜在的消极作用。[6]210-223

2.自然力理论的创新研究：服务“两个根本转变”的战略需要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两大战略性转变——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3]702-703，即“两个根本转变”;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各类企业需要适应WTO竞争政策和竞争规则。[7]这些时代背景要求各类经济主体不断提升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为推进“两个根本转变”、切实增强我国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能力，李成勋对《资本论》中关于自然力的论述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系统梳理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各种自然力。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生产过程中各种自然力的来源进行了那个时代条件下尽可能详尽的挖掘，明确指出了自然力的七大来源：一是来自自然界的自然力，如风、阳光、潮汐、气温、微生物等;二是来自机器的自然力;三是来自科学与技术的自然力;四是来自劳动协作与分工的自然力——“通过简单协作和分工来提高生产力，资本家是不费分文的。它们是资本统治下所具有的一定形式的社会劳动的无偿自然力”[8]363;五是来自活劳动的自然力——“在创造新价值时又保存旧价值，这是活劳动的自然恩惠”[9]700;六是来自加速资本周转的自然力;七是来自人口增长的自然力。这些自然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加剧了阶级矛盾。李成勋指出：“马克思虽然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中揭示出自然力理论的，但如果抽象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自然力理论完全可以运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10]700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理利用这些自然力，能够更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

3.国民经济八大比例关系的创新研究：服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处理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1]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12]76。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产能过剩等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李成勋基于《资本论》中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必须保持协调的理论，提出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必须重视的八大比例关系，依次为：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产业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军工生产与民用生产的比例关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的比例关系。在对每一比例关系的分析中，他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例如，关于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他认为《资本论》所揭示的这一规律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普遍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要求。这八大比例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涵盖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必须处理的各种基本关系。他不仅充分阐明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必要性与可能性，揭示了国民经济各侧面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内在逻辑，而且据此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越需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以避免恶性竞争膨胀、经济无政府状况激化和贫富差距扩大。”[13]

4.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的现代化关系研究：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

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14]237;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更为丰富的内涵，并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5]17-18。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人的现代化。李成勋创造性地将《资本论》中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与人的现代化理论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资本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9]683。“产品发展成为商品，是由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换，而不是由同一公社各成员之间的交换引起的。”[16]1015“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5]571。《资本论》虽未直接提及“人的现代化”概念，但是《资本论》的核心理念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本质意义就是指人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7]594李成勋创新性地分析了二者关系：“只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达标了，人类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或者说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的现代化则是相对的，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表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在追求人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也可以说，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一个远大的目标，而人的现代化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途径。”[6]264社会主义中国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超越，就需要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人类设想的美好社会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发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这样的路径选择。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李成勋为新时代促进人的现代化提出了四项建议：一是彻底扭转“重物轻人”的倾向;二是每个人都应树立远大的理想(他特别指出，当代人如能自觉将本职工作与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联系起来，可视为人走向现代化的重大进步);三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科学的价值观念;四是每个人都应接受高等教育、掌握高端的专业知识与技能[6]268-270。

二、丰富《资本论》传播学习样态的体系性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8]4-9为助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才的成长，李成勋研究员倾注了大量心力，形成了以丰富《资本论》传播学习样态为目标的体系性研究成果。

1.以中国化时代化语言多维度阐释《资本论》内容体系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1867年。时至今日，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出《资本论》所未曾预料、未曾设想的社会实践形态。如何帮助学习者结合现实准确理解《资本论》的精髓?李成勋通过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语言，以多维度、多形式解读《资本论》的内容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才的成长提供了重要帮助。他首先将《资本论》的创作背景、艰辛历程、科学价值、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等要素加以整合，以“工人运动的高涨与《资本论》的写作”“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一座宏伟壮丽的科学大厦”“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剩余价值是怎样实现的”“剩余价值在各剥削集团之间的分割”“马克思的《资本论》永放光芒”为逻辑主线，为学习者呈现了生动而系统的内容[19]1-2。随后，他又创新性地采用问答体裁阐释《资本论》的核心内容，他认为这种形式“比较灵活，可以讲体系结构，也可以分析内容;可以解释疑难，也可以发挥要点;可以谈体会，也可以前后串讲”[20]1。他善于在反复研读《资本论》的过程中，发现并整理关于某一主题的系列论述，将这些论述加以汇总，形成系统性的专题研究，如“挡不住竞争的洪流”“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先声”“马克思自然力理论及其启迪”“《资本论》论中国”[21]“《《资本论》论城市”[22]等。以专题形式分析解读《资本论》的重要思想，既有助于学习者获得系统的科学知识，也有助于其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此外，他还将自己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各类读书笔记及研习心得，以“学案”形式结集出版，形成了兼具学习与研究参考价值的独特学术著作。

2.深入挖掘并生动呈现围绕《资本论》的价值体系

在《资本论》的创作、研习、传播与应用过程中，除其理论体系本身之外，还蕴含着大量值得学习者汲取的科学态度、研究方法和崇高品格。李成勋对此进行了深入挖掘与系统呈现。首先，他通过具体史料揭示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所秉持的科学态度：马克思立足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倾注了40年心血，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9]21。为此，马克思阅读了1500余种书籍;为弄清实用工艺学中的问题，他专门去听相关课程;为写作仅十余页的“生产时间”，他查阅并运用了5个国家关于炼铁、纺织、制陶、造酒、制革、漂白、造林、畜牧、谷物栽培、饲料种植及轮作制等方面的详细技术资料[6]17。其次，他在呈现围绕《资本论》的价值体系方面，善于通过引用马克思自己的原话为人们提供最具影响力的内容，以此激发人们“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热情。例如关于《资本论》研究方法的阐述，直接使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9]8进而，他用通俗的语言阐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对客观经济过程的具体分析来揭示规律，通过揭示经济范畴来论证经济规律，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论证规律[6]39-40。最后，在呈现围绕《资本论》的崇高品格方面，他挖掘了大量关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艰辛历程、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无私帮助和伟大斗争、列宁和斯大林等在《资本论》学习应用中的感人事迹。特别是马克思在贫病交加中仍坚持收集大量资料、学习多门语言的经历[23]579。在这方面，他也是通过大量引用马克思的原话，使人们更能够切身感受到马克思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勇气，“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24]209;“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25]11

三、开辟《资本论》理论新视角的拓展性研究

李成勋不仅善于将《资本论》核心思想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尤为注重从多维视角审视《资本论》。在拓展《资本论》研究新视角方面，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开创性地对《资本论》的脚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释，迄今仍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此领域开展如此系统研究的学者;二是系统地考察了恩格斯对《资本论》所作的增补。

1.独创性研究《资本论》脚注的理论价值

他独辟蹊径地研究了《资本论》中的脚注，使人们对《资本论》的认识更加深刻。他认为《资本论》中的脚注，除了具有标注引文出处和说明正文中版本之间差异等作用外，还具有六个方面的理论价值：说明某一思想或论点的来源;阐发和解释正文中的论述;为正文提供思想或事实方面的材料;对正文论述的范围和条件加以规定和说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为正文或原注补充新资料、新论点。[26]28《资本论》中的部分脚注广为流传，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数：“如果由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16]871这样的脚注就属于对正文论述进行的阐发和解释。李成勋认为，“不可漠视对《资本论》脚注的学习和研究……其中有对正文理论阐释的延伸和补充，以及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针对性的批判，还有对正文文献的注明和有关案例的列举”[6]2。他通过细致统计得出重要数据：“《资本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脚注，包括正注和单独编号的补注在内共计1330个，其中第一卷1107个，第二卷61个，第三卷154个，各种序言和跋8个。经逐条统计，全部脚注篇幅达21万字之多，倘若单独汇编成册，当是一部不小的著作……在全书1330个脚注中，马克思所写1240个，占93.2%;恩格斯所写73个，马、恩合写17个，后两项合计仅占6.8%。”[26]28他认为，《资本论》脚注内容多样，给学习者的滋养亦是多方面的：“它从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资本论》正文的内容;它为我们提供了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锐利武器;它为我们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指明了途径;特别是通过《资本论》的脚注，我们可以学习马克思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因此，我们应当把《资本论》的脚注看作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认真加以继承。”[26]29

2.系统研究恩格斯对《资本论》增补的多重价值

马克思未能亲自完成全部《资本论》的整理出版工作，整理出版第二卷、第三卷及对第一卷的修订再版等任务均落于恩格斯肩上。恩格斯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对待此项工作，付出了全部心血。“恩格斯在他逝世前的两个月里，也就是在他患了食道癌的情况下，还在写作《〈资本论〉第三卷增补》，其中包括《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交易所》两篇文章，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论》的攻击，捍卫了《资本论》的理论体系。”[6]27为更全面地把握《资本论》的各个方面、每个理论，李成勋研究员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恩格斯对《资本论》增补的形式、内容与规模。恩格斯对《资本论》的增补具有多重价值：增补的两篇专论，一篇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另一篇提出了新论;有的增补是必要的注解说明;有的增补是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新材料;还有些增补则是为了捍卫《资本论》[27]。恩格斯对《资本论》的增补有三种形式：一是在《资本论》正文中增补字句、段落甚至章节;二是为《资本论》增补注释;三是单独撰写增补专论[27]。李成勋还对每一处增补的具体字数进行了统计分析：“恩格斯在《资本论》正文中所做的增补共122处……每处增补的篇幅不等，最少的只有一个字，最多的近万字。正文中的增补共37600多字”[27];“增补的有些新论是写在脚注里的，我们切莫为脚注这种形式而忽视它的理论意义”[27]。他认为，恩格斯的增补文字是《资本论》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使《资本论》的论述更严密、更完善、更新颖，延长了《资本论》所反映的历史时限，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资本论》的生命力。

四、辅助《资本论》理论持续发展的探索性研究

恩格斯曾言：“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28]297李成勋指出，《资本论》具有持久而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为此，他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了系统的学术努力。

1.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推进经济学领域的“两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9]245。李成勋在数十年《资本论》研究中，始终高度重视这“两个结合”。他认为，中国是文明古国，但至今尚未形成“本土化经济学”，其原因在于数千年中央集权式封建专制统治的长期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学领域既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内容，这些都需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1]567-568。“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学新学科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一种表现”[30]前言3。关于促进中国“本土化经济学”的形成，李成勋认为，经济学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前提;以中国本土为背景的原创经济学在以下几个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发展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发展战略学[1]568-569。他还对我国建立“开发经济学”提出了初步设想，认为开发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也是一门横向性学科，它综合了工业、农业、商业、微观、宏观和教育、生态等各个领域和学科中的开发问题，自成体系，专门探讨经济生活中有关开发过程的规律和原则[31]484-485。他还强烈呼吁创建“《资本论》学”，他说：“‘敦煌学’、‘《红楼梦》学’、‘洛阳学’的形成和传播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完全有条件支撑‘《资本论》学’的形成。”[32]318

2.针对《资本论》每篇内容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资本论》内容博大精深，富有哲理。为推动《资本论》研究的持续深入，李成勋针对每一篇内容梳理并提出了多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以论题形式呈现，有的则以个人感悟的形式呈现， 都整理在2025年出版的《<资本论>教学与研究述要》中。如在“如何理解《资本论》中的异化理论”中，他写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使用了一些与异化相近或相关的概念，如神秘化、人格化、物化、虚拟化等，都应进一步研究。”[32]286李成勋在提出这些“需要研究的若干问题”时，对每个问题都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思考，在这些思考中，有的阐述较为细致，有的仅列出标题，有的表现为疑问，有的则是感想。例如，在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怎样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之后，他用数千字的论述自问自答了这一问题，最后总结道：“综上所述，在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劳动创造价值和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基础上，阐明了价值实体和价值量……为进一步构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及生产价格理论等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为创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32]46-47这一问题看似已有答案，为何仍作为“需要研究的问题”提出?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研究尚不够充分、不够深入，希望后来者能把这一问题阐述得更深刻。在“资本周转”篇中，“需要研究的若干问题”以标题形式呈现，如第三个标题“如何加强固定资产管理”下设12个二级标题：“(1)合理测定物质磨损;(2)合理测定精神磨损……”[32]158-159。在“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一篇中，他以疑问形式表达思考：“薄记如果就是指企业内的会计账本的购买和记账劳务，能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吗?马克思指的是不是包括企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统计与核算?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32]146对于自己思考的问题是否适宜作为学术研究课题尚不确定时，他如实表达。在“货币转化为资本”一篇的第五个问题中，即“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确认劳动力是商品同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是否统一”，他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这是一个难题。我认为，要实现二者的统一，在流通领域购买劳动力时，应依据价值规律办事;在生产领域使用劳动力时，应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只有这样才可以使二者统一起来。”[31]59但凡具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者皆知，“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9]198;“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9]871。因此，将劳动力作为商品买卖与按劳分配统一起来，确属极具难度的研究课题。

五、李成勋关于《资本论》系列研究成果的重要价值

李成勋毕生致力于《资本论》的学术研究、理论传播与当代应用。这些研究贯穿理论阐释、经典传播与现实关照多个层面，形成了富有创见的学术积累。李成勋关于《资本论》的系列研究成果具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价值。

第一，助力攀登《资本论》的科学高峰。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巨匠，《资本论》中深邃的科学思想、富于哲学辩证色彩的语言、体系化的学理阐述以及浩瀚丰富的内容，常使不少学习者望而生畏。李成勋关于《资本论》的系列研究成果能够为学习者提供多种帮助，助力其攀登《资本论》的科学高峰。《资本论》共四卷，前三卷中文版共2465页;第四卷分三册，共1724页。前三卷以《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的书名出版，是马克思创作的理论部分;第四卷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名，是对代表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属于理论史部分。四卷《资本论》共计4189页，约400万字[6]297。不仅篇幅宏大，而且结构严谨、论证科学、内容丰富，堪称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恩格斯称《资本论》为“工人阶级的圣经”[9]34。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应当系统研读《资本论》，并将其核心思想运用于本职工作。然而在现实中，不少学者与实务工作者甚至尚未通读过《资本论》;部分曾阅读者，也因该书内容庞大深奥而削弱了学习、研究及应用的意愿。要充分学习和应用《资本论》，就必须具备攀登科学高峰的勇气和毅力。李成勋在帮助学习者充分理解掌握《资本论》核心内容方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依据自己长期从事《资本论》教学工作积累的经验，为人们梳理出学习《资本论》的框架体系、研究主线、基本原理和核心思想等，这些内容既有总体性的，也有分章节的，便于人们逐步深入学习和应用;二是他用围绕《资本论》创作、传播及应用过程中的感人事迹，激励学习者树立远大理想，克服研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三是用中国化、时代化、多维度地解读《资本论》的基本内容，能够为不同类型的学习者提供多样化的帮助。

第二，拓展开发《资本论》理论宝藏的思路。《资本论》是一座思想理论的富矿，蕴含着大量指导现实社会发展的宝贵思想。李成勋认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出如此全面、系统、详尽、周密分析的著作，迄今为止，世界上唯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同时他指出，《资本论》具有强大的现实指导价值，在我国不同的发展时期，都能够从《资本论》中获得科学指导。李成勋对《资本论》的系统研究，尤其他对《资本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为我们开发《资本论》理论宝藏提供了思路。他对《资本论》的研究不仅有整体性的，也有专题性的;不仅有学理性的，也有应用性。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拘一格，或者说他善于和敢于创新。除了前面述及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他还善于把散布在各卷中的某个关键概念系统起来形成专题研究，如《资本论》论可持续发展、论自然力、论中国、论城市等。他之所以能够基于《资本论》研究出如此丰富有价值的成果，原因在于《资本论》自身的科学性和哲理性。《资本论》不仅完整深刻地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有机体的内在规律性，也富含人类社会不同时期共有的规律性，并蕴含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遵循。在马克思看来，“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9]10-11。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反映这个有机体的理论不仅是体系化的、而且是多维度的。正如列宁所言：“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是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33]9马克思探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时，广泛运用了普遍联系的辩证法思维，对每一个联系领域都进行了深入探讨。每一位学者，只要能够像李成勋那样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都能从《资本论》中获得丰富深刻的思想启迪。例如，程恩富教授从《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提出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坚持的八个重大原则[34]1。

第三，坚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信念。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幻想通过再走一个时期资本主义道路以积累社会财富的观念，这是马克思警告过的走“卡夫丁峡谷”。李成勋关于《资本论》的多维度通俗化研究成果，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们理解和应用《资本论》的精髓，抵御“补资本主义课”的错误思想，坚定我们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信念。以他关于自然力的研究为例，通过学习他的这个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认识到，自然力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应用的机制不同，产生的社会效能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应用各类自然力产生的的社会财富都被少数资产者占有了，贫富差距只能越来越大;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国家或集体力量应用各种自然力，产生的物质财富合理地分配给全体社会成员，促进共同富裕。新中国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这就使部分学者或实务工作者产生一些错误观点，他们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未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因而应经历一段资本主义道路，以“补资本主义的课”。持此观点者，其主要依据是断章取义地解释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两句话：其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5]36;其二，“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5]592。我们应当认识到，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更大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在数十年间创造的物质财富已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数百年所创造的财富;同时，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促进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同步提升，而资本主义制度在提升物质财富创造能力的同时，却将人拉低到工具乃至野兽的层面。马克思把《资本论》视为“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24]209，是“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24]189。我们既然拥有了《资本论》这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就应遵循其思想理论改造世界，而非被动等待旧世界的灭亡和新世界的到来。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掌握了正确思想的无产阶级能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并且能够将处于农奴制、奴隶制乃至原始状态的民族，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使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从世界范围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后，其他国家有的尚处于奴隶制度，这些奴隶制国家在资本主义力量冲击下跨越了封建历史阶段，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状态，例如巴西等国。由此可见，辩证法的观点意味者既要坚信社会形态具有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性，也应当相信，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促进人类社会迈向更高级的阶段。恩格斯曾指出：“如果我们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完全显现出来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36]526对于“补资本主义课”、走“卡夫丁峡谷”之类的观点，已有学者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中国道路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37]。李成勋的系列研究成果是为了服务社会主义事业、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其传播和应用必然助力于对人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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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当代经济研究》,2026年第4期 责任编辑:王辉

作者简介：赵意焕，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农村集体经济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般项目一项(美好生活向度下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问题与路径研究);独著论文《中国农村集体经济70的成就与经验》被评选为2016-2025年政治经济学学科最具影响力的300篇论文之一;独著论文《马克思合理农业思想的生态意蕴探析》入选2024年度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研究领域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农村集体经济，乡村振兴，农村经济与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