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国家与革命》学习笔记1：国家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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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矜于民公众号
2025-07-28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1917年8-9月在秘密状态中写成的，1918年出版，全书共七章，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没有写（有提纲）。前六章独立成册出版。
一、《国家与革命》初版序言
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已经变成了囚禁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
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惨剧和灾难，使群众生活困苦不堪，使他们更加义愤填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际的意义了。
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使得社会沙文主义流派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个流派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如果不再“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
《国家与革命》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详细介绍这个学说被人忘记和被机会主义者歪曲的各个方面。其次是分析歪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谬论，尤其是考茨基的谬论。最后是对俄国革命的经验做一个基本总结。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地的意义，因为这个问题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
二、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做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是一些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摧残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的、完整地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中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方面使读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凿地证实并清楚地指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国家绝不是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这一段话已经十分清楚地表迷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开始受到了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的歪曲。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合适机会主义者对国家实质的典型歪曲】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巧妙得多了。“在理论上”，它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考茨基恰恰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点】
三、国家机器的主要强力工具：武装军队、监狱等
恩格斯说：“国家和旧的氏族<或克兰>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就是它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社会权力的设立。这种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因为社会居民分裂为阶级。“这种社会权力在每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
国家的这个权力，这种力量，即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主要是指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
机会主义者习以为常的、最不注意的，奉为神圣的常备军、警察，其实质就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十九世纪末叶，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这是不能不这样的。他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中国的民兵组织，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的民兵组织，即是“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
对于为什么要有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使自己同社会脱离的特殊武装队伍（警察、常备军）这个问题，西欧和俄国的庸人总是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这种说法似乎是“科学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掩盖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
这样的组织【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所以成为不可能，是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的”武装，那在它们之间就一定会展开武装斗争【反过来，要进行阶级斗争，就必须要有自己阶级的武装】。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当革命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
恩格斯说：……“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他们人口的增加，社会权力就日益加强。……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把社会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无论就托拉斯的完全统治【现代平台经济就是托拉斯组织】，或大银行的无限权力【包括金融开放】或大规模的殖民政策【医疗、种子、饮水等关键领域的殖民地化】等等来说，在十九世纪末期还才刚开始，而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期，世界就已经被这些“互相竞争的侵略者”，即巨大的强盗国家瓜分完了。从此海陆军备无限增长，英德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和由于瓜分赃物而进行的强盗战争，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就是侵略竞争的实质，它是各大强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武装军队、监狱等国家机器攫取的社会权力的突出体现。】
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们彻底暴露了他们资产阶级帮凶的嘴脸，他们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命”来掩盖他们维护“自己”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
【阶级斗争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侵略竞争，则是剥削阶级国家之间为争取剥削阶级的利益份额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往往演变为帝国主义战争。】
四、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官吏居于社会之上？
为了维持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社会权力，就需要捐税和国债。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着社会权力和征税权，它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于是就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克兰【氏族/民族】代表的“权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国家掌握军队的首脑，也会对“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社会“尊敬”的克兰首领标识羡慕。
【这里指出一个最普通的警察也能够为所欲为！】提出了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问题。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东西使他们居于社会之上？
恩格斯说：……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剥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的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至于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仅仅是例外，国家权力的实质仍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恩格斯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
目前任何最民主的共和国中的帝国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两种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的头几个月里，珀尔钦斯基先生在联合政府中实行怠工，不愿意实施遏止资本家、制止他们进行掠夺和借军事订货盗窃国库的种种措施，在珀尔钦斯基先生推出内阁以后，资本家“奖赏”给他年薪十二万卢布的肥缺，试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间接的收买？【这种现象已经在特色社会里成为共识，公开的操作模式。】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之所以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所以说财富的权力，也就是资本的权力使官吏居于社会之上。】
【至于被机会主义，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高看的普选制】，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小资产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机器同袍兄弟西欧一些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却正是期待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自己相信而且也要人民相信这种荒谬的想法，似乎普选制“在现今的国家里”真正能够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
五、恩格斯对国家实质的总结
恩格斯说：“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成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器陈列在一起。”
【这一段说明了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这在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书刊中很少看到，即使引用了也多半是为了崇拜偶像，为了正式表示对恩格斯的尊敬。
【但是阶级，国家，从产生到消亡，要经过怎样的惊心动魄的深刻的革命斗争，要经过如何长期的、反复的清除思想中的顽固的阶级观念和国家观念，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机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是从未认真想过的，也是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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