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合”与卡尔森将军的两篇书评

作者:罗斯、威廉姆斯 来源:文明与本能 | 微信公众号 2026-09-29

关于“工合”与卡尔森将军的两篇书评

按:2026年9月24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欢迎中国贵宾的晚宴致辞中说:“正是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的接触,启发他们借用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Gung-ho(工合)。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这个词在中文里的字面意思是共同努力。”(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that inspired the Marines to adopt a Chinese phrase they still use today, gung-ho. The Marines use it as an expression of great enthusiasm, but in Chinese it literally means working together.)

2025年,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Mass Amherst)历史系教授裴士锋(Stephen R. Platt)在纽约克诺夫-企鹅兰登出版社(Knopf Penguin-Random)出版了《突击队员:一位叛逆海军陆战队员的不为人知往事与二战美国特种部队的诞生(The Raider: The Untold Story of a Renegade Marine and the Birth of U.S. Special Forces in World War II)》一书,xviii+522页。

亚历山大·罗斯(Alexsander Rose)在2025年6月6日的《华尔街日报(WSJ)》发表了一篇题为《“突击队员”:埃文斯・卡尔森与海军陆战队的“工合”》的书评。

高产的军事评论家、前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威廉姆斯(Kathleen Broome Williams)教授2025年6月在军事网站《战略(StrategyPage)》发表了题为《埃文斯・卡尔森与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的书评。

现将两篇书评的主要内容摘译如下。《华尔街日报》的书评由刘力群同志翻译了初稿,我进行了摘编。两篇书评的翻译都借助了AI。

《华尔街日报》的书评:

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森在中国的经历,让他对紧密团结的作战单位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塑造了美国新兴的特种部队。

关于“工合”与卡尔森将军的两篇书评

埃文斯·卡尔森(左)在太平洋圣埃斯皮里图岛的贡霍营地入口处。

(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任何有兴趣阅读二战书籍的人,大概都会熟悉诺曼底登陆和中途岛战役。但密支那、诺门坎和英帕尔(Imphal,位于印度)战役呢?听说过这些战役的人少之又少。

《突袭者:一名叛逆海军陆战队员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二战时期美国特种部队的诞生》是一部416页(外加约60页注释)的传记,讲述了埃文斯·卡尔森(1896-1947)短暂的一生。卡尔森是“卡尔森突击队”的创始人,这支精锐海军陆战队部队活跃于1942年至1944年间。乍一看,用这么多篇幅来讲述一位虽然并非默默无闻但也算不上声名显赫的军官的短暂生涯,似乎有些不妥。仅凭这一点,《突击队员》这本书就显得有些奇特,但我并非贬义地使用“奇特”一词。事实上,这是一本好书,堪称一流。

关于“工合”与卡尔森将军的两篇书评

卡尔森

作者的基本观点是,卡尔森是一位典型的海军陆战队军官:爱国情怀坚定,专业素养高,且信仰传统宗教。卡尔森出生于纽约州北部,16岁参军,20世纪20年代被派往中国。在那里,他逐渐成长为一位深入观察者,得以深入了解这个原本陌生且被刻板印象化的国家的复杂政治和军事事务。

尽管本书副标题“叛逆海军陆战队员的秘史与二战时期美国特种部队的诞生”听起来颇具战斗气息,但裴士锋先生直到全书过半才开始描写激烈的战斗场面。不过,他对突击队在太平洋战场——尤其是马金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混战描写精彩绝伦、清晰生动、信息丰富。这一部分在一百多页后便戛然而止,以卡尔森受伤后于1944年6月撤离回家为结尾。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裴士锋撰写的此书并非一部传统的、以地图和战场形势图为重点的军事传记,旨在描述突袭队的行动、战术和作战序列。此书巧妙地融合了传统士兵传记、激动人心的特种部队历史,以及对错综复杂的“美国在华经历”的深思熟虑探索。

裴士锋表面上过度关注卡尔森及其在珍珠港事件前在中国的活动,以及突击队组建的过程——而这实际上是他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迷恋和关系的巅峰之作。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卡尔森已被视为国内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的报告在内阁和海军部最高层流传;他甚至与罗斯福总统保持着秘密的直接沟通渠道。

然而,在某些方面,有人担心卡尔森已经“入乡随俗”,用一个或许有些过时的说法来说,他患上了严重的“正义事业综合症”,需要有人提醒他,正如一位分析人士当时评论的那样,他是在为“美国政府效力,而不是为中国、宋氏王朝,或者“八路军”(中国共产党的抗日部队之一)效力。

这些怀疑并非毫无根据。如果说卡尔森有什么弱点,那就是他与太多美国访华的亲华伙伴交往,并将共产党人理想化,认为他们不过是些略显狂热的新政支持者。他告诉罗斯福,毛泽东曾向他保证,土地革命、一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或许会提上日程,但前提是必须先实行一段较长的资本主义民主时期,以保障每个人的个人自由。

同样,卡尔森也曾力挺蒋介石领导下腐败透顶的国民党,似乎认为只要国民党和共产党消除一些无关紧要的政治分歧,就能组成一个强大的团队来确保中国的独立。直到1944年,他才最终对蒋介石感到厌倦,并将其视为一个反动军阀。他认为,共产党才是“人民福祉”的唯一执行者,因此是美国的天然盟友。

从卡尔森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常常被告知他想听的话,看到他的东道主想让他看到的东西。他始终没有意识到,即使双方暂时结盟对抗共同敌人,叛乱分子的利益也鲜少与美国的利益一致。换句话说,卡尔森违反了观察员的一条基本原则:不要爱上你支持的一方;他们打的是一场与你不同的战争。

卡尔森的观点一度在美国颇具影响力——战后他是一位颇受欢迎的进步人士,并准备竞选加州参议员——但他的政治生涯很快便开始走下坡路。一场心脏病终结了他的政治抱负,晚年他被斥为“卧床不起的赤色分子”。他带着失望离世,他的幻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彻底破灭。然而,无论是在卡尔森之前还是之后,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往往都建立在自欺欺人之上,或者说,都以自欺欺人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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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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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合创始人合影,左起:贝特兰、斯诺、海伦、艾黎、卡尔逊

1940年,菲律宾,碧瑶

《战略》的书评:

裴士锋这本讲述埃文斯・卡尔森的著作取名《突击队员》十分贴切——“突击队员”不仅是卡尔森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更是贯穿卡尔森一生的精神内核。自16岁离家出走,到1947年51岁离世,卡尔森一生都敢于冲破世俗桎梏,始终遵从本心行事,不愿屈从传统,也从不迎合旁人的期待。卡尔森早年在新英格兰的成长背景、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人生带来的影响,以及他如何推动二战时期美国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海军陆战队突击大队的诞生。在书中,裴士锋巧妙围绕以上几大主线,剖析卡尔森人格特质的形成过程,展现这份特质如何左右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裴士锋多次提及卡尔森内心深厚的宗教情怀,这显然源自他的童年成长环境,也受身为公理会牧师的父亲熏陶。但作者同时强调,卡尔森并不恪守刻板的宗教仪轨,本质上不依附特定教派。卡尔森一生躁动不安、精力无穷,至少部分源于儿时全家在新英格兰各个教区之间不停搬迁的经历。年少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著作对他影响极深,尤其是《论自立》一文,而自立恰恰是卡尔森身上极其鲜明的特质。无论去往何方,他的行囊里总带着一本翻旧的爱默生作品集。

毫无疑问,中国深刻影响了卡尔森的人生,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是本书大量着墨的部分。裴士锋的叙述颇具说服力:1927年,卡尔森随美国海军陆战队初到中国,彼时他看待中国动荡时局的观点十分传统,支持蒋介石与国民党;后来他转而由衷敬佩身处困境的中国共产党人。之后数次驻华任职期间,他得以深入了解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和朱德更是交往密切。朱德指挥的八路军,成为卡尔森构想理想军队建制的范本。他跟随中共部队长途跋涉,经历数次艰苦行军,和士兵们同吃同住,一同承受磨难。亲身经历让他坚信,自己见证了一套高度民主的制度:官兵共患难,所有人都清楚为何而战,为大众共同利益奋勇拼搏。这和他长期服役的等级森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截然不同,也和当时广为流传、认为苏式共产主义荼毒中国的看法背道而驰。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凭借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及其家人的良好关系,卡尔森得以将从朱德和中国游击队员身上学到的理念付诸实践。他与时任海军陆战队员的总统之子詹姆斯・罗斯福组建了一个营,这也是美国仅有的两支实验性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之一。卡尔森与詹姆斯・罗斯福将这套取自朱德及其麾下队伍的治军思想注入突击营,卡尔森将其称为“Gung‑ho(工合)”。他在一次电台采访中谈道:“工合代表包容、协作和平等,是落地践行的民主。”

关于“工合”与卡尔森将军的两篇书评

裴士锋详细记述了卡尔森的部队对马金岛发起的大胆凶险的突袭,以及之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开展的更为艰险却战果辉煌的军事行动。书中也写到,卡尔森立下赫赫战功、声名鹊起,引来海军陆战队不少同僚的嫉恨;他对共产主义的欣赏,也招致众人猜忌。最终,反对声浪汹涌,卡尔森被解除这支大名鼎鼎的 “卡尔森突击大队”的指挥权。自此之后,卡尔森只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对日作战。即便只是观察员,在塞班岛战役中,他仍不顾危险前去营救负伤的无线电报务员,结果手臂和腿部多处中弹负伤。这次负伤终结了卡尔森的战时军旅生涯,也几乎耗尽了他的生命。裴士锋记述了卡尔森最后的岁月:一部分时间用于养伤,他还曾考虑投身政坛,可1947年的一次心脏病发作,彻底中断了这一设想。

在《突击队员》一书中,斯蒂芬・裴士锋出色地还原了性格极为复杂的埃文斯・卡尔森,细致描摹出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与身边人物。卡尔森毕生坚守荣誉与责任;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众人如何评价他,他始终笃信民主,一心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手下士兵爱戴他,毫不吝啬地称颂他的指挥才能。他与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人长久交好,又由衷敬重朱德,这些都足以说明,他始终在探寻值得坚守的信念与正确的行事方式。

本书大量参考一手史料,研究扎实严谨。裴士锋并不回避卡尔森的缺点,他的三段婚姻便是例证;对于海军陆战队同僚对卡尔森的激烈批评,作者也没有一笔带过。彼时很多人错误地认定卡尔森是共产主义者。其实,卡尔森跟随中国游击队员浴血奋战而建立的信仰是:为争取真正的民主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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