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有组织欺诈公开化蔓延的治理失焦——从“唯案值论”看黑恶势力“育苗”土壤

作者:草野先生 来源:作者投稿 2026-11-20
小额有组织欺诈公开化扎堆,看似案值微小、手法简单,实则是对基层治理底线的持续试探。它考验的不只是执法能力,更是治理态度。

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深入推进,大案要案连打,黑恶势力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但高压之下,另一幅景象正在浮现:一些小额欺诈团伙不再躲藏,而是成群结队地扎堆在街区、枢纽和网络平台公开“营业”。单笔几十元、几百元,够不上刑事追诉门槛,于是长期游离于深挖彻查之外。这种以“案值大小”论处置轻重的治理偏差,恰恰为黑恶势力提供了最廉价的育苗温床。

中央部署扫黑除恶常态化时,已把“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黑恶犯罪”列为打击重点——这实质上已经承认犯罪形态变了。打击方向既然调整,立案与考核的标尺也要跟着调。

一、现象:欺诈从暗处走到了明处

比隐蔽作案更危险的,是公开作案。

在一些城市的街区、交通枢纽和网络流量阵地,这类骗局已经不再躲躲藏藏:团伙集中盘踞、招牌堂而皇之、人员成群结队,招工中介、引流话术、收款通道分工齐全,一整套流程公开上演。他们算得很清楚——单笔几十元、几百元,够不上立案;基层习惯按小额纠纷处置;群众反复投诉,也很难引来深挖彻查。正是这种“明着骗也没事”的判断,给了他们在阳光下持续作案的底气。

这类现象并非个别。近年来多地群众持续反映,一些街区、网络平台长期盘踞着以“招工”“兼职”“付费内推”“高薪日结”“免费理疗”“健康讲座”“养老股权”“神药保健品”为幌子的诈骗组织,目标直指老年人、农民工、应届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等辨识能力较弱、维权成本较高的群体。它们成片扎堆、公开经营,地处城市核心区或交通枢纽周边,路人皆见、妇孺皆知;媒体持续曝光,短视频平台上“高危求职地”“坑老一条街”“神药会销点”被网友反复点名,热搜轮番发酵。今年秋招季,人社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国务院国资委五部门还专门联合发声,点名“央国企内推”骗局;市场监管总局部署“老年人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民政部也将涉老食品药品欺诈列入排查重点。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多部门都点名的乱象,属地监管部门不可能不知情;城市网格化管理体系,也不可能捕捉不到异常。它长期存续的合理解释,不是“发现不了”,而是“不想管、不愿管、不敢管”。说到底,执法机关真要管,这些违法行为一天都存续不下去。

小额有组织欺诈公开化扎堆,看似案值微小、手法简单,实则是对基层治理底线的持续试探。它考验的不只是执法能力,更是治理态度。

二、病灶:两把量错了的尺子

小额有组织欺诈敢于公开扎堆,表面看是“唯案值论”的技术偏差,深层看是“唯案值论”与“唯稳定论”的合流。这两把尺子一旦合用,就在基层执法中留出一大片“不立案、不深挖、不担责”的灰色地带——单笔够不上刑事,逐案又形不成串并,谁碰谁麻烦,谁不碰谁太平;而这类轻型犯罪恰恰性质恶劣、影响面大、群众反应强烈,灰色地带越宽,治理公信力流失越快。

(一)第一把尺子:以单笔金额论轻重

一是刑事门槛被精准利用。诈骗罪以“数额较大”作为入罪基础,两高2011年司法解释确定3000元至1万元以上幅度,各省在此幅度内定标。单笔几十元、几百元够不上这条线,基层便按惯例归入民事纠纷或治安案件,以调解、告诫、驱散草草了结。有案不移、有罪不究、以罚代刑,在这类案件中尤为突出。团伙看准的就是这一点:分散作案、小额多次、积少成多,每一笔都“够不上”,总量却惊人——29.9元一份“养老股权”、单次几百元“理疗充值”、成本十几元的压片糖果卖几百上千,都是这套逻辑的变种。

二是逐案处置放过了串并。“案值”是结果指标,不是组织规模指标。同一街区、同一套路,一天之内可能数十人受骗,但每一起报案金额都小,基层逐案登记、逐案了结,不启动串并核查,不溯源幕后组织者。这种碎片化处置,恰好契合团伙“化整为零”的规避策略。

(二)第二把尺子:以是否出事论政绩

唯案值论只提供了“技术借口”,真正让问题久拖不决的,是另一套激励:把“不出事”当作治理目标。

面对群众反复举报,一些属地部门以“民事纠纷不干预”“市场主体正常经营”为由推诿;有的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名,对明显异常的集中经营睁一眼闭一眼;个别地方甚至存在隐性利益关联,知而不动。当最基础的街面秩序都无人维护,群众对法治的信心就被一点点侵蚀。

两把尺子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危险的闭环:案值小,所以不必深挖;不必深挖,所以不必担责;不必担责,所以更没人愿意碰——灰色地带就这样被制度性地留了出来。

三、危害:远不止骗走几笔小钱

这类扎堆公开化的小额有组织欺诈,单看一笔不起眼,合起来却是性质恶劣、波及面广、社会反应强烈的基层乱象,危害绝不能用“案值小”来低估。

(一)击穿法治观感,放大破窗效应

普通犯罪唯恐被人发现,这类团伙却敢在人流密集处集中设局,等于天天在测试执法底线。群众路过就看见骗局公开上演,受害者当面求助却得不到有力处置,“违法可以摆在台面上、小额欺诈没人管”的印象就此形成。特别要警惕示范效应:当这类问题出现在治理资源最充沛的大城市,媒体报、网上吵、群众骂,却无人过问,传递的信号远比中小城市恶劣——连资源最集中的地方都束手无策,其他地区可想而知。

(二)公开执法缺位,对政府公信力造成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打击

这才是这类犯罪区别于其他违法形态最隐蔽也最致命的地方——它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发生的,而所有人都在看着执法机关“管不管”。

隐蔽犯罪伤害的是个体,公开犯罪且长期不管伤害的则是全社会对治理系统的基本信任。路人亲眼看见骗局在街面上演,媒体持续曝光、短视频反复传播、受害者排队报案,结果石沉大海——每一次“看见了但没人管”,都是在透支一次政府信用。这种“全民目击式执法缺位”,是公信力杀伤力最大的形态。

范围广意味着不可逆。不是一两个人私下抱怨,而是成千上万人在社交媒体上、在返乡后跟乡亲们口口相传“那个城市就是骗子的天堂”。农民工被骗后觉得“政府不管我们这些人”;路过的市民觉得“这地方法治形同虚设”;外地人听说后觉得“这地方营商环境就是个笑话”。从个体失望到群体不信任,从局部质疑到系统性信用折价,一步到位。

更值得警惕的是连锁反应:一个连眼皮底下的公开骗局都管不了的城市,凭什么让市民相信它能打击更隐蔽、更复杂的黑恶势力?公信力不是喊出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看得见的正义”攒出来的;同样,公信力也不是一天垮掉的,是一次又一次“看得见的失职”一点点蚀空的。当负面口碑形成,花十倍的力气都难以挽回。

(三)精准收割弱势群体,暴露犯罪最卑劣的一面

这才是整件事最让人愤怒的核心——这些团伙选的从来不是“好骗的人”,而是最没还手之力的人。而在这张弱势名单里,老年人是被围猎得最狠、最沉默、也最被“案值小”挡在门外的一类。

受害者画像高度一致:老年人信息渠道窄、情感陪伴缺、数字素养弱,被“免费鸡蛋—健康讲座—伪专家—养老股权—神药保健品”一步步套牢;农民工带着血汗钱进城找工作,应届生刚出校门满怀期待,灵活就业者本来就在生存线上挣扎。这些群体的共同特征是:辨识能力弱、维权成本高、社会关系薄、发声渠道窄。被骗了几百块,报警?不够立案。找媒体?没人关注这么“小”的事。找律师?维权成本远超被骗金额。投诉?石沉大海。

小额有组织欺诈公开化扎堆,看似案值微小、手法简单,实则是对基层治理底线的持续试探。它考验的不只是执法能力,更是治理态度。

老年人这一环还有三层特殊恶劣:

• 温情围猎。骗子用“比子女还贴心”的嘘寒问暖填情感空洞,老人不是看不穿,是不愿承认被“自己人”骗了,事后常因面子、因怕子女责备而主动瞒案、删证据、不报案。

• 小额多次、温水煮蛙。单笔29.9元“股权书”、单次几百元“理疗充值”、成本十几元的压片糖果卖几百上千,笔笔够不上刑事线,累计起来掏空养老钱。盐城洪某团伙买快递单号筛慢病患者,冒充健康老师卖“抗癌驼奶粉”,骗14万余人、涉案超4000万;赤壁案出厂6元卖598元,83岁老人近一年掏40余万,延误治疗几近失明。单笔小、总额惊人,全是“唯案值论”的活靶子。

• 连带伤害远超钱财。老人停服正规药、信“三无神药”耽误病情;被骗后对子女抵触、对社区不信任,甚至把“上网”和“被骗”画等号,数字信任一崩,挂号、社保、出行全卡壳。

所以这些团伙精明得很——他们盯上的从来不是“智商税”,而是“骗了也没后果”。弱势群体天然就是零反击成本目标:骗完你,你告不动、追不回、喊不应,连个热搜都上不了。老年人更甚:连“告”这一步都自己先咽回去了。这种“精准收割弱者”的卑劣,比骗术本身更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更深层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如果连最没还手之力的人出门找份工作、在家接个电话、去趟“免费理疗”都要被公开收割,而执法体系对此无动于衷,那法治的底线保护功能就形同虚设。而且,弱势群体被骗后失去的不仅是钱财,更是对社会的信任——这种信任崩塌是近乎不可逆的,比经济损失危害大得多。当老人被骗后不敢再碰手机支付、不敢再去社区活动中心,当农民工被骗后不敢再进城务工,当应届生被骗后对整个就业市场产生系统性怀疑,这种社会成本的代价,没有任何一笔“小额”可以衡量。

(四)便于规模化复制,受害面几何级扩大

扎堆之后,话术、客源、资金通道互相借鉴,新人快速入伙、模式快速复刻。受害者多是上述弱势群体,维权成本高,大多吃哑巴亏(老人尤甚,碍于面子不报),反过来又助长团伙气焰。“低风险、高回报”的套利空间,吸引同类黑灰产持续汇集,形成诈骗窝点集聚的灰色地带。

(五)成为黑恶滋生的育苗棚

公开集聚的团伙,极易从单纯欺诈升级:为守住地盘发生对峙、恐吓,逐步叠加软暴力、垄断客源,沿着“零散犯罪—有组织控制”的路径蜕变。这类犯罪投入低、风险小、现金流快,非常适合团伙在起步阶段“练手”。一旦长期不被打击,作案者会获得三重“红利”:资金上完成原始积累,为后续向高利贷、暴力催收、行业垄断升级提供资本;组织上完成磨合,从松散团伙演变为分工明确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心理上摸清底线,从欺诈逐步升级为软暴力乃至硬暴力。

公开化,就是小恶走向大患的关键一步。今天纵容街面扎堆的小额欺诈,就是在为明天的有组织犯罪育苗。

四、对策:换标尺、压责任、强链条

犯罪一旦从暗处走到明处、从零散变成扎堆,治理窗口就已经收窄。大案要案要重拳打击,这种明目张胆、就近侵害群众(尤其是老人)的有组织小额欺诈,更不能因案值微小而放任自流。

(一)换线索标尺:从“看单笔金额”转向“看组织形态”

把是否扎堆集聚、是否公开运作、是否组织化分工、是否专门针对老年人/求职者等弱者,作为风险预警的核心指标。同一地点、同一套路持续出现批量举报(含社区网格员上报的“免费讲座+送礼”异常点位),即便单笔金额不大,也直接列为重点线索,启动串并案和溯源核查。对养生馆、理疗店、康养门店、会销场所、私域直播群、到付快递等涉老高风险场景建立自动预警,把“群众报案后再处置”的被动模式,改为主动巡查、提前干预。考核指标也要跟着换:把“线索核查率”“清整后复发率”“涉老点位覆盖率”纳入评价,而不是只看发案数和信访量。

(二)压属地责任:从“属地兜底”转向“挂牌清零”

对已经出现公开扎堆的街区和网络阵地,上级部门挂牌督办、专项清整。不能只驱散现场人员,要溯源资金流向、查封关联账号、追查幕后组织者,防止“清而不除、风头一过卷土重来”。同时建立责任倒查机制:因失职渎职、推诿卸责导致小额有组织欺诈长期盘踞甚至坐大成势的,严肃追究属地党政领导和监管部门责任。领导干部调整时,对未了结的突出乱象实行“清单交接”,防止一任管一摊、一摊搁一任。

(三)强惩戒链条:从“够不上刑事”转向“拿得出代价”

达不到刑事追诉标准,不等于零代价。要综合运用治安处罚、追缴赃款、市场清退、平台封禁、失信惩戒等手段,形成闭环。对反复作案的组织者,累计数额达到追诉标准的坚决刑事打击;尚未达标的,用足治安拘留、罚款、行业禁入等行政手段,打破“公开骗人、代价轻微”的预期。对涉老小额欺诈,银行端对老人异常取现、频繁转账主动问询拦截,社区端对“送礼讲座”异常聚集即报即查,把代价前置到作案途中而非事后。同时要防止另一种倾向:提高违法成本不能突破法律边界,每一项惩戒都必须于法有据。

(四)改法律规则:从“单笔定罪”转向“组织形态入罪”

现行诈骗罪以“数额较大”为入罪门槛(两高2011年解释3000元至1万元以上幅度,各省定标),客观上被团伙用“小额多次、化整为零”规避。治理建议不是简单喊“不论金额一律入刑”——那会撞上罪刑法定与刑法谦抑性——而是在刑法框架内做四件事:

第一,对公开化、组织化、面向不特定多数(尤其老年人、农民工、应届生等弱势群体)实施的小额欺诈,由司法解释明确:符合“同一团伙、同一套路、同一区域或平台、二年内三次以上”的,数额累计计算;累计未达较大但具备组织化、公开化、弱势对象三要素的,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降低入罪数额门槛,对组织者、纠集者、固定成员依法入罪。

第二,参照两高一部2016年电信网络诈骗“二年内多次未经处理数额累计”规则,把该逻辑由电诈扩展至街面、平台同点位有组织小额欺诈(含涉老会销、私域直播、到付快递、养老股权),由办案规则统一串并核算口径。

小额有组织欺诈公开化扎堆,看似案值微小、手法简单,实则是对基层治理底线的持续试探。它考验的不只是执法能力,更是治理态度。

第三,针对保健品会销坑老这一高发形态,明确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转化边界。单纯夸大功效、价格虚高,由市场监管部门依《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行政处罚;但一旦具备以下任一情节,即应纳入刑事评价:虚构身份(冒充医生、专家、退休教授)、伪造检测报告或体检数据、以“不买就恶化”等话术制造恐慌、组织化分账(总部供货+门店会销+私域复购+快递到付)、对要求退款者实施滋扰恐吓阻退。单笔金额小不是免罪符——同一团伙、同一套路、针对老年人、二年内三次以上,数额累计计算;累计未达较大但受害人数多、社会影响恶劣的,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对组织者、纠集者依法入罪。盐城洪某团伙买快递单号筛慢病患者、冒充健康老师卖“抗癌驼奶粉”骗14万余人、涉案超4000万,赤壁案出厂6元卖598元、83岁老人近一年掏40余万延误治疗——这些不是“消费纠纷”,是有组织犯罪。

第四,划清边界:单纯为牟利、无滋扰无聚众无软暴力的,不硬拔高为黑恶;一旦叠加摆场、堵门、威胁、垄断客源等软暴力,即依2019年《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按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评价,但仍须符合具体罪名构成要件。

一句话:不是“骗一块钱也坐牢”,而是“谁把骗老人、骗弱者做成公开生意、做成组织化流水线,谁就不能再用‘单笔不够立案’当护身符”。

(五)通监督回路:从“说了白说”转向“曝光即查”

健全实名举报保护与奖励机制,探索涉小额欺诈线索“直报”通道,减少中间层级截留;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最重要的是,必须让每一个普通人被骗之后,不用自认倒霉、不用忍气吞声、不用投诉无门——老人尤其要有“子女不在身边也能报得进、查得动、退得回”的适老通道。对媒体曝光和网络举报中反映的扎堆欺诈线索,建立“曝光即核查、核查即反馈”的闭环,不让舆论监督沦为空转;对每一件小额投诉,都要有回音、有结果、有告知——哪怕最终不够刑事立案,也要让受害者知道:你的报案被认真对待了,你没有白来。社区网格员、银行柜面、老年大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作“代报点”,替不敢开口的老人把第一声喊出来。12345热线设立涉老欺诈“你拍我查”快速通道,接住会销门店、理疗馆的群众举报。

结语

小额有组织欺诈公开化扎堆,看似案值微小、手法简单,实则是对基层治理底线的持续试探。它考验的不只是执法能力,更是治理态度。当违法者笃定“小额没人管”而肆无忌惮时,治理者必须给出明确回应:在罪刑法定框架内,把“公开化+组织化+收割弱者(尤其是围猎老人)”写进情节评价——金额可以小,组织化公开化作案不能免责。一个连最没还手之力的人都不保护的社会,没有资格谈法治。而法治的最低标准只有一条:绝不能让一个普通人被骗之后,只能自认倒霉、忍气吞声、投诉无门;绝不能让一位老人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被“免费鸡蛋”和“298元神药”公开搬空还没人接他的报警。唯有如此,才能守住扫黑除恶的第一道防线,防止小恶养大患、苗头变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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