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争利，败亡之道

据报道，越南国会今年6月通过《公务员法》修订案，2026年7月1日生效，允许公职人员依法投资、管理和经营企业、合作社、医院及学校，但须避免利益冲突并遵守反腐败法;越共中央第224号相关规定，支持党员依法致富，将政策从“允许”转为“鼓励、创造条件”;越南还将公职人员基本工资基数上调8%至每月253万越南盾，但基层办事员月薪折合人民币常仅约两千元。

笔者认为，越南的这一改革，必然引发全国性公开的与民争利现象泛滥，必然导致“穷庙、富和尚”式的、难以为继的结局。

中国明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大小官员借机搜刮，终于逼迫李自成等领导广大饥民揭竿反抗。为了筹措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饷，在大明的朝堂上，崇祯皇帝苦苦哀求大臣们捐款，大臣们又借机诉说各自的“清贫和廉洁”，捐款成了一场闹剧。

大明朝堂的文武大臣们果真“清贫和廉洁”吗?

不久，李自成带兵进了北京城。起义军大将刘宗敏没象崇祯那样哀求，而是采取强硬措施，迫使大明前臣们交出赃款。获得脏款多少呢?李自成撤离北京时，这些金银装了整整三千多车。

大明末年难以改变的“穷庙、富和尚”的状况，最终葬送了大明王朝。

我们再看越南，以法律形式“允许公职人员依法投资、管理和经营企业、合作社、医院及学校”;越共中央又制度规定“鼓励、创造条件”，“支持党员依法致富”。这一改革举措，本身就含有自相矛盾的一面。

先需要“投资”，然后才会有对其的“管理和经营”。这是常识。那么，越南的公职人员有没有“投资”的能力呢?

如果他们已经具有“投资”的能力和势力，那就说明，越南的公职人员并不是不富裕，也就没有再“支持党员依法致富”的必要了。同时，对他们所拥有资金来源的合法性进行清查，这才是必须应当做的。

如果他们的现状是不具备“投资”的能力，那么，越共中央规定的“鼓励、创造条件”，就只能是财政借款或允许其贷款，甚至低息贷款。这样，就面临着由此引发的至少四个问题。

其一、财政借款或银行贷款的风险问题。“投资”是有风险的，这也是常识。如果因其管理和经营不善，财政借款或银行贷款如何归还?如果因此变成坏账、死账，责任谁来承担?

其二、这些公职人员本职工作的实效问题。如果他们都去“投资”和“管理、经营”实体去了，那么，他们的本职工作还要不要做?如何确保本职工作的实效?大家知道，即使投入全部时间和精力，专心做实体的，也有很多难免会亏损，更何况是兼职呢?难道越南的公职人员都是三头六臂、能力无限吗?

其三、如何避免与民争利。在一定的时间期限内，在一定的消费能力阶段上，社会对消费的需求，是有一个量的规定的，一定不会是无限的。在有法可依，在越共中央规定的“鼓励、创造条件”的支持下，必然会有很多公职人员“投资”实体。这些实体要生存，必然要提供一定的社会消费服务。这些新提供的社会消费服务，必然会冲击和抵消原有的社会消费服务体系，使其中的一部分难以继续生存。对这部分无辜受冲击而失去生活来源、甚至是生存依据的群体，越南政府有什么样的救济或救助方面的制度安排呢?如果没有，那其目前进行的鼓励公职人员“投资”实体，就是在给自己“埋雷”。

其四、如何防治公职人员利用公权力谋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快就会引发社会公愤。这是越南在给自己的社会“堆积干柴”，同时，也在“煽风点火”。

综上，越南的这一改革举措，是与民争利的行为;是在践行“败亡之道”。

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应当明了当今世界大势。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完成它自身推出历史舞台的句号。各资本主义国家，如今无一不是出在难以为继的状态。在这样的大势面前，发展私有经济挽救不了越南政府可能面临的困境;不仅挽救不了困境，而且会因此加剧困境。要找到困境的真正原因，要正视这些真正的原因，然后，才可能对症下药，而不是胡乱投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