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富全:“天下为公”的旗帜与手里的工资条

作者:屠富全 来源:作者投稿 2026-11-15
孙先生值得纪念,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谁在纪念他,以什么方式纪念,以及纪念完了之后,谁的日子照旧,谁的日子被照亮了一下又暗下去?当一个革命者被供奉得越高、擦得越亮,他生前真正在乎的那些人——那些在私营工厂里加班的人,风雨里跑单的人,流水线上计算加班费的人——就越有必要问一句:挂在墙上的那个人,和我之间,到底还有没有关系?如果答案是一句“有”,那就不该只是纪念。

最近纪念孙先生诞辰160周年的大会,某大国照例开得庄重而饱满。官方通稿里的关键词排列得整整齐齐:振兴钟华,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和平协商。对岸的湾湾事务部门则照例发出提醒,说这类活动可能涉及“统战”与“反独促统”宣传,劝相关人士“审慎看待”。一边是人大堂的红地毯与花篮,另一边是海峡对岸的“敏感词”警报。一个160年前出生的革命者,被请出来为今天的两岸叙事站台,本身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对孙先生的推崇早已超越了“纪念一位历史人物”的层面,进入了一种可以称为“双重加冕”的状态。第一重加冕是把孙先生封为“革命先行者”,以“天下为公”和“振兴钟华”的名义,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合法性收归囊中。第二重加冕则是把这位先行者的“统一”遗愿,与当下的两岸政策无缝对接,使一座百年前的铜像成为现实政治议程的承重墙。加冕典礼的排场越大,铜像底座下的裂缝就越值得多看两眼。

孙先生一辈子干的事,说到底是革清朝的命,革帝制的命。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早就把话说得很清楚:孙先生领导的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他晚年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讲“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不是发善心,是因为他看明白了:不碰土地,不碰资本,所谓“共和”不过是换一块招牌挂一挂,但他所要建立的依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一个孙先生放在今天被高规格纪念,官方讲话里当然要提"扶助农工"四个字。提归提,提完之后,这四个字就像展厅里玻璃柜中的展品,灯光打着,标签贴着,只可观,不可伸手。

孙先生值得纪念,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谁在纪念他,以什么方式纪念,以及纪念完了之后,谁的日子照旧,谁的日子被照亮了一下又暗下去?当一个革命者被供奉得越高、擦得越亮,他生前真正在乎的那些人——那些在私营工厂里加班的人,风雨里跑单的人,流水线上计算加班费的人——就越有必要问一句:挂在墙上的那个人,和我之间,到底还有没有关系?如果答案是一句“有”,那就不该只是纪念。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纪念本身,在于纪念的用法。孙先生在这个场合承担的功能,是一个跨越“民国”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接口。湾湾那边不认这个接口,当局在这一天连仪式都不办,生怕纪念孙先生就等于承认一个国家。大陆这边则把接口擦得锃亮,反复强调“钟共人是孙先生革命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继承的是哪一部分,继承到什么程度,讲话里写得很清楚:继承的是“爱国”“统一”“振兴钟华”,至于“节制资本”,“扶助农工”背后那套对资本权力的警惕,被处理成历史背景中的一句脚注,念完就翻页。

这就引出一个不太方便展开、但数据自己会说话的问题:如果孙先生活过来,看到今天该国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他会觉得"节制资本"已经大功告成,还是觉得任务才刚刚开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告别三十年后重新获得了“合法”的角色。民/私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组“56789”被官方反复引用,意识形态上就需要一个能够解释这一转向的历史坐标。孙先生恰好提供了这个坐标:他既是“共和"的缔造者,又是“资本”的容纳者;既可以被叙述为“革命”的先驱,又可以被叙述为“建设”的祖师。尊孙在客观上成为对改开以来经济制度转轨的一种历史追认——用一种体面的、爱国的、无可指摘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条路,前人已经指过了。所谓“历史合法性的回收”,说穿了不过如此:把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请回神坛,让他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一次跨时空的背书。

然而符号层面的加冕越隆重,现实层面官方叙述中的孙先生,是“天下为公”的化身,“统一”的象征,全体钟华儿女的精神公约数。这套叙述的修辞功能在于凝聚,把不同制度、不同利益和不同记忆的人群暂时拢到一面旗帜下面。但旗帜下面的肉身,并不生活在修辞里。该国的城镇就业结构在过去二十年里发生的变化,用枯燥的数字说出来是这样的:城镇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2006年的36.47%和2.58%,下降到2025年的20.66%和0.25%;灵活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则从2018年低点的1.75%,一路回升到2025年的31.12%。在“国家主人”这个称号被反复擦亮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以“灵活”的方式被纳入生产过程,而“灵活”的现实就是“不稳定”。

与此同时,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53%-55%,跌到2006年前后40%的历史低点,2025年回升到51%左右,看起来在往回走,但居民消费率仍然只有40%,全球平均是58%。更扎眼的是工资结构:2025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1590元,非私营单位129441元,私营只有非私营的55.3%,这个比值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最低。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劳动者在私营部门干活,而私营部门的工资水平大约只有“体制内”的一半多一点。孙先生当年说要"扶助农工”,“农工”的主体在今天就是这八成的私营部门打工人,“扶助”的力度究竟落在哪里,似乎不难判断。

还有两亿灵活就业者,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构成了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骑手圈里有一句被媒体反复引用的自嘲:“不超速,就超时”。超速是拿命换时间,超时是拿钱换命,两个选项摆在一起,怎么选都是输。2025年京东开始给全职骑手缴五险一金,覆盖约15万人;美团在部分省市落地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参保人数突破2300万。这些进展值得肯定。但“渐进式立法”"试点先行”平台补贴一半养老保险"这些措辞本身,恰恰说明一个基本事实:在这两亿人的劳动关系里,资本是主导的一方,劳动者是等待制度慢慢追上来的一方。孙先生如果在天有灵,看到“扶助农工”被纪念了160年之后,农工们还在为“社保谁交”而焦虑,不知该作何表情?

官方叙事对《建国方略》的处理方式,最能说明这套纪念逻辑的“精妙”之处。讲话和媒体报道反复强调:孙先生当年设想的16万公里铁路、160万公里公路、三大世界级港口,今天“早已成为现实,而且比他构想和描绘的更为丰富和宏阔”。这话不假,铁轨和港口摆在那里,谁都看得见。但《建国方略》里写的不只是铁轨和港口,还写了一个“人民幸福”的愿景,写了“振兴钟华”的落脚点是“家给人足”。如果“实现”的标准只是钢铁和水泥的吨位,那么纪念确实可以开成庆功会;但如果“实现”还要看这些钢铁和水泥带来的收益落在谁的口袋里,庆功会的香槟就未必开得那么理直气壮了。

于是整个纪念的修辞结构就变得清晰起来:孙先生被拆成两半,一半叫“爱国统一”,请进人大堂,戴上花环,对着海峡对岸喊话;另一半叫“节制资本、扶助农工”,留在历史书里,偶尔在讲话中一笔带过,但绝不允许它走出纸面,走进当下的分配问题。这操作谈不上新鲜,本质上是一种符号的选择性回收:把革命者身上对当下秩序无害的部分提取出来,做成合法性贴纸,贴在一辆已经换过发动机的车上,车还是那辆车,方向盘早已不在原来那只手里。

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这套操作的体感是具体的。被称作“国家的主人”,但在劳动合同上,却是“乙方”;被告知“共同富裕"正在路上,但私营单位工资只有非私营的一半多一点,而且差距还在拉大;被鼓励“灵活就业”,但“灵活”的是工时和社保,“就业”的稳定性却交给了平台算法和市场竞争。纪念大会上的“扶助农工”听起来温暖,散会之后,要面对的是下个月的房租、孩子的补习费,以及一条永远在跳动的配送倒计时。

孙先生值得纪念,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谁在纪念他,以什么方式纪念,以及纪念完了之后,谁的日子照旧,谁的日子被照亮了一下又暗下去?当一个革命者被供奉得越高、擦得越亮,他生前真正在乎的那些人——那些在私营工厂里加班的人,风雨里跑单的人,流水线上计算加班费的人——就越有必要问一句:挂在墙上的那个人,和我之间,到底还有没有关系?如果答案是一句“有”,那就不该只是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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