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二卷—倚天抽剑）第33-37章
第33章
“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我的所爱、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
人，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
得2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
话说在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的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风尘仆仆，开始了在湖南农村32天的实地考察。
毛泽东这次主要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5个县的农民运动。他的行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长沙出发，考察了湘谭、湘乡、衡山3个县。
“滚得好！”
靠近韶山的宁乡农会干部闻讯也赶来了，他们向毛泽东汇报说：他们乡国民党区分部实行“二民主义”。毛泽东连忙问道：
“什么是‘二民主义’？”
宁乡农会干部解释说：
“他们取消平粜米，还将领导我们斗争的鞋匠欧二保关进了县监狱，这不是取消了民生主义了吗？”
毛泽东说：
“说得好。这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不但把民生主义丢了，而且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的‘扶助农工’也丢了。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到县政府去示威，要求释放欧二保，实行平粜米。”
毛泽东吩咐身边的戴述人说：
“国民党宁乡县党部最近开县代表大会，你去出席会议，揭露那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破坏农民运动的错误。”
银田寺农会干部向毛泽东汇报说：
“团防局长汤峻岩等人，滥杀无辜：民国2年以来，杀了50多人，活埋了4人。被杀的50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个是完全无罪的叫花子。汤峻岩说是‘杀两个叫花子开张’。农民们纷纷要求对汤峻岩进行法办。”
毛泽东说：
“像汤峻岩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毛宇居在欢迎大会上致辞说：
“毛君泽东，年少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到此，大家欢迎。”
毛泽东向农会干部询问了乡里农运的情况，他对欢迎的群众们讲话说：
“我在外面听见有人讲，农民运动搞‘糟’了，在这里听农协委员讲，农民运动搞得好。我看是好得很！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的封建势力，这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孙中山革命40年没有做到的事，你们几个月就做到了。你们建树了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奇勋。”
毛泽东还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农民协会就是要办得热烈些。地主是少数，我们贫苦农民是大多数。穷人团结起来，就能打倒土豪劣绅。”
毛泽东看到祠堂里还有许多妇女，特别高兴，说：
“今天妇女同志来的不少。过去妇女受压迫，封建思想又作怪，妇女不能进祠堂。现在打倒了族权，妇女翻了身，能进祠堂了。今天要请她们坐头席。”
群众中立刻响起了热烈地掌声，不少妇女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毛泽东见到毛宇居的夫人谢素贞，拉着她的手说：
“大嫂子，你和乡亲们这样热情地欢迎我，真是看重我毛润之啊！谢谢你们！”
谢素贞说：
“润之先生，你是穷人的领路人，乡亲们都希望你帮穷人们说话，找出路啊！”
毛泽东点点头，脸上露出一种刚毅、坚韧的神情。
午饭后，第三、第四乡农协来了二三百人，欢迎毛泽东前去视察。毛泽东临行前，慷慨激昂地对乡亲们说：
“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我的所爱、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人，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2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
在第三乡农协所在地毛鉴公祠，农民协会举行了欢迎毛泽东的大会。毛泽东表扬了韶山农民运动，号召农民要破除迷信，他说：
“过去遇到旱灾，就拜菩萨，结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农民修了塘坝，解决了一些问题。看来还是要靠自己动手。民国14年，我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一些人对我讲：‘我们八字不好，坟山不贯气。现在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只几个月的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过去穷人没得饭吃，农运一搞起来，减租减息，也有饭吃了。’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协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也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协会？”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晚上，毛泽东回到韶山自己的家里，许多亲友和群众都前来看望他，他和大家围着火炉亲切交谈，一直到深夜。
是日晚，毛泽东回到外婆家唐家圫，在舅家歇宿。毛泽东不顾疲劳，把表兄表弟表嫂表侄都叫到一块儿座谈，讲革命形势，讲办农会的好处，他说：
“惟有合群奋斗，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才有出路。”
第二天，毛泽东离开了唐家圫。二姑家表弟贺晓秋拿出身边仅有的几块现洋，送给他作路费。自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来到这个曾经养育过他的外婆家了，但他却一直眷恋着唐家圫的山山水水，更惦念着外婆家的亲人们。
“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什么‘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粪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晓得搞什么啰，弄得乡里不安宁’。”
毛泽东说：
“土豪劣绅是我们的死对头，我们要把他们打倒，他们怎会讲我们的好话呢？你们要把团防局的几百条枪夺过来，建立农民自卫军。你们没有军事人才，我就请省里派一个来，帮助你们培养。”
后来，省里果真派了一位黄埔军校的学生来到湘乡搞农运。
“你们做得好！农民运动必须要有一个革命时期，在革命时期必须迅速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把一切绅权都打倒。不然，一切减租减息，一切要求土地和其它生产手段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的可能。”
毛泽东赞扬岳北农民说：他们敢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就像《西游记》里的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样。他鼓励农民干部要把这南岳衡山的革命烽火，点向三乡七泽，引向其它几个“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国。
毛泽东听说白果这儿的妇女勇敢地打破封建族权，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就吃酒，族尊老爷们也只好随她们的便。
第二天，毛泽东来到不久前白果妇女们吃酒的芳山公祠堂，召开妇女座谈会。妇女们争着向毛泽东讲述怎样放脚，怎样剪巴巴头，怎样禁止家婆折磨媳妇、不许丈夫虐待妻子的事情。毛泽东认真地听着，表扬她们做得好。
毛泽东离开白果，一路上先后在福田铺、宋桥、世上冲一带考察。他在福田铺调查时，区农协特地为他安排了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歇脚，可是他却坚持要住在一个小伙铺里，晚上，把旅客找来开调查会。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他们的大方向没有错。”
农协干部汇报说：
“衡山县的监狱里，关押有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
毛泽东说：
“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要释放被关押的农运干部，要组织群众放爆竹迎接他们出狱。”
毛泽东还非常关心湖南最早的农会——岳北农会中为革命牺牲的4位农会干部，他指示县农协干部说：
“要对烈士们重新安葬，对烈士的家属要好好地照顾，要严惩杀人凶手。”
毛泽东在衡山的4天考察期间，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包括典狱长、资产者，就是土豪劣绅的家里，他也要去走一走，以便能够听到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声音。他在衡山县城里，还特地拜访了一个过去的小狱吏谭汉卿。正是这个小狱吏，使他“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
毛泽东和陪同他的陈新宪在参观岳北工会旧址和慰问烈属的归途中，不断地用手梳理着自己的头发，一边深思，一边慢慢地走着。随行人员中有人不解地说：
“湖南农民运动为何首先在岳北搞起来，而且声势那么大，震动中外？”
毛泽东突然抬起头，停步在大道上，左手叉腰，右手扬起食指说：
“首先是岳北人民忍受不了赵恒惕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早有反压迫的革命要求；一是我们鉴于当时搞工人运动，几起几落，都是孤军作战，虽然在几个大城市得到青年学生的支持，可是忽视了占80%以上的农民群众。丢掉这股大力量，怎么能使革命成功呢？再者，我们当时在策略上也是为着牵制赵恒惕，以巩固安源、水口山、锡矿山及铁路沿线几个主要工运阵地。特别是赵恒惕长期统治湖南，是镇压革命运动的罪魁。赵恒惕是岳北白果人，因此，我们在湖南就来一个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在我离开湖南之前，湘区委从水口和安源抽调几位敢于战斗的同志，来到岳北赵恒惕的家乡，像孙猴子一样，一个筋斗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闹腾起来，好比一把尖刀插进赵恒惕的心脏，赵恒惕确实慌了手脚。我们当时的斗争目标是针对赵恒惕的。这就是湖南的农民运动首先在衡山岳北爆发的原因。”
湖南农民大革命对封建势力的猛烈冲击，使毛泽东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
毛泽东在总结这次调查研究的经验时说：
“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毛泽东在醴陵见到了罗学瓒。老友相见，格外亲热，千言万语，难以诉说。
原来，罗学瓒是在1922年从法国回到了长沙，那时，毛泽东正在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罗学瓒在区委的领导下，以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为阵地，为党培养人才，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以后，他担任过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职务。1925年冬，他以党组织的特派员身份，来到醴陵从事农民运动，不久，就担任了中共醴陵地方委员会书记职务。他的公开身份是县立开联女校和县立中学的教员。到北伐前夕，醴陵全县各区都已经建立了党支部，并建立了44个基层秘密农民组织，会员1.7万余人。
毛泽东一到醴陵，就和罗学瓒一同住在先农坛的房子里。罗学瓒多次为毛泽东主持召集座谈会，汇报醴陵农民运动的情况。
醴陵南二区三星里乡有个大土豪叫易萃轩，原来是个“乡里王”。农民运动刚刚开展时，他拼命反对。农民运动起来后，他又伪装开明，拼命巴结农会。乡农会挂牌那天，他送猪送谷，还送给农会一块“革故鼎新”的金匾。毛泽东听到这一情况，提醒农会干部说：
“土豪劣绅表面上投降农会，实际上还暗中同农会作对，不要上他们的当，要加劲做政治斗争。”
“东富寺30几个菩萨都给农民和学生烧掉了，有两个名叫‘包公老爷’的小菩萨被一个老农民抢走了，他嘴里还说着‘真造孽’。”
毛泽东开导他们说：
“破除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之类的东西，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的。我们现在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反而会给土豪劣绅造成农民协会‘不孝祖宗’、‘欺神灭道’的口实。”
毛泽东在东富寺的群众大会上，号召广大农民要坚强地团结起来，他指着东富寺的围墙说：
“这墙是用三合土筑的。三合土中的沙子是散的，可是加进黄泥、石灰，用水合拢，干固以后，用羊角耙也挖不进去。”
毛泽东和罗学瓒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分手，竟是他们两人的永别，从此以后，他们就中断了联系。后来罗学瓒还担任过中共湘潭工委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1929年4月，他在杭州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于同年8月27日英勇就义。
且说2月4日，毛泽东到长沙县考察。
毛泽东在整个考察中，看到农民们成立了梭镖队维持新秩序，有的农民敲着铜锣，拥着戴高帽子的地主游乡。一些罪大恶极的地主被关进了县城的监狱，他们的罪行包括囤积居奇抬高粮价。有些地主则抛弃家产狼狈逃窜。
毛泽东还注意到，现在的农民们甚至包括孩子们都已经很快地接受了新的道德观念。他看到在玩耍打闹的孩子中，其中一个被惹得生气了，于是就跺着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他还听到一位农民对一个乡绅吼道：“劣绅，你晓得三民主义吗？”
毛泽东看到“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农民为了禁赌，“烧了一担麻将牌”，感到很开心。他看到轿子被砸，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因为农民们是“最恨那些坐轿子的”。
毛泽东此次考察，不辞辛劳，行程700多公里，广泛接触了农民群众和有经验的农民干部，普遍走访了农、工、青、妇各种群众组织的积极分子和负责人，他每到一地，总是认真地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座谈会，全面听取汇报。他根据事先列出的调查提纲，亲自提问，亲自记录，还回答那些农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从来不摆架子，始终以“小学生”的姿态，虚心向群众和干部请教，获得了极其丰富的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材料。
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就将考察醴陵、长沙两县的情况向中共湘区委员会作了详细报告。他还对中共湘区委员会在农运政策上和处理实际问题上的某些错误，提出了批评意见。
原来，中共湘区委员会由于受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的影响，也过分地看重了农民运动中出现的个别问题，于是就发出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甚至开展“洗会”运动。
中共湘区委员会听了毛泽东关于湖南农运考察情况报告及批评意见后，表示完全赞同和接受。区委在1927年2月向中共中央写的《关于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检讨说：
“我们自认为，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区乡农村执行委员，几乎不自觉地站在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觉，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统治。可以说，此时，已改变了前一个阶段认为农运过左和纠正农运过左的观点和做法。改变了从前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限制贫农之错误观念矣。”
徐特立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他向毛泽东谈起了在老家五美乡的观感，他说：
“没有见过不识字的妇女和儿童这样伟大。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18岁起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孙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毛泽东也向先生介绍了他32天的考察活动。徐特立深有感触地说：
“我原以为人民大众参加爱国运动是由于无知，救国的方法首在教育。我的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教育，一小部分用来帮助学生，结果失败了。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农民运动一起来，我才知道教育救国是我30年来的一种幻想。”
“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现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报告了他在考察中纠正的几个主要错误，陈述了对今后农运方针政策的一些意见：
“1、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2、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3、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联合战线的议论。今后问题，不在责备谁人破坏联合战线而在共同负责建设一个联合战线。”
毛泽东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提出10点意见，其主要主要有：
农民运动分为3个时期：第一，组织时期；第二，革命时期；第三，建立联合战线时期。应该注意的是，“无论何地必须经过第二时期，始能过渡到第三时期。万万不可由第一时期跳到第二时期而不经过一个猛烈打倒封建地主威风的第二时期。”
“第二时期（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内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此农协万万不可请求政府或团防去拘捕所谓‘痞子’，只能提出‘农协整顿纪律’的口号，自己去整顿那下级农协的‘少数不良分子’，否则没有不减损农民的志气增长地主的威风的。”
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又是土地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千百万贫农群众的革命情绪在继续高涨，他们迫切地要求进到这“别一个革命”，这种情况是无论如何抑制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住的。现在是群众向左，而我们党在许多地方却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无论如何，党目前“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农民运动发展的县应成立地方组织。
毛泽东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这个来自革命实践之中的意见啊！所以，他在信的末尾又写道：
上述意见，只是“举其要目，详细情况当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
2月下旬，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也从长沙来到了武昌都府堤41号，和毛泽东团聚。
这时的杨开慧快要分娩了，身边又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但她为了使毛泽东集中精力写作，不顾身体虚弱和劳累，夜以继日地对毛泽东搞出来的农运调查材料仔细地分类、选择、综合，然后，又用蝇头小楷，工整地誊抄在稿纸上。在杨开慧的协助下，毛泽东很快就写出了洋洋洒洒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这篇调查报告里，充分估计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着力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他写道：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毛泽东热情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痛斥了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的反革命谬论，也驳斥了那种认为农民运动“过火”的错误观点。他要求革命党人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要“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要“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
《调查报告》论述了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农民不夺取政权，“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它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要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革命武装又是革命政权的主要支柱，因此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调查报告》强调了贫农的伟大作用，痛斥了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动谬论。毛泽东写道：
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的参加，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还以叶公好龙的寓言故事，嘲笑了那些党内害怕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他写道：
“嘴里天天讲‘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抄寄给了中共中央。可是陈独秀反对毛泽东的观点，他拒绝在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这一篇重要文章。毛泽东只好又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抄寄给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刊物《战士》周刊。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对毛泽东的一些观点也有不同看法，他后来曾经在《回忆与研究》中写道：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和给中央的报告大纲，由于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党内和统一战线内一部分人的右倾思想，以及来自阶级敌人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诬蔑的，因而在一些具体策略的分析上，不能不带有当时形势的具体特点，存在着某些不足。譬如：1、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2、认为组织时期、革命时期的农村中本来就无统一战线，只有到第三阶段才进入建立联合战线的时期；3、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
所以《战士》周刊在1927年3月5日，也只是首次刊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部分章节。而此时的瞿秋白，却十分赞赏毛泽东的观点，他对陈独秀的做法非常气愤，他对宣传干事羊牧之说：“目前党内，特别是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几十天的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1927年3月12日，瞿秋白不顾陈独秀等的反对，在他参与编辑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部分章节。1927年4月11日，瞿秋白又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交给党的出版机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题，出版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单行本。他还为该书写了一个序言，热烈赞扬湖南农民运动和毛泽东的壮举。他写道：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这正是：三十二天为谁忙，踏破草鞋多少双？
自古英雄惜英雄，大文至今留芬芳。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为推动农民运动而工作，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关于“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20年”的话，是他一生中的又一个重要的预言。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再一次证明了他的预见性是多么的准确！而他所说的“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又是何等的英雄豪迈啊！后来革命成功了，毛泽东并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衣锦荣归。当他再次回到故里见到父老乡亲时，则是在他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的1959年了。
第34章
“要站稳立场。农民闹革命，打垮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政权，
土豪劣绅威风扫地，所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上层人物说农民
运动‘糟得很’，是不足为怪的。”
话说毛泽东在完成农民运动考察及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农民运动已经席卷了湘、鄂、赣、粤4省，而且波及到了黄河流域。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民运动，急需再次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大力培养农运人才。毛泽东立即投入到为筹办湘鄂赣三省农讲所的工作之中。
按照原来的计划和约定，湘鄂赣3省国民党党部推选出8人，组成了“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这8个筹备委员是：湖南的毛泽东、周以粟、陈克文，湖北的张眉宣、陈荫林、陆沉，江西的龚式农、王礼锡。
筹备处成立后，毛泽东即着手解决农讲所的校址、经费、招生名额、课程设置、教员以及农讲所组织机构和章程等问题。
恰在此时，河南一带带有迷信色彩的“红枪会”活动频繁，且其迷信组织遍布直、鲁、陕、豫诸省，影响甚大。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在讨论农民问题时，推举毛泽东为“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的主席委员。
毛泽东奉命前往调查后，他认为，“红枪会”大部分是农民反抗兵匪的组织，应该团结、帮助、教育他们。他从大革命的第一线返回武昌以后，提出原定的湘鄂赣3省的农讲所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新需求，主张扩大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范围，给豫、鲁、皖、直、苏、川诸省一定的学员名额，吸收“红枪会”内革命分子参加学习。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为顺应各地农运工作者的要求，决定将湘鄂赣3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改由中央创办，交国民党中央农委管理，命名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样，国民党中央农民委员会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1、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委员会报告筹备经过；2、依照中央决议，将3省农讲所扩大为中央农讲所，农讲所章程根据3省农讲所章程进行修改通过；3、中央农讲所学习时间为4个月；4、农讲所负责人，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5、农讲所学生，因事实之需要，除原定600名外，增加200名；6、农讲所经费每月5100元，向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取，新增200名学生之经费，等预算后亦请中央拨给；7、农讲所先开课后开学；8、农讲所军事编制及军事训练人员，由常务委员拟定报告本会决定。
农讲所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常务委员会，下设教务、训练和事务三处，分别由周以粟任教务主任、陈克文任训育主任、柳季刚任事务主任。
后来，由于邓演达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军政要职，公务繁多，所以，实际上是由毛泽东主持农讲所的工作，他亲自为农讲所选聘教员和干部，还亲自为农讲所制定教学计划。
毛泽东为了把农讲所置于中共的领导之下，对专任和兼任教员的选择十分严格，聘请了许多共产党员来所任教，他们是瞿秋白、周以粟、夏明翰、恽代英、彭湃、方志敏、李立三、陈荫林、于树德等中共著名领导人；还有国民党左派和知名人士邓初民、陈克文、何翼人等。
毛泽东也亲自主持农讲所的招生工作。
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启事公布后，许多热心农民运动的青年，都纷纷写信给农讲所“要求投考”。农讲所要求入所学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革命观点确定”；二、毕业后决心回到乡村做农民运动，无他异想；三、“身体强健耐劳”，“能在农讲所服严厉之军操，到乡间能走远路”；四、中学毕业或肄业者，高小毕业“常识较优者”；五、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
毛泽东十分注重学生的政治质量，对来自乡间从事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优先录取。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一方面筹备农讲所，一方面也兼任着其它一些社会工作。
原来，恽代英此时正主持着武汉军校的政治工作，毛泽东和他再次聚首于武汉后，他就邀请毛泽东到军校担任武汉军校政治教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深受广大学员们的欢迎。此外，毛泽东还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上作《中国各地农民状况》的报告。
再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过紧张的筹备，所招学员800多人，大部分已经到校，只有新增豫、直、陕、鲁等地学生不能按期入学。毛泽东感到农讲所必须尽快开学。
这一天，毛泽东又参加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率先提名恽代英为提案委员会委员，使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提案委员会中占绝对优势。
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还针对蒋介石把持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会议的情况，向大会提议说：
“现当在开全体会议期间，政治会议暂不开会，遇有重大事件发生，应授权主席团全权办理，但须向大会报告。”
毛泽东的主张，是要坚决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限制蒋介石的权力。他这一提议得到了于树德等多数人的赞同。大会在表决时，获得多数票通过。
此时的蒋介石，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意欲篡夺党、政、军大权，建立独裁统治的面目已经暴露无遗了。早在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议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武汉迁入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暂住，由此挑起了“迁都之争”。于是，武汉地区开展了以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为中心内容的“提高党权运动”。2月，蒋介石在南昌又发表了反共演说，他说：“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2月28日，湖北阳新县土豪劣绅在蒋介石反革命气焰的鼓动下，纠集流氓打手数万人，闯入县农民协会和工会，将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9人捆绑到县城隍庙，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第二天，土豪劣绅又纠集土匪流氓三四千人，在全县各乡大肆焚掠，制造了“阳新惨案”。3月6日，蒋介石又唆使他的爪牙倪弻等人，暗杀了江西全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制造了“赣州惨案”。
蒋介石以要“迁都南昌，驱逐鲍罗廷”为借口，拒不参加二届三中全会，并向会议“请辞”中央常委和军委主席职务；他还裹挟了一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委委员不参加全会。
毛泽东、恽代英等7人被大会主席团指定组成审查委员会，审查《对农民的宣言案》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对农民的宣言》阐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农民就不能获得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抵于完成。”
《宣言》还强调说：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不解决，一切纷扰变乱都不会平息，革命亦终究没有完成之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现在“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
《农民问题决议案》是对《对农民的宣言》的具体实施纲要，共有10项内容，主要有：立即着手建立区乡自治机关；在区乡自治机关内建立土地委员会；改组乡间武装团体为人民之武力；减租25%；区乡公地及庙产，应交区乡自治机关管理；严重处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依法没收其土地财产；改革旧的田税法则；禁止高利贷盘剥。《决议案》要求各地“党部及革命的民众团体立即实行之”。否则，“国民革命将发生很大的危险”。
二届三中全会还决定组织中央土地委员会。
也就在3月16日这一天，苏联《真理报》出面为蒋介石打圆场了。《真理报》在其发表的社论中言之凿凿地声明说：
“蒋介石保证忠于革命的原则，服从国民党的领导。”
“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学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递嬗，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
恽代英、吴玉章立即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吴玉章说：
“毛同志提议不得设同学会，本席赞成。”
会议主席将毛泽东的提议付诸表决，与会全体人员一致通过。
全会在讨论彭泽民的军事政治学校提案时，詹大悲、吴玉章、恽代英等人，都表示同意彭泽民的提案，主张把军校由蒋介石的工具变为国民党的工具，改校长制为委员制。这一提案实际上是要撤销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校长职务。
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多项限制蒋介石权力、提高党权的决议。而且还决定：免去蒋介石的中央常委、军委主席和中央军人部部长职务，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二届三中会议还决定请回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复职。
全会还提出“阳新惨案”的处理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他说：
“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
全会决定以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3人，为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委员。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领导下，武汉地区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反蒋运动，这是武汉政府时期反对国民党右派的高峰。
是年3月，毛泽东要参加完二届三中全会的夏曦和在武汉的李达一起回长沙去，与在长沙的谢觉哉、郭亮等人，筹办国共合办的国民党省党校，由李达担任教育长。
连日来，毛泽东对地主阶级残杀农民的行为，一直十分愤怒。他代表国民党中央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以“阳新惨案”的事实告诫大家，他说：
“农民与地主的冲突加剧了。”“我们要坚决维护农民利益，打击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气焰。”
“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惨杀工农之事实，由此可以说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在秣马厉兵，向革命反扑，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
追悼大会发表了宣言，宣言中说：
污蔑农民运动“过火”、“胡闹”，是制造反革命舆论，企图“向我们贫苦农工大众进攻，现在，我们是处在生死的关头了！”阳新、赣州惨案就是例子。
宣言号召农友、工友团结起来，武装起来，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行农村大革命”，“我们要向那封建势力的黑暗继续不断地进攻，早晚必能得到光明的前途的。”“誓为阳新、赣州死难农友、工友复仇。”
追悼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又带领讲习所的广大师生举行了游行示威，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严惩阳新惨案凶手，要求“将蒋介石交付监察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按照党纪惩办。”
后来，毛泽东和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成员以及湖北省党部、湖北省农协有关人员一起，在阳新大张旗鼓地镇压了反革命，枪毙首犯10人，判处徒刑11人，狠狠地打击了反革命派的气焰，全县农会会员由几万人激增到30万人。
说到在这里，不能不讲一讲陈独秀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的态度。在3月25日那一天，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说出了一番表达他自己的真实思想的话，他说：
“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现在上海的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如果我们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阵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直鲁军斗争还有现实意义。”
可是不久，共产国际就在3月30日来电告诫中共中央说：“1、不要让武力冲入租界；2、注意左右派之冲突。”
再说此时毛泽东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动全国农民协会的建立问题。
要求建立全国农民协会，最早是由广东提出来的。早在1926年8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扩大会议，阮啸仙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要筹备全国农民协会，号召全国农友一致起来，统一全国组织”。这次扩大会议还提出，要在广州设立全国农协筹备处，“以促进全国农民大团结之早日实现”。
继广东之后，湖南也提出了建立全国农民协会的要求。1926年12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参加了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他促使大会也通过了一个《请求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的决议案》，明确提出：“本大会应即联合广东、湖北、河南之农民协会，在最短期间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农民的协会，以确定今后全国农民运动的方针，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
到了1927年春，广东潮、梅、海陆丰等17县农民代表大会及劳动童子代表大会又一次提出要求，请广东省农民协会发起组织全国农民协会。
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建议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筹组全国农民协会问题。这个建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的支持。邓演达在中央农民部关于全国农运计划的报告中提出：“全国农民协会之成立刻不容缓”。
于是在1927年3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将筹组全国农民协会列入中央农民部的工作计划，以“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
会议决定由湘鄂赣3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与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于3月30日召开联席会义，共同推举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还规定：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是，临时代行全国农民协会的职权及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等事宜。
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太忙了。短短的十几天时间，他就新添了3个职务。
此时，农讲所学员来自17个省，共计739人。其中，农民260余人，工人40余人，学生400多人。
毛泽东高大伟岸的身躯穿着灰布长衫，留着中分式乌黑的长发，与邓演达、谭平山、周以粟及国际代表登上主席台。邓演达主持开学典礼，毛泽东讲了话。
教务主任周以粟报告了中央农讲所成立经过和教学方针。他说：农讲所学员要“切实研究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的政权问题、农民的武装问题。”
在典礼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表了开学宣言。宣言中说：
“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这继续二次北伐的革命高潮中，举行开学典礼，这实在有非常的意义。其意义之重大，简直等于二次北伐誓师。”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
“今天的开学，可以说是我们的誓师。我们从今天起，决心为农民奋斗而牺牲，除了农民运动，没有第二条路走。”
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在典礼上发表了演说；法国代表理越、英国代表汤姆、美国代表白劳德也相继发表了演说。
开学典礼结束后，前来参加庆典的刘谦初和他的未婚妻、中共京山县委副书记张国兰见到了毛泽东。刘谦初指着张国兰对毛泽东介绍说：
“毛委员，这是我的朋友张国兰，在京山县委工作。”
“好哇！京山县的农民运动搞得怎么样？”
毛泽东热情地握着张国兰的手，笑着问道。张国兰说：
“农会成立了，给土豪劣绅带上高帽子，审判斗争了一些恶霸。农民的情绪高涨。不过骂农民运动‘糟得很’的人也不少，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民运动’。”
毛泽东说：
“要站稳立场。农民闹革命，打垮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政权，土豪劣绅威风扫地，所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上层人物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是不足为怪的。”
刘谦初早年在山东齐鲁大学、北京燕京大学读书，后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1926年随北伐军来到武汉。张国兰，1903年出生于湖北京山县青树岭张家湾一个豪门之家。她后来改名为张文秋，还有个曾用名叫张一平。张国兰在1919年参加了恽代英、林育南在武汉领导的五四运动；此时正在湖北女子师范读书，受教于陈潭秋、董必武。经恽代英介绍，刘谦初和张国兰建立了恋爱关系。
也就在4月4日这一天，正当毛泽东在外奔忙的时候，杨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3个儿子毛岸龙，又名杨永禄。毛泽东顾不上照顾杨开慧母子，继续忙他的事务。
毛泽东鉴于统一战线中右派倾向日益明显，为了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大学员能真正地站在革命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说话，就发动全所学员和教职员，参加制定了一部农讲所“规约”。在这部“规约”中，对于学员的学习目的及责任明确写道：
“我们进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决农民群众的痛苦。”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承担我们的责任，每个学员必须具有自觉的纪律，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努力克服封建社会带来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毛病，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有效的革命工具”。
“规约”中还郑重提出：
“现在许多反革命的势力，都是从这些封建的制度、封建的思想习惯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党最近以来，有了一种个人独裁的倾向，有了老朽昏庸腐败的分子在里面作怪，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习惯的存在。”“我们非把我们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毛病痛切地扫除，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做一个落伍的分子，难免有右倾的危险。”
毛泽东要求教师特别注重学员世界观的改造，帮助学员克服个人主义、保守观念。他还常常抽空到讲习所学员中了解情况，谆谆教导学员们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急先锋”。
中央农讲所开设有“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村教育”、“农民问题”等课程；又增加了恽代英讲授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帝国主义与中国》。
恽代英长期从事青年工作，由于他的博学多才和高尚人格，在青年中威信很高，被誉为青年领袖。恽代英还极富口才，演讲很有魅力。他和瞿秋白都是中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他们的课深受学员欢迎。
毛泽东后来还聘请李达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法》。
尽管李达已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待他还像对待党内的同志一样。毛泽东曾经委托李达去做唐生智的统战工作。唐生智后来回忆说：“记得 1927年春在武汉，有一次，李达到我家来，他说：‘润之先生希望你同我们一起干革命，要我来问你，你干不干？’我说：‘干，当然要干嘛’。”
毛泽东亲自兼任的“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主课占他全部课时的60% 。他所讲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以湘南湘潭西乡一位租田15亩、仅一妻一子的壮年佃农为例子，详细地计算了他一家的收入与支出。毛泽东“假定事实”是：在绝无水旱风雹虫病各种灾害；身体强壮，绝无妨碍工作之疾病；精明会算；所养猪牛不病不死；冬季整晴不雨；终年辛劳全无休息；在这6个条件下，一家人的收支相抵，尚欠19.17元。事实上，这6个条件全部俱备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通过这个典型分析，得出结论说：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的佃农都苦，这正是许多佃农被迫离开土地，变成兵匪游民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还在农讲所讲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讲课那一天，校内800多名学员和教职员工以及校外的群众把大教室和走廊挤得满满的。毛泽东慷慨激昂、逻辑严密、生动形象、深刻鲜明的讲演，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农讲所还编印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供学员及全国各地农运工作者自学参考。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农讲所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经常请贫苦农民到所里做报告。组织学生到洪山、石咀、咸宁、通山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还组织学生带着农讲所印的《农村阶级分析调查表》到武昌郊区，调查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和地主豪绅的罪恶。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惨杀工农群众的严重形势下开办的。因此，农讲所非常注重军事训练。农讲所在“规约”中明确规定：
“为要纠正浪漫的个人活动，并且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家要深切明了这个意义。若以为这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便是并不想要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是一种极大的错误。”
农讲所专门设有军事教育委员会，聘有军事教官。全校成立总队部，下设4个队部和1个特别训练队，学员们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农讲所学员刘征回忆说：
“把训练学生掌握武装斗争的实际本领作为重要课程。农讲所学生实行军事编制，每人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日训练2小时，每周到野外进行一次军事演习，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们的军事训练更加紧了，每日军事课增加到4小时。军事训练是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例如，在实行战地演习时，我们全副武装，携重20斤左右，有时快速行军，有时跑步前进，并演习野外露营和半夜紧急集合等。紧急集合要求在5分钟内打好背包，整队完毕。在作战演习中，不论沼泽地带还是荆棘丛中，只要‘卧倒’命令一下，就立即卧倒。不少同学经过农讲所短短几个月的训练，由普通的青年成长为后来各地武装起义和工农武装割据的骨干。”
这正是：蒋介石，磨刀霍霍要动手；
毛泽东，秣马厉兵正当时。
欲知中央农民讲习所后来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蒋介石拒不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阴谋，他的目的就是：要么二届三中全会向他妥协，要么他就要以此为契机，大开杀戒了。二届三中全会面对羽翼丰满的蒋介石，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只是撤去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虚职，而保留了他北伐军总司令的实权，这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手握重兵的蒋某人何许人也？他岂肯善罢甘休。一个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党，处心积虑地调停共产党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却心甘情愿地唯苏联人的马首是瞻而毫无自己的主张，岂有不败之理？共产党已经领教了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的手段，就不应该重犯历史上的错误。可以说，二届三中全会罢免蒋介石的职务及邀请汪精卫回国复职，只是4.12大屠杀的导火索。善良的人们还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汪精卫哪里是蒋介石的对手？于是乎，眼睁睁地就要大吃苦头了！呜呼！
第35章
“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着别人来屠杀，
要尽快地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
话说在192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秉承共产国际的意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邀请回到上海的汪精卫，联合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汪精卫是在3月份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应邀回国复职的，他在回国前首先到了莫斯科，得到了苏联政府所给予他的充分支持的保证。
“国民党是一个联盟，是一种由右派、左派和共产党组成的革命议会，为什么要搞政变？……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外，不可能有其它作为。”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誓立于革命地位，领导全国农民努力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与一切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做最后的斗争。”
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就职后，定于5月1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临时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农协。
由于邓演达肩负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重任，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工作，主要由毛泽东负责，澎湃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刚组成，就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反革命势力杀气腾腾，时局维艰。毛泽东主持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真实地维护了农民的利益，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称全国临时农协是农民的“总司令部”。
1927年春，周谷城来到武汉，毛泽东知道后，就到周谷城借宿的邻近黄鹤楼旁的廉价小旅馆“一枝栖”去看望他。毛泽东一进门，就关切地问他说：
“周先生，你为什么住了这样的旅馆？”
周谷城说：
“便宜，每天只要一角钱。”
周谷城把他在湖南省农讲所写的一篇《农村社会之新观察》的讲稿，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阅读后，对周谷城说：
“这篇文章是花了工夫的，应该在报上发表。”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帮助下，周谷城的文章终于发表了。邓演达对周谷城的文章也很欣赏，要求周谷城到他组织的河南前线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当秘书，周谷城以自己体弱、胆怯、痔疾等理由再三推却了。毛泽东说：
“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你既不想去，可否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
周谷城知道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很爽快地答应了。毛泽东说：
“明天全国农民协会要开执行委员会会议，你先到那里去一趟。”
第二天上午9点，周谷城来到全国农民协会会议厅，一直等到执行委员会开完了会。毛泽东出来了，对他说：
“我已经安排好了，周先生明天就可以到全国农民协会来工作。”
就这样，周谷城在全国农民协会当了一名宣传干事。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周谷城与在毛泽东领导下负实际责任的夏明翰合作融洽。
“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
经过4月8日及这一次的会议讨论后，中央土地委员会感到大家提出的问题重大，决定召开扩大会议，以便进一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在从4月8日到5月6日的1个多月时间内，在邓演达的主持下，中央土地委员会在武汉一共召开了2次委员会、5次扩大会、4次专门审查委员会议。每次会议讨论都是很热烈和详细。毛泽东提出并阐述了许多问题。
再说4月中旬，斯大林曾在《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很自信地说：
“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做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
正当斯大林规划着、憧憬着中国革命的美好前景时，中国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驻在闸北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的工人纠察队，对流氓武装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杜月笙见他的流氓武装攻不进去，就借来了一门小钢炮，硬是轰开了图书馆大铁门。
正在此时，蒋介石事先安排好的原孙传芳旧部周凤岐的第26军的部队突然出现了，团长刑振南对工人纠察队喊话说：
“我们是来调解纠纷的。”
军队闯入大门后，将工人纠察队全部缴了械。
这一天，驻守南市、浦东和吴淞的2700多名工人纠察队的1700枝枪，也被蒋介石以同样的手段，全被缴去。
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旋即于当天宣布说：
“本早，闸北武装工友大肆械斗，殊属妨碍地方安定秩序，本总指挥职责所在，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
缴械事件发生后，上海总工会发出通电抗议，并于4月13日在青云路广场举行了10万人抗议集会，会后，群众结队到第26军第2师司令部请愿，当他们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突然遭到周凤岐部的枪击。请愿群众当场死亡100多人，伤者无数。
这一天，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上海总工会，封闭了上海特别市政府。
从4月14日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全市进行大搜捕。3天之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3000余人被杀害，5000余人被捕，3000余人失踪；著名共产党员赵世炎、陈延年、孙炳文先后英勇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不仅在上海动了手，事态的发展远远出乎善良者的预料。
蒋介石的叛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农讲所师生差不多每天都分成小组，打着红旗，带着写好的传单、标语，深入街道、农村，发表演说，表演戏剧，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惨杀农工的罪行。同时，他们的军事训练每天增加到4小时。
这才是：与虎谋皮被虎咬，事到临头后悔迟。
毛泽东和陈独秀、林伯渠、谭平山等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左派193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上。
此时毛泽东的两个弟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正一同向武昌转移。
原来毛泽覃偕同妻子周文楠乘船经上海转移去武昌，他们正好在船上碰上了四哥毛泽民，毛泽民也正要从上海到武昌去。
毛泽覃的发妻叫赵先桂，1905年9月5日出生于湘乡县凤音乡一个殷实富裕之家，比毛泽覃大20天。赵先桂的父亲赵蕊香亦农亦商，在乡镇开了一个“吉春堂”大商号，有几个铺面，买卖兴隆。赵蕊香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素有生意来往，毛顺生常常借用“吉春堂”的纸票。毛、赵两家还有一层姻亲关系，就是赵蕊香的姐姐嫁给了毛顺生的妻兄，毛顺生这位妻兄夫妇俩，就是毛泽东幼年认作干爹干妈的七舅父、七舅母。
还在毛泽覃和赵先桂出生之前，两家老人就指腹为婚，要来个“亲上加亲”。结果两家非常如愿，毛家生了个儿子，赵家生了个女儿，于是就把儿女的婚事给定下了。赵先桂7岁入学读书，13岁又就读于表兄文运昌门下。1919年毛母病重，赵先桂就与妹妹在韶山冲侍候老人，直到文七妹去世。后来，毛泽东也把赵先桂带到长沙求学，每逢寒暑假回家，她也与毛泽覃结伴同行。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赵先桂于1920年加入新民学会。1923年就读于长沙古稻田师范，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暑假，毛泽覃和赵先桂在韶山东茅塘毛麓钟家正式成亲。婚后不久，因工作需要，两人各奔东西，就此断了红线。1925年10月，赵先桂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回国，先后在湘乡和洞庭湖滨一带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赵先桂到山东担任了山东省委秘书职务，改嫁给省委宣传部长裴光。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旋被杀害于济南。
周文楠是毛泽覃的第2任妻子。她又名周润芳、周旬年，于1910年11月出生在长沙一个官宦之家。其父周模彬在清朝曾任过知县、知州。周文楠成年后，和母亲一起背叛了封建家庭。1925年，周文楠和母亲周陈轩，以及同父异母的哥哥周自娱在长沙小吴门松枝园1号家里，协助中共党组织收藏、保管和传递党的机密文件，毛泽东兄弟3人和郭亮、夏明翰、萧三都到过周家，在那里开会，研究工作。
周自娱虽然是周陈轩的继子，可他却比继母大几岁，比毛泽覃年长近30岁。他早年中过秀才，后来投身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是一位很有身份的饱学先生。周自娱见毛泽覃气宇轩昂，言行举止从容，落落大方，对妹妹和毛泽覃的相爱深表赞许。1926年7月，周文楠和母亲一起到了广州，在母亲的操办下，周文楠与毛泽覃完婚。
这次和毛泽覃一起转移来武昌时，周文楠正怀着将要出生的儿子毛楚雄。
毛泽民哥俩和周文楠到了武昌，毛泽东派人把四弟毛泽民和小弟毛泽覃叫回家里，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方桌旁边，以打麻将为掩护，分析形势，决定今后各人的去向。毛泽东对两位弟弟说：
“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着别人来屠杀，要尽快地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
毛泽民说，他还想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毛泽东就说，我安排一下，你可以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总经理。毛泽覃说，他要随部队去南昌。毛泽东根据小弟的要求，就派毛泽覃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工作，授上尉军衔。
毛泽东安排怀着孩子的周文楠留下来，将来可以和杨开慧和母亲带着孩子们返回湖南，坚持斗争。
后来，毛泽覃离开武汉前往南昌。自此，兄弟3人各自奔赴自己的岗位。周文楠从此就和毛泽覃中断了音讯。等毛泽覃赶到南昌时，八一南昌起义已经失败，部队南下了，他追到临川时，被起义军的哨兵扣押。周恩来、朱德、叶挺等人都认识他，就把他安排在叶挺为军长的第11军政治部工作。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再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以“左派领袖”自居的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口头上高喊反蒋，他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声称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此时武汉政府统帅下的部队是第2、第3、第4、第6、第8军，还有冯玉祥的西北革命联军；其中除朱培德的第3军动摇于南京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之间外，第2、4、6军战斗力都比较强，特别是第4军，被称之为“铁军”，而第8军则是兵员最多的一个军，拥有10个师之众。
唐生智率部开往河南，与冯玉祥一南一北夹击奉军。后来在5月间，第4军与贺龙的第15师在河南信阳、漯河一带，打垮了张学良所统率的奉军主力第3、第4方面军。是役，共产党人领导的第70、71、73、74、77团，起了重大作用；26师77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身负重伤，他坚决不下火线，最后壮烈牺牲。这是后事，按下不提。
再说在4月19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举行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土地委员会的委员、中央各委员、各省区农民运动负责人、各省区党部的负责人，以及军队的军、师长、政治部主任；还有苏联顾问2人。
一直到起至5月6日止，中央土地委员会连续举行了5次扩大会议。
扩大会讨论的问题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和方法；农民政权问题；佃农保护法；处分逆产条例；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多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应确认并大力宣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只有废除一切阶级剥削，才能解除农民的痛苦，才能使广大农民为革命勇敢作战。”
“农村政权的建立应分两步，革命时期，权力归农会，革命过后，实行乡村自治。”
汪精卫、何健等人以保障革命军人利益为旗号，企图保护混进革命队伍的军阀的土地。毛泽东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革命军人无土地的，应在革命战争终了复员以后，由政府分配土地，但现在尚需作战。”
夏曦鉴于军人有土地保障条例，提出应规定保障佃农条例。毛泽东支持夏曦的意见，还提出要免减佃农的租税，田主不得虐待等。
会议在解决土地问题上分歧很大，经过激烈地争论后，会议决定：当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
会议通过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7个决议案。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但又规定拥有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
这个极不彻底的土地问题决议，提交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审批时，由于谭延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又被搁置了起来。
也就在4月19日这一天，刘谦初、张国兰来到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家里，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据张文秋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谈话中间，杨开慧从房里出来，给我们倒了茶，端来了花生和瓜子。岸英和岸青紧紧跟在她身后，一个大约四五岁，一个大约两三岁，都是很逗人喜欢的机灵模样。我给他们一人抓了一把花生。岸英很有礼貌地说：‘谢谢！’岸青也跟着说：‘谢谢！’为了不影响我们的谈话，保姆把两个孩子领了出去。临出门时，兄弟俩回过头来，对我招招手，说：‘再见！’”
“因有人登门拜访，谦初和我便起身告辞。毛泽东同志亲自送我们走出大门。他还盛情地邀请谦初以后到农讲所做一次演讲，给学员们讲讲北伐的经过，谦初爽快地应诺了。杨开慧还一再邀我们常来玩。在回去的路上，谦初很有感慨地说：‘与毛泽东谈一席话，真是胜读10年书啊！’”
4月下旬的一个深夜，两个反革命分子为了打击进步学员，制造混乱，潜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宿舍，把硝镪水泼在共产党员廖琛和另一个学员黄剑夫身上。
在毛泽东领导下，农讲所经过详细调查，查明这一事件原来是混进农讲所内的国民党反动组织AB团分子策划的。他们还大量收集共产党员的活动情报，散发反革命传单。
毛泽东掌握了反动分子的确证后，突然进行了全校大搜查，查出了许多反动的秘密信件、公文和传单，以及炸弹、武器等，捕捉了一些反动分子。在全校召开揭发批判大会议后，将他们送交革命法庭依法惩办。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农讲所还清洗了混进来的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的一些学员。
随着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进行，“北方农民运动应积极注意”，“北方农运是十分重要的。如不得北方农民的同情，北伐军是孤军奋斗。所以直、鲁、豫农协应早日成立。”
毛泽东的这一提案获得扩大会议通过。
在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时刻和革命的危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五大即将召开之际，毛泽东邀集澎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制定了立即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主张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毛泽东将这个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及即将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此时，萧三已经留法归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三在“五大”上重逢。李立三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在1926年5月广州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总工会组织部长。
“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中的中庸的路线，或许是很短时期的，然而，在最近将来一两个月中，我们必须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农村的阶级斗争虽然正在发展，然而这个斗争还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因此，小地主是不能被剥夺的。”我们“不应陷入极左的错误，而应该采取不左不右的政策。”
陈独秀否定了毛泽东、澎湃、方志敏等人提出的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猛烈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自治政权的提案，所以这一重要提案未能在大会上讨论。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却在北京遭到了反动军阀张作霖的惨害。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下午2点，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范鸿劼等20人走上刑场，李大钊第一个上绞刑架，他奋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丧心病狂的刽子手们为了延长李大钊痛苦的时间，行刑长达28分钟之久。国人闻之无不动容。冯玉祥下令全军为李大钊戴孝。
“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将随着北伐军一起进击河南，指导战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特意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选拔出熟悉北方情形、能吃苦耐劳、善于作宣传组织工作的100余名学员，赶赴河南战区开展农运工作。
毛泽东在五大会议休息期间，见到了4月26日才与刘谦初结婚的京山县代表张国兰，他关切地问她说：
“刘谦初同志怎么样了？听说他就要随北伐军出征了。你们俩的恋爱进展得怎么样了？”
张国兰兴奋地说：
“前几天我们已经正式结婚了。”
“哟，新娘子，恭喜！恭喜！你们不够朋友嘛，连喜酒都不请我们喝一杯。等你们生了孩子我可要吃红蛋哟！”
张国兰笑着说：
“到那时当然要来请你。”
毛泽东也笑着说：
“别人都祝你早生贵子，我则希望你多生千斤。你们不是很喜欢我的儿子么？将来要是你生了女儿，我们两家好对亲家，把你的女儿做我的儿媳妇。”
张国兰笑笑说：
“好啊。你可真会讲笑话。”
这本来只是一个玩笑话，可没想到后来张国兰也就是张文秋真的就生了3个女儿。在22年后，她和刘谦初所生的大女儿刘思齐，嫁给了毛岸英；33年后，她和陈振亚所生的二女儿邵华，嫁给了毛岸青。
再说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任弼时等人在中共“五大”会议上，根据共产国际第7次扩大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一起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特别着重批评了陈独秀在中山舰问题上的右倾错误。
其间，毛泽东因故数日缺席会议，任弼时在大会上积极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要给蒋介石以坚决的回击”的意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吸取“中山舰事件”的教训，积极准备自己的力量。他还驳斥了陈独秀的一些右倾观点。
任弼时在大会上还代表团中央宣读了《致党中央意见书》，切中了陈独秀的要害。陈独秀恼羞成怒，伸手夺下任弼时手中的《致党中央意见书》，撕得粉碎，吼道：
“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
陈独秀命令任弼时坐下，任弼时不予理睬，昂着头继续讲下去，他呼吁全党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对国民党开展坚决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事变”出现。
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虽然不接受大会的批评，但是，陈独秀个人迫于形势，也不得不作了肤浅的检查。
大会在陈独秀、彭述之把持下，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引起大会的注意，他们甚至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并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大会选举了14名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被排在中央候补委员第一名。
大会还选举了7名中央监察委员，3名候补监察委员，组成中央监察委员会。
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苏兆征、张太雷、周恩来3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3人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蔡和森代理秘书长职务。瞿秋白主管中央宣传部、党报委员会。
中共“五大”结束后，毛泽东离开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由谭平山接替他兼任农委书记。毛泽东赋闲在家，杨开慧陪同默默无语的丈夫登上了武昌蛇山。
此时此刻，党的“五大”仍然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等人身上，毛泽东已经预感到一场劫难即将来临，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拒不接受他要求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在无比的郁闷和惆怅中，毛泽东漫步在对峙于大江两岸的龟山和蛇山，徘徊在蛇山上一座建筑于公元3世纪的灰白色建筑物黄鹤楼前。面对烟波浩淼、奔流不息的滚滚长江，他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吟道：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就是毛泽东那一阕有名的《菩萨蛮.黄鹤楼》
这正是：诗人忧国忧难解，唯有把酒酹江潮。
欲知毛泽东在逆境中如何斗争，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估计和期望甚高，谓之是一个能干的人才，断言他除了反帝以外没有其它路可走，岂不谬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固然难辞其咎，但历史学家们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往往为斯大林这个“尊者”讳，这就难免有失公正了。
毛泽东在中共五大上批评陈独秀，结果被剥夺了表决权，还被罢免了职务。陈独秀对外俯首，对内可也真够专横的了。
第36章
“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拿起武器，到农村去，下
乡组织农民。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以暴易暴，拿起
枪杆子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话说1927年5月13日，驻扎在宜昌的武汉国民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勾结四川军阀杨森，通电联蒋反共，发动了反革命叛乱，偷袭武汉。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所属主力部队，大多开赴河南前线，与奉军激战，根本无法回援。形势万分危急！
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恽代英建议说，组织“农工及学生两千人，编为义勇队”，开赴前线讨伐夏斗寅。
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以武汉警卫团和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为骨干，整编为中央独立师，由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和党代表恽代英率领，开赴前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找到毛泽东，要求他组织农讲所学员协助独立师防御。毛泽东欣然应允，他说：
“如果能较好较快地镇压夏斗寅，湖北大致不会出什么岔子。”
毛泽东立即将农讲所学员400余人枪送出去，编入叶挺的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
中央独立师在叶挺和党代表恽代英率领下，很快就平定了夏斗寅的武装叛乱。可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这就叫按住葫芦瓢起来。
汪精卫面对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却认为是一次“军事冲突”，他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原来主张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但听到汪精卫的意见后，马上改变了态度。陈独秀说：目前从政治上考虑，不宜用武力讨伐，“百事应由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
中共中央在陈独秀的把持下，最终采取了“农军不得进攻长沙，湖南问题静候武汉国民政府解决”的方针。
国民党中央组织了一个5人赴湘特别委员会，对马日事变进行调查；许克祥根本不把武汉政府放在眼里，拒绝调查，赴湘特别委员会在岳州受阻。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命题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在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
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中国农民“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无产阶级是农民的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
5月底，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军事训练再次派上了用场。这一天，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政府农工厅厅长董必武来向毛泽东紧急求援，请求农讲所学员增援湖北麻城农协。
原来湖北麻城逃往河南光山的土豪劣绅，和当地地主武装勾结，结成反革命同盟，对农会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制造了反革命惨案。他们还纠集当地的红枪会2000余人，围攻麻城县城，企图一举消灭城里的农民协会和共产党组织。中共麻城县委特别支部派农民自卫军队长王树声，到武昌向董必武汇报。董必武立即召开会议，组织了一个查办麻城惨案委员会，由王树声做向导，赶赴麻城。这个委员会到麻城后，立即组织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坚守麻城，激战六七天，终于打退了围攻县城的反动武装。红枪会众暂时向北乡的巢穴撤退。麻城解围后，查案委员会的成员回到武昌向董必武汇报。为解除后顾之忧，董必武这才向毛泽东求援。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城南街一个书香世家。1903年考中秀才。1914年赴日留学，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他在中共一大上与毛泽东相识。
毛泽东和董必武紧急磋商后，立即调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以湖北籍为主的学员300余人，组成学生军，与省政府警卫团3营一起，前往麻城增援，追剿红枪会会徒。6月初，农讲所学生军300余人奉命开赴麻城剿匪。学生军和警卫3营在麻城工农群众的配合下，大举反攻，一直打到河南新集附近，取得了平叛斗争的重大胜利。
尽管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此之前指导中国革命有过错误，但这个“五月指示”在此时的中国还是可行的。据1927年6月武汉政府农民部调查，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指导下，全国农民运动又有深入的发展。此时的湖南有农民协会会员有600余万人，湖北有250万人，河南有24万人，陕西有70万人，广东有70万人，江西有38万人，此外在四川、福建、山西、广西、安徽、热河等省农协会员也日益增多。
单说位居全国首位的湖南，农协会员已经遍布65个县。农民武装遍及城乡，农民自卫军有7000余人枪，梭镖队到处都是。许多地方还建立了区乡民主自治政权。浏阳、醴陵、湘潭等县的农民，已开始清丈田库、插标分田了。
但是，一直唯苏联和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陈独秀，这一次在接到“五月指示”后，却一反常态，拒绝向全党传达。鲍罗廷也认为“五月指示”在此时无法执行。罗明纳兹则对汪精卫还始终抱着幻想，他说：汪精卫是国民党领导人中唯一设法与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
更糟糕的还在于这个自作聪明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明纳兹，他未跟任何人商量，竟然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五月指示”送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到这个电报，大吃一惊，立即召集心腹，商量对策。
中央农讲所还发动学员捕捉外省外县逃来武汉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湖北松滋县代理知事、贪官污吏刘树勋，当了两个月的知事，就搜刮人民血汗几十万元，他携带巨款潜逃武汉后，被农讲所松滋籍学员发现，学员们经有关部门批准后，立即将刘树勋捕获游街后，送到湖北省农民协会处理。
就在6月5日这一天，国民革命军第5路军总指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转向了反动，在江西公开叛变革命。他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以“礼送”方式驱逐142名共产党员和政工干部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出江西；同时捣毁工会、农会。
一时间，湘鄂赣3省都处于白色恐怖中，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工农群众牺牲者“不下一万数千人”。
《训令》也承认农运中“上级机关之指导能力，不能与需要相适应，确为不可否认之事实。”《训令》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湘鄂赣农民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如少数农民有侵犯军人利益的行为，而这些也给土豪劣绅、蒋介石等反动派以造谣、挑拨离间的藉口。《训令》号召各地农民协会为不使反动派借名滋事，捏词诬陷，要“严密农民协会组织，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开始乡村建设事业；加紧宣传工作。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整个的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之森严的革命堡垒，以保障已得的革命胜利，力求耕地农有之实现，而达到解放全中国民众的目的。”
陈独秀此时的悔恨尽管已经无济于事了，但是，亡羊补牢也为时不晚。可惜的是他此时尚在迷途中。
马日事变，完全是潜伏在北伐军队伍里的反动军阀策动的叛乱，是许克祥的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向省农工会袭击，缴工农的枪，屠杀工农群众。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主张以强硬手段对付反革命派。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人微言轻，武汉政府在会议最后仍然决定以和平方法解决马日事变。对此，毛泽东非常气愤。
“训令”还号召各省农协，“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
6月中旬，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开始萌发了。
此时湘鄂赣3省已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从事工运、农运、统一战线工作的干部，无法立足，或逃离或隐蔽。毛泽东冒着巨大的危险，和李立三、郭亮一起，多次接见从湖南来武汉的工农干部们，向他们详细了解情况。据袁任远回忆说：
6月中旬，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家旅社里，召集湖南工会、农协干部会议。干部们汇报了革命者被残害的惨状，请示未来的行动。毛泽东要求大家说：
“回到原来的岗位，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拿起武器，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以暴易暴，拿起枪杆子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蔡和森也经常到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家里，与从湖南来的干部和农民谈话，与毛泽东促膝谈心。
从湖南来找毛泽东的干部中，有一位是他在北京就认识的准备去赴法勤工俭学的何坤，还有蔡协民、程学敏、欧阳健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
“现在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是，总会有高潮的到来。实践证明，高潮时，需要武装力量；低潮时，更需要武装力量，而且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你们已经暴露，要改名字，尤其是何坤，反动派已经将你列为‘大暴徒’之一。”
蔡协民笑着说：
“我不改，协民就是农民协会的意思。何坤的‘坤’字本来就不雅，要改就往‘公’字上改。”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他想了想说：
“那好嘛，何坤1918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就叫何长工吧！你们两个人来一个工农联盟！”
从此，何坤就改名为何长工了。毛泽东安排他到武昌警卫团工作。何长工所在的警卫团后来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蔡协民在红军创建时期也又和毛泽东走到了一起。此是后话，暂且按下。
再说中央农民讲习所的学员，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战斗，已经锻炼成为能文能武的革命人才了。
后来在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农讲所学员随同贺龙、叶挺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一部分江西籍的学员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学员陈慕平回到家乡井冈山后，担任了袁文才的秘书，为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与袁文才部汇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学员戴克敏、刘文蔚、汪奠川等领导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起义，对开辟鄂豫皖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学员程伯谦协助方志敏开创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学员李骏领导了江西于都暴动，为毛泽东率领红军挺进赣南，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学员刘苹非在开创湘鄂西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毛泽东鉴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不力的状况，自靠奋勇，请求回湖南工作。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重新组织湖南省委，由毛泽东等17人组成新省委，以毛泽东、贺资深、夏明翰、李植、林蔚5人为常委，毛泽东任湖南省委书记。
毛福轩为新省委委员。1928年春，毛福轩在省委遭到破坏后转移到上海，找到毛泽民，与组织取得了联系。1929年党组织派他打入国民党金山县警察局，化名毛恩灏，开展斗争。递升至第3分局局长。1933年2月，被叛徒出卖，被捕后宁死不屈，5月18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再说毛泽东在会后丢下妻儿一家，立即离开武汉，赶回湖南。
“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然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于鱼游釜底！”“中央机关应移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即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原来，唐生智此时已经回到湖南解决“马日事变”以来的湖南事件，他到长沙不几日，在余湘三等豪绅政客的支持下，就悍然反对工农运动。
“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到处抽捐罚款，肆意侮辱，甚至加以杀害，日言工农商学们大联合，则日事拆散联合战线，提倡阶级斗争，务使各不相容。”
唐生智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停办中等以上学校，取缔“二五减租”，公开反对共产党，默认长沙市公安局逮捕共产党员数十名，杀害5人。
唐生智还企图加害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湖南新省委毅然举起了反对唐生智的旗帜。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了一份《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挽救革命的措施：
第一，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加强支部建设，洗刷动摇分子。第二，恢复省农工会和各级工会，酌情进行一些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第三，秘密恢复省农协及各级农协，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中，着重提出了保存工农武装的形式：
1、工农自卫军已不能公开存在，要设法在下面3个形式之下保存武装。第一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于土中。2、工农要用种种方法取得武装（如夺取溃军、团防的枪支或集资购买枪支），秘密从事武装训练。3、设法打入团防局，有组织地投入军队。4、利用各派军阀的冲突做分化工作，特别要用种种方法破坏唐生智的军队。5、有计划的从事红枪会运动。他们“劫富济贫”的口号与“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说明将来他们可作为帮助土地革命的一种力量。他们中间已输入“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现在要输入“反帝”、“反军阀”、“反唐拥农”的口号，及通俗的革命学说、革命纪律到他们里面，使之走上真正革命的轨道，而赞助土地革命。6、健全省的军事部。
这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上山下湖做绸缪。
陈公徒叹如梦幻，不知钢刀能杀头。
欲知毛泽东制订的计划如何实施，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夏斗寅叛乱、许克祥的“马日事变” 及朱培德的反革命叛变，接二连三，革命阵营中的反水者就像祸水一样在蔓延，反革命分子纷纷投入到蒋介石的南京阵营里，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此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来的“五月指示”，不失为一剂去疾之方，中共如果照此办理，尚可一搏。奈何陈独秀抵制在先，罗明纳兹泄密在后，将阶级异己当作良友，岂不是蠢之又蠢！如果说“五月指示”是汪精卫发动反革命叛变的借口，倒不如说它是“七.一五”大屠杀的催化剂更确切一些。
第37章
“只有上山，才能真正保存武力，应付将来事变。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话说中共湖南省委根据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对于军事分3类进行”安排：
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如湘潭，湘乡，宁乡，浏阳，平江，醴陵的工农组织，“上山学匪，准备长期奋斗；尚在灰色或潜伏状态中的工农武装仍保持合法团体——挨户团名称，等到起义时，再打出自己旗帜；力量弱小，组织又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则把枪支埋于地下，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部，或潜入国民党军队、反动团防，设法制造兵变，夺取枪支。要利用各派军阀的冲突做分化工作，特别要用种种方法破坏唐生智的军队。”
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对工农武装作出“上山”规划后，不下数十次通告各地党组织认真执行，而且派了贺尔康等人多次下去督促执行。
后来湖南省委又派郭亮由平江到浏阳一路指导工作。据潘心源报告称：
“我们退到浏阳县城时（6月10日至7月7日，浏阳工农义勇军驻县城），他主张我们退到浏阳与江西边界当‘大王’。对平江也一样主张。”
夏明翰则被派往安源，纠正安源工人武装领导人刘义“顶着国民政府中央委员的招牌大擂特擂”的错误，将刘义调离安源，“并设法将所有矿兵改工人，排长改同志外，保安科长亦要找一灰色同志充当，用交通部名义派去。”
毛简青被派往平江担任县委书记，把平江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合编后，由余贲民率领，开往离县城百余里的幕阜山区整训。
罗学瓒去了小槐山。陈东日、武文元去指导宜章、郴州、资兴农民军，先后撤至汝城县，与汝城农民军及广东惠、潮、梅农民军联络。
此外，毛泽东还计划在湖南分片组织11个特委，7个直属县委，选派了主要负责人，并筹备建立湘南军事委员会。
在毛泽东“上山”思想指导下，湖南保存了大量工农武装，约有2000枝枪。集中在安源的工农武装和湘赣边的平江、浏阳农民军，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成为起义军的基本队伍；宜章、郴州、资兴、汝城、桂东、耒阳、安仁等地的农民军，则成了湘南起义的重要力量。
再说在6月29日，驻武汉的第35军军长何健发出反共训令。
1927年7月初，毛泽东被陈独秀紧急召回武汉，参加在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局势问题。
陈独秀在讨论湖南工农武装的出路时说：国民党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多将群众送给他们”，“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
毛泽东根据自己的经验，反对陈独秀的这一错误主张，他说：
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一是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二是投入军队中去。
毛泽东因汪精卫、冯玉祥、蒋介石先后在郑州、徐州会晤，他已经感觉到事态极为严重，汪精卫即将叛变革命。毛泽东认为，只有上山，才能真正保存武力，应付将来事变，“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蔡和森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也主张农民自卫军上山。
陈独秀坚持强调国民党省党部应大力做招兵工作，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会议采纳。
“此贼不除，革命民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势力团结一致，共赴同仇，消灭蒋逆。”
毛泽东的这个通电，实际上是告诫人们要防止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同蒋介石一起叛变革命。
形势越来越危急了，中共中央决定：一些知名的领导干部离开武汉，分散到各地去。陈独秀要毛泽东去四川工作，毛泽东坚持要回湖南去。中央就把他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自此，中共党内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开始反对陈独秀的错误领导了。
临时政治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决定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陈独秀因为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五月指示”，被共产国际指责为“违背了共产国际的纪律”，解除了他的领导职务。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去了上海。
蒋介石从南京向武汉发来电报，对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行动表示祝贺。后来，汪精卫在8月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个，不使一个漏网“的血腥口号，他还说：“本人愿为杀共之刽子手焉”，开始了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大逮捕、大屠杀。后来据不完全统计，从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到汪精卫的“七.一五”反革命叛变，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多达33.7万人。共产党员由原来的6万降到了1万人左右。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全面失败了。
正是由于陈独秀对反动派的妥协退让和他在认识上的错误，不但葬送了中国的大革命运动，葬送了大批有才华的革命志士，同时也葬送了他的儿子陈延年，还葬送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
这才叫做：首倡建党勇举义旗，成也由你败也由你。
可怜见，大地血浴豺狼笑，万家送葬壮士死。
大革命失败后，政治局势日益恶化，毛泽东的思想也在急剧发展。
7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着手起草《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同时，毛泽东多次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成员写信，催促“所需详细军事报告”。
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这个革命的发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土地革命和农会政权的斗争，必须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因此，现时农民运动中最严重而紧迫的课题，就是组织革命武装。要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武装农民。
通告提出了农民武装存在的形式问题：
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3种形式之下存在：1、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联庄会”之类；2、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3、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在7月20日这一天，谭平山则在九江主持召开了谈话会，参加会议的有：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还有第24师师长叶挺。会议决定在军事上集中于南昌，联系贺龙的第20军一致行动，在南昌实行暴动，解决驻江西朱培德所属的3、6、9军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政府，建立新的政府。
谈话会结束后，谭平山将这一意见报告给中共中央。
扩大会议结束后，由罗明纳兹将准备起义的情况，电告共产国际，请示批复。
此时，杨之华从上海来到武汉，瞿秋白一见到她，就从抽屉里取出3本书说：
“这是我在武汉和你见面的礼物。”
其中的第一本书就是瞿秋白出版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一）》，瞿秋白非常郑重地对杨之华说：
“这是一本好书，人人都应该读几遍，希望你好好学习。”
会后，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央的决定。
7月底，毛泽东所拟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已经写好了。他在“大纲”中明确写道：
“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县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个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相联络。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倒唐政府之目的。
欲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注重军事，建议请中央命令彭湃勿将现在汝城的粤农军它调。浏、平农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江西革命军中调1团人赴汝城。3部兵力约1师，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在湘南发动起义，至少有占领5县以上之把握。”“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体现了毛泽东以军事暴动为主，建立正规军队，建立革命政权的思想，这是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新发展。
这次暴动要以农会为中心，夺取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之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并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
第二天，毛泽东接到中央开会的通知，他扮成商人模样，从武昌搭船去汉口，到湖南会馆接头。
会议结束后，天色已近黄昏，毛泽东赶紧沿着汉口的一条街往回走，忽然从巷子里闪出两个人，朝他迎面走来。毛泽东发现这两个人形迹可疑，便打算拐进旁边的一条巷子，但又怕引起他们的注意。于是心一横，大摇大摆地迎着他们走了过去。
这两个人果然是汪精卫的便衣特务，正当毛泽东和他们擦肩而过时，其中一个特务突然抓着毛泽东的一条胳膊，气势汹汹地问道：
“看见毛泽东没有？”
毛泽东临危不惧，急中生智，从容地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
“看见了，刚从这里走过去的。”
那两个人信以为真，急忙朝那条小巷子追了过去。毛泽东则从另一条巷子来到码头乘船，平安地回到了武昌的家里。
毛泽东家的保姆孙嫂陈玉英在1976年也回忆说：“记得有一天，毛主席回到家里对我们讲：今天好险啊！我在街上走，碰上了两个敌探从对面走来，问我看见毛泽东没有？我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刚从这里过去的。敌人就往我指的方向追去了……说得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
在本卷结束之前，不能不交代一下武汉政府中国民党一班人的归宿。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终于导致了“宁汉合流”，武汉政府被迫解散，其中的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郭沫若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去了国外，一部分人像唐有壬一样被蒋介石杀害了。而像孙科、谭延闿一班政客，有的加入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有的则加入了以汪精卫、顾孟余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
邓演达后来在1931年因反对蒋介石而被蒋介石秘密杀害。
这正是：养虎怜蛇终为患，大难来时各自飞。
欲知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结果如何，请看下一卷内容。
东方翁曰：陈独秀空有大志，胸无城府。在革命阵营里身当大任，却避良近莠，正邪不辩，始终生活在希望与幻想之中。在紧要关头，他又摇摆于共产国际与自己的意见之间，不识利弊，左右无定，面对反革命的蠢蠢欲动，既想反抗，又慑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待到有了上方宝剑，却又退避三舍，既乏策略，终无成见。这是书生式思想家干大事业时的一般通病，焉有不败之理？
毛泽东要求反击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在前，揭示汪精卫即将发动反革命叛变在后；见微知著，算无遗策。只是他人微言轻，屡遭指斥，难得一伸鸿鹄之翼。组织农民，建立武装！上山下湖，割据一方！待到千呼万唤终为众人接受之时，为时已晚矣。此乃中华民族之第一次大不幸也！
网上赠书启事
为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周年
万字辉煌历史长卷
《毛泽东大传》
再版稿倾情大赠送。笔者承诺：凡能做到对本传内容不删、不改者，均可以随意转赠、转发给您的同志及国内外亲友，多多益善。
联系电话：13937776295
东方直心
东方直心敬告网友：
这几天我和儿子、女儿一直忙于赠书活动，因电话、短信太多，搞得手忙脚乱，甚至影响到儿女的工作，但还是不能满足众多朋友的需求，为此，恳请有兴趣的网友在群上下载，也可以在文章留言处留下您的邮箱地址，作者将发送的您的邮箱内，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如需电话联系，可拨打，另两部手机不便接听。还需说明的是：作者保留对《毛泽东大传》的法律权利，请不要在未经作者允许的情况下在公共平台、报刊发表和提供下载等商业行为，以防别有企图和收费。本书无私赠送，请大家不要相信任何有关收费的信息！
作者自我介绍
东方直心者，本名张成德，年月出生于河南宛城东乡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学生出身，曾经先后当过年多农民、年多小铁路和焦枝铁路筑路民工、年焦枝铁路守护营武装民兵。年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大学）历史系，从事基础教育工作年。一生爱好文史、诗词、书法；业余写作历史通俗读本《毛泽东大传》，旨在使之成为世人修身立业之《通鉴》。
联系电话：
毛泽东大传
（扉页）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青年时期日记
（扉页）
我有三个愿望：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毛泽东年月
录
再版前言
第一版自序
1893……1918.6
1918.6 ……1927.8.5
1927.8.7……1935.10
1935.11……1945.8.14
1945.8.14……1949.9
1949.10.1……1953.
1954……1959.8.16
1959.8.18……1966.5
1966.5.16……1968.11
1968.12……1976.9.9
再版前言
《毛泽东大传》第一版由于出版时间仓促及笔者所得的材料不足，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问题，诸如错别字较多，时间的叙述不规范，个别事件的时间及个别人名有误等等。笔者借这次再版之机，真诚地向各位读者朋友表示歉意，同时对众多曾经帮助笔者纠正错误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毛泽东大传》此次再版，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改动：
1、纠正了为数不少的错别字及其它讹误之处。
2、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内容，使《毛泽东大传》的主题更加突出。
3、增加了大量的新的重要史料，这就使再版《毛泽东大传》的内容增加到了近400万字，而且使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发展轨迹愈加清晰，同时使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历史事件的一些细节更为生动，成为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外可以见到的所有毛泽东传记中唯一一部最系统而不凌乱、最全面而不单一、最客观而无片面性、最真实而不胡说八道、最具可读性而不枯燥的信史。
4、为了便于读者在电子版中查阅资料，笔者对时间的规范化作了进一步的处理。如：在每一年中每个月的开始时间，都加上了某某年，成为某年某月，而后是某月某日。如果您需要查找某一时间段的历史资料或某一历史事件或毛泽东的某一精辟论断或其他人的某一段言论，只须点击一下“编辑”，再点击“查找”，在“查找”栏里输入相应阶段的某年某月或历史事件名称或某段言论中的几个关键词后，点击一下“查找下一处”，其内容便会立刻呈现在您的面前；如果需要查找某某人与毛泽东交往的史料，按上述方法在“查找”栏里输入某某人的姓名，依本传先后顺序一一点击“查找下一处”，即可一览无余。
诚然，书中还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敬盼有关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东方直心
年月
第一版
自 序
亲爱的读者朋友，呈现在您面前的这一部《毛泽东大传》，共分为10卷373章，总计300余万字。这部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演义，而是一部真实地反映毛泽东一生如何修身，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工作，如何奋斗的历史纪实文学，它既可以当作通俗的故事书读，也可以作为历史工作者在研究中共党史时最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运用。更确切地说，它是一部人生教科书。如果您真正读懂了这部书，或者是您的后人真正读懂了这部书，那么对您本人，对您的家庭，对您的后代，将会产生不可想象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当然，功利主义者除外，因为功利主义者考虑的只是一己之私。作为一个从自身、从家庭、从民族、从国家、从世界、从历史的角度来设计自己人生的人，都应该好好读一读这部书。
笔者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毛泽东及其同时代的所有的前辈们，感谢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的那种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感谢口述、记录那个时代的所有前辈和专家、学者们，还要感谢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所参考的数十部有关专著的那些作者和编著者们。没有他们的艰辛创造和他们所提供的翔实的历史资料，笔者是不敢也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杜撰出描述毛泽东一生的这部书的。
说起对毛泽东的认识，笔者也像不少人一样，有一个从基于朴素情感的表象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变过程。笔者正是通过这种不间断的阅读和深入的研究，才终于完成了对毛泽东由情感的表象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这一转变过程。
毛泽东在1962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曾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张仙朋说过，他有一个愿望，打算在他有生之年写一本关于他个人的书，他说：“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很可惜，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损失，同时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正是因为这个历史的缺憾，笔者才开始大量收集史料，研究史料；尽管迄今还可能有一部分历史资料没有公诸于世，而且还有一部分毛泽东暮年的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已经被某些心怀叵测的人们销毁了，但就笔者所已经见到的历史资料，写出一部最系统、最真实和比较全面而完整的《毛泽东大传》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而且已经成为可能；所以就不揣冒昧地开始酝酿并动手写作了。
笔者认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应该是中国人的骄傲。无论是毛泽东的人品、学品、文品，还是他的武品、诗品、书品，就个性而言，在他的同时代中，无论是哪一方面的人，即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都没有哪一个可以与他相比拟。毛泽东的思想、品行、性格、才学和智慧，堪为世人之楷模。也可以说，翻遍5千年中华文明史和数千年世界史，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中华赤子，他心里始终装着劳动人民，装着改造中国、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伟大理想。作为军事统帅，他指挥人民武装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和反动的军事力量，在他的面前无不灰飞烟灭；别说是蒋介石那几百万大军，就连日本军队，法国军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都不得不在他面前低头认输。作为人民领袖，他始终引领着中国人民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在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后，成功地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作为革命的导师，他一生都在读书、备课、讲学，教育他的战友、战士和人民，同时也包括他的朋友和敌人。巴基斯坦前总统布托说：“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若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8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更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的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英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也说：“毛并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是全民族的代表，是人民和时代的化身。革命造就了毛，毛也造就了革命。毛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中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象征。”由此可以断言：不了解毛泽东整个时代的真实性，不了解毛泽东全部的真实历史，不了解毛泽东时代所有其他那些风云人物，无论任何人都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占了大半个20世纪的“毛泽东现象”，也不可能真正理解毛泽东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真正的历史含义。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写作过程中，采用的是通俗的章回体的说话形式、《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以及《史记》中史论分离的手法。编撰的原则是尊重历史，像考古学家一样，尽可能地复原历史。当然，历史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笔某某人吃喝拉撒睡的流水账。事实上，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对于它所囊括的那个时代一些重要人物以及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事件的生动的鲜活的记录。所以笔者所遵循的是，对毛泽东和他那个时代所有的历史人物不为尊者讳，不遗尊者贤，不没尊者功，不隐劣者迹，秉笔直书，力求写出一部真实可信、通俗易读、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毛泽东的生平故事，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真相明明白白地昭示于后世。为此，笔者编撰的方法是：1、以毛泽东为中心，收集所有有关毛泽东的史料和与毛泽东有关的人物、事件的史料。对所有能见到的史料采取去伪存真、辩正纠错、摈弃议论（特别重要的评论除外）的办法而采用之。2、去芜取精，去概念存形象，使故事本身更生动、更丰满、更感人，更具生活情趣。尽管笔者力求这部故事书臻于完美，但由于本人无缘接触到那些事件的亲历者，也无缘接触到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只能凭借所能见到的有关毛泽东的历史专著和资料进行梳理和重新撰写；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笔者学识浅薄，水平有限，所以，在本书中出现一些错误和疏漏是在所难免的。因此，笔者真诚的希望，亲历那个时代的所有健在的前辈们，在“毛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们，以及收藏有笔者尚未见到的有关资料的“毛学”爱好者们，多多赐教和帮助，以便笔者有机会纠正错误和充实内容，使本书能够于再版之时，愈加完美；笔者将不胜感激之至。
东方直心
2010年5月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本网站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