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牛棚是“屈辱”，普通人的暂住证是“命运”

二十多年前，所谓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写了一本书，叫做《牛棚杂忆》。在书中，他记载了自己被抄家，被批斗，被抓去扫厕所，还被人在背上画王八……

那个时代里，一个留德十年的博士，被学生吐了唾沫、被同事踢打，他当然很愤怒：说自己的人格被放在地上摩擦。当然，我不知道他所说的事件里有没有其他隐情。比如他说有人在他背上画王八，有没有可能当时他对别人也做过某些不太好的事情?毕竟人在叙述回忆的时候，都会把别人伤害自己的事情写得特别突出，至于自己做了什么，只要对自己不利，能不说就尽量不说。

这段记忆该不该写?该写，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毕竟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上层人物的遭遇本来就应该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季羡林从来不会在这本书里去写他身边的农民当时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因为当时的九亿农民始终是背景板：交公粮、修水利、饿肚子、累断腰，不算“受难”，只算“命运”。

季羡林参加劳动的时候会反复亮身份——“我通晓十四种语言”、“我是东方学大师”。他想的是：我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居然要和低贱的农民一起去参加劳动，太伤自尊了。同样是劳动，知识分子说：我的人格受到了侮辱。老百姓说：这就是我能活下去的原因。

我现在算是能理解以前的“伤痕文学”了。“伤痕文学”就是把知识分子的特权改成人权尊严，把他们失去特权说成是失去人格尊严。

有些文人会写《悯农》，但自己不下田;会写《卖炭翁》，但自己不烧炭。真让他和百姓过一样的日子，他第一个跳起来说“这就是不人道”“我和你们不一样”。让他们了解体验一下普通人的日子，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原来这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而是“凭什么轮到我”。他们在文章中处处都会表现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一旦真的看到底层人的辛酸和痛苦，他们马上会很难受：这么痛苦的事情赶紧给点小钱，让他对我感恩戴德后，就赶紧离我远远的。因为在他们笔下的修齐治平的“平天下”，从来不包括“和天下人一样吃饭”。

2024年，著名的网络写手卢克文写了一篇引发巨大争议的文章，文章中有一句话：“我不愿回到1992到2012。”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两年，但是这几天文章中这句“我不愿回到1992到2012”，让原《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炸了毛。他断章取义地说：卢克文在否定二十年发展成就。可是文章中卢克文根本就没有提过那二十年经济发展迅速的事情，他只是和季羡林一样，写了自己年轻时在中国南方的打工的经历。

十八岁时，卢克文中专毕业，南下东莞，进了电子厂。在电子厂里，十二小时连轴，月薪却几百块。钱没挣到多少，让当时的打工仔最害怕的是：他们打工“不合法”(当时外地人来珠三角要边防证，住在城里要暂住证)。睡到半夜，治安队砸门查房，打工仔被轰出来抱头蹲在操场，没带证就送收容所。他在文章中说，同宿舍下铺兄弟，一年被抓三次。还说，那时候自己走在街上，听见警笛就本能缩脖子，最害怕那张暂住证没揣在身上。我记得2001年的时候，《中国青年报》报道过在东莞打工的张正海，因为没带暂住证，被治安队收容，后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还有2003年轰动全国的孙志刚案。他在广州因未携带身份证和暂住证被收容，最终在救治站被殴打致死。他不是打工仔，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大学生都逃不过，那些千千万万没读过多少书、连投诉渠道都不知道的外来务工者，他们能怎么办?张正海的遭遇、孙志刚的死，当时很多打工仔都是亲历者，或者听说过。

一个人，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打工，却被认定为“非法存在”，这应该是那时候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卢克文说，那时候“腐败横行、治安混乱、媚外贬中，我不愿回去”，胡锡进们却说“与官方叙事大相径庭”。

官方叙事，讲的是经济数据，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申奥成功。胡锡进是体制内的文字工作者，他在北方的办公室里，很难理解南方一群群小青年打工仔的痛苦的。所以“大相径庭”也无可厚非。晋惠帝说过一句让人千古嘲笑的话：“何不食肉糜”，但胡锡进不是晋惠帝。晋惠帝是真不懂，胡锡进是不用懂。一个在北方写字楼里谈"“大国叙事”的人，本就不需要知道东莞出租屋那道门，半夜会被谁踹响。如果当时让胡锡进去东莞以普通人的身份住上三个月，进厂打两个月的工，半夜被查一次暂住证，他自然就不会说这句“与官方叙事大相径庭”了。但是他不会去，因为当时的他觉得不需要。他的生活里没有这个环节，他的文字中也不需要这个细节。这就是上层和底层的真实距离：没有看不起，只是看不见，因为不用去看见。

以前有人说：“贫穷是会限制人的想象力的。”其实，富贵也是会限制人的想象力的，胡锡进们应该就是。

季羡林是没有下乡之前的胡锡进。所以他下乡之后，感到特别委屈，特别屈辱。《牛棚杂忆》里他觉得农民不能跟他共情，竟然"对运动并不热心"。他在燕园里住了几十年，平时生活中看到的农民不是农民，是风景，是背景，是书里需要他去恩赐的一个群体而已。当他真的参与农民刨地，交公粮，吃着难以下咽的食物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的，即使这份待遇比当时的农民生活好许多倍。所以，他觉得这是在抄家;他愤怒的时候，人们反对他，就是在批斗。

正因为那个时代的季羡林们的存在，伤痕文学才能在文坛上占据几十年。他们写的不是苦难，而是写的是“精英们的苦难”。季羡林们的屈辱，被掌握话语权的群体反复讲述——他们把这些文字出版出来，然后召集同伙开研讨会、最后放进畅销书的目录里大肆传播。于是全社会只好替它们全部记住。

而打工者的恐惧，以前没有人能写出来，即使写出来也不能有办法传播，所以被要求忘记。他们抢先断定这是“以偏概全”，然后扣上“否定时代”的大帽子，最后再来一句“总体是好的”，这件事就能轻轻被按下去。

幸好这几十年的网络发展，让底层人有了发声的工具，使得卢克文这样的“竖子成名”。季羡林写牛棚，“教授受苦”是值得关注的;卢克文写暂住证，人家会先质疑“你代表不了六亿打工人”。精英的痛苦是“事件”，底层的痛苦是“背景”。这才是历史的留下最大伤痕。

这两年，网络的发展，普通人对伤痕文学的态度变了，是变清醒了。他们开始问：为什么书里能记载下《牛棚杂忆》，就不能记载下暂住证制度下普通人的痛苦?为什么知青写“青春被耽误”就能拿文学奖，打工者写“我半夜被治安队从床上拖起来”就是在制造对立?他们还找到了答案，只有三个字：话语权。季羡林们掌握了话语权，把自己那个小小的群体的委屈，放大成了“民族的伤痕”;卢克文们刚拿到手机，就会被季羡林们扣上“否定成就”的帽子。

伤痕文学不是不应该存在，但该被放在正确的位置——它不是“全民族的苦难史”，而是“一部分精英失去特权后的心理创伤记录”。它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但不该被神化成“良知”的标杆。真正该被记录的，是那些没进过牛棚、没写过书、但他们在暂住证、收容所、流水线、工地和黄土里默默承受的人，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他们的苦难没有序言，没有文字诉苦，仿佛只有认命。

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当普通人能够拿起笔写下某个群体的历史记忆时，那些以前掌握话语权的人害怕了，他们开始慌了，于是就开始胡乱扣帽子了。

因为他们害怕了，所以开始急着定义什么该被记住、什么该被忘记。可他们忘了，历史从来不完全是某些掌握笔杆子自私自利的人写的。现在的人，会永远记得那位伟大教员的那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