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空枪》：完美犯罪

文 / 欧洲金靴

《空枪》看了。

如果从“张子强人物志”的角度，这部电影的完成度和复刻度显然无法和2002年首映的、赵燕国彰主演的电视剧《插翅难逃》相比。

想了解张子强彪悍一生的，直接去看《插翅难逃》即可。

但是《空枪》确有独特的值得称道之处。

透过对李嘉诚为典型的嗜血地产商的极端讽刺——露骨台词轰炸、剧情真实还原、连“700块钱手表”的梗以及香港民众抗议公摊制度都全数奉上——这部电影堪称全方位无死角的控诉了一番「完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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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完美犯罪」?

电影《唐人街探案3》里曾给出一段写实的描述：

《空枪》所影射的香港财阀群体，细察发家史，没有一个能跳出原始积累的历史逻辑。

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地产资本，其原始积累阶段充满了时代红利下的投机、政商网络下的资源倾斜与市场垄断下的超额攫取——从早期的塑胶花生产到地产腾飞，背后是香港土地制度的特殊设计、殖民当局的政策倾斜与中小资本的不断被挤压。

当资本体量足够大之后，垄断便从可能变成必然：地产商联手控制土地供应、推高房价，将全体市民的居住需求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超额利润。

这一阶段的“原罪”，是所有资本都无法绕开的历史起点——没有任何一笔巨额资本是靠纯粹的“勤劳节俭”积累起来的，其源头必然是某种形式的暴力剥夺、资源垄断或制度性红利。

相较于底层贫民暴力的抢劫、血腥的杀戮、蛮横的争夺，身处塔尖的权贵们只需要优雅快意的轻轻点拨一下计算机的键盘、或是操控一番股价数字中的小数点、亦或是在密室的暗光下修改几笔法律条文里的那似乎并不引人注目的只文片款——寥寥几笔，短短数夜，便可以鲸吞落袋那些蜂蛹攒动于茫茫街头的苦命民众几辈子也挣不来的可怖利润。

然后，一面运用着“法律”、“自由市场”、“合法雇佣”等天衣无缝的劳工制度剥削压迫着穷苦的卖力人，另一面则悠悠然挥洒慈善暖意、包装高光社会形象、引得芸芸众生感激涕零拥护叩首……

不由想起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资产阶级伪善的描述，实在直切肌理：

资产阶级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假装把他们根本不会做的事情看作一种莫大的恩典;它提出的建议没有一项是为了工人的真正利益，而只是为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

在资本主义的“史前史”——原始积累时期，国家机器与法律体系便早已赤裸裸地扮演了资本帮凶的“合法、合理、合情”之角色。

圈地运动中，英国贵族地主通过议会立法，将农民世代耕种的公地据为私有——而一夜之间失去土地的农民彻底沦为流浪者，国家却紧接着出台了针对流浪者的“血腥立法”，规定对流浪乞讨者施以鞭打、监禁、烙印甚至处死，以此来暴力强制他们接受资本工厂的低薪雇佣。

在这一过程里，法律已然彻底撕下了公正的面纱，成为资本进行原始掠夺的帮凶工具。

进入现代社会，资本的操纵手段变得更为精致和隐蔽。

从政治献金与游说集团，到金融操控“规模性出清”——底层哀鸿遍野的侧面，是顶层坐拥不败之地的永葆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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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2008年金融风暴，万千中小企业血本无归、不计其数的散户游民倾家荡产甚至跳楼自尽——然而，华尔街几大巨头却在危机巨灾中赚得盆满钵满……

比如，约翰·保尔森旗下旗舰基金Paulson Credit Opportunities 在2008-2009两年间盈利两百亿美元不止;摩根大通以十九亿美元的“白菜价”抄底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

又如，高盛在布兰克费恩带领下获得美联储贴现窗口的永久流动性支持，于风暴中从“投行”转型为“银行”，灾难烈度最巨之时即2008年9月获得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五十亿美元优先股投资，随后又获得TARP百亿美元注资……

对此，美国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讽刺极为辛辣：

这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对富人实行社会主义，对其他人则实行只能靠自己的、冷酷的个人主义。

时政评论员克里斯·赫奇斯的抨击更加一针见血：

全美约有8000名非暴力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者遭到逮捕，却没有一位银行家或投资者因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而入狱。这种司法上的悬殊，折射出收入差距与权力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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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从宏观的宪法原则到微观的民商事规则，究其实质，均已深刻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

如将“生产资料神圣不可侵犯”确立为明文之私有制，实际上就是将资产阶级赖以进行剥削的经济基础予以法律的最高确认。

至于所谓“契约自由”，在劳资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现实中，不过沦为资本家将剥削条款强加于工人的“自由”而已。

也就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强调的：

自由竞争是私有制最后的、最高的、最发达的存在形式。

表面上，工人可通过市场竞争“自由”选择雇主，但实质上这种“自由”仅意味着劳动者没有不受剥削的自由，只有被谁剥削的自由。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同样严肃指出，工厂内部的规章制度，实际上是资本家为榨取剩余价值而制定的“私人立法”，工厂法典取代了奴隶监督者的鞭子，监工的罚金簿成了新的专制工具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将这种强化剥削的管理方式，吹嘘为“法制化管理”的伟大成就……

这就是「完美犯罪」链路中最重要的法权依仗。

在美国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决书中，「底层社会」这个词语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很长的相关列举：少年犯、辍学者、瘾君子、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未婚妈妈、皮条客、乞丐、暴力犯罪。

这些可怕的暗黑定性词语，让那些所有高高在上的“体面人”，自然而然地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

于是，那些社会边缘群体甚至无法获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获得帮助亦或是采取反抗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语境下，穷，就是原罪，你甚至连解释的机会和权力都没有。

稳居高台的既得利益者不但掌握着财富，还掌握着话语权、解释权、定义权。

他们除了要对穷人进行污名化、歧视化运动，还要对富人进行道德化、造神化运动。

公共关系史上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20世纪初被誉为“现代公关之父”的艾维·李为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进行的形象改造。

当时的洛克菲勒因其垄断行为和残酷镇压工人运动而声名狼藉，被公众斥为“强盗大亨”、“工业章鱼”。

此时，“聪明”的艾维·李向他提出核心建议：打破过去“沉默是金”的保守策略，转而高调而系统地向公众展示其“人性化”的一面。

最佳途径，就是慈善。

艾维·李的策略包括策划洛克菲勒公开分发崭新的硬币给小孩、让他与矿工亲切交谈;投入巨资建立各种慈善基金会，资助教育、医疗和科研。

至于媒体的宣传焦点，也从其商业上的冷酷无情转向其对艺术的热爱、对科学的支持，以及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心”……

通过这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公关活动，洛克菲勒的公众形象奇迹般地从一个“无情的商人”转变为一位和蔼可亲的“慈善父亲”和伟大的“公益事业家”。

以致于，他还可以傲慢的对着美国民众邀功：

我给美国人带来了光明、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我带来了繁荣。你们说这是垄断，我说这是企业的自由行为。

恰似今天中国某位财阀头子的：

xxxx为社会提供了3000万的就业!

洛克菲勒这一经典“人物营销”案例，为后世所有顶层权贵提供了一套屡试不爽的“洗白”模板：利用慈善来对冲、掩盖甚至美化其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原罪”，并造神为“城市乃至国家贡献者”……

《空枪》里陈辉延的原型——香港地产寡头李嘉诚，自然是各中研习翘楚。

3

1980年，李嘉诚基金会成立，号称“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主要捐赠领域包括教育、医疗、文化、扶贫等。其中最知名的成果，就是创办了汕头大学。

从资本运作的角度看，李氏基金会本质上是资本洗白、避税与传承的工具。

香港媒体更是给这个基金会起名为“李嘉诚的第三个儿子”，就是暗讽其不过为李家财富传承的载体。

于他而言，聊胜于无的慈善投入却能换来巨大的社会声望与道德光环——被煽动的民众、媒体乃至地方政府皆会因为他捐了“一毛”，而忘记他赚了“九牛”;皆会因为他建了几所学校，而忘记他推高了房价、收割了民生、绑架了经济。

通过控股或影响主流媒体，资本已牢牢掌握着议程设置权——当其商业行为(如大规模裁员、房地产炒作、数据垄断)引发社会争议时，他们可以迅速通过制造新的热点、或调动媒体资源进行正面宣传来转移公众注意力。

诚如李嘉诚，每每面临“掏空香港”、“无底线并购敛财”等舆论指责时，旋即高调宣布向医院、学校、教会进行巨额捐赠或出席文化活动，以慈善义举稀释覆盖其商业行为的负面评价，屡试不爽。

资本家与无产者，本来应该是阶级对立的双方，恍然之间变成了“慈善家”与“受助者”的道德关系……本来应该被质问的制度问题，也被变成了“富人有没有良心”的个人问题。

于是，人们不再追问“为什么他能赚这么多钱”，转而感动于“他捐了这么多钱”;人们也不再反抗剥削制度，反而期待资本家多一点善心。

布尔迪厄把这种现象称为“符号暴力”：

符号暴力，是在被施加者的默许与配合之下生效的暴力。

不得不承认，进入现代媒体的“轰炸式宣传”时代后，资本家的形象管理手段实在多元和精细。

比如李嘉诚“白手起家”的发家史，又比如他那块所谓“几百块钱的石英手表”……

被操弄的“主流叙事”往往热衷于将李嘉诚塑造成“草根传奇”：出身贫寒、辍学打工、靠7000港元创办塑胶厂，凭借个人奋斗成为华人首富。

但真实的历史远非如此励志。

李嘉诚的第一桶金与原始积累，离不开其妻子庄月明家族的鼎力支持。

庄月明出身香港顶级豪门，父亲庄静庵是香港中南钟表公司创始人，香港钟表业的鼻祖，家境优渥，人脉深厚。

两人成婚时，李嘉诚还只是一个穷小子，无论资金、人脉、商业资源都远远不及庄家。

庄月明不顾家族反对嫁给李嘉诚后，动用了“娘家”的全部资金、人脉与圈层资源，帮他盘活濒临破产的塑胶花厂，带他打入香港顶级商界，精准踩中楼市黄金风口。

可以说，没有庄月明的家族背景，就没有李嘉诚的第一桶金，更没有后来称霸亚洲的商业帝国。

只是在后来人造的成功学叙事中，庄家的助力被刻意淡化，李嘉诚被塑造成完全靠个人能力逆袭的草根英雄。

如是神话的构建，正是“完美犯罪”的第一步：抹去资本原始积累的原罪，将掠夺史包装成奋斗史。

李嘉诚发家的领域是房地产，而他的地产资本积累更是充满了危机抄底的投机色彩——1967年，香港发生反英暴动，社会动荡，地价暴跌，楼市崩盘，建筑行业陷入瘫痪，大量低价楼盘、地皮无人问津……

在全港人心惶惶的时候，李嘉诚逆势而为，大量收购低价地皮、旧楼、烂尾楼，开启了长达四年的抄底模式。

长江只需要耐心等待楼价回暖，如果还是跌的话，那就继续买入吧。

这句被奉为“商业智慧”的“超人名言”，背后是对社会动荡的利用与对民众恐慌的冷酷收割。

1970年楼市触底反弹，李嘉诚手中的191万平米土地价值暴涨，仅一年租金收入就达到四百万港元，就此腾飞。

因而不难意会，资本家阶群极好通过自传、访谈、社媒等渠道，精心构建一个符合大众“慕强”心理期待的“公共人设”。

诸如强调自己的“白手起家”(即便背后有深厚的政商资源)、“极度自律”(每天只睡几小时)、“极简生活”(穿旧鞋、着旧衣、开旧车)，以及对未来科技的“深刻洞见”……

此等人设构建的核心目的，是将其财富的来源归因于超凡的个人品质，而非制度性的剥削，从而在道德上将其与普通人区隔开，并赋予其享受众生追逐崇拜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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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前文所述，权贵巨富阶层污化全民价值认知的过程之中，一个十分可悲的景观也伴之产生：对于许多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无力、自卑或长期处于被支配地位的黎民个体而言，“慕强”成为了一种心理补偿机制，最终深深依附于塔尖群体的包装叙事。

内卷惨烈的资本主义商业环境里，当底层个体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层跨越或获得理想的社会地位时，他们往往会不自主的通过将情感和期望投射到一位成功的强者身上，以获得某种“代偿性”的满足感。

强者的成功，仿佛成为了“我们”群体的成功;强者的财富和权力，也被想象性地视为被洗脑的无产者其“自身能力的延伸”……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有指：

统治阶级不仅仅通过强制行使权力。它还通过意识形态行使领导权，将自身利益呈现为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从而赢得被统治阶级的同意。

回望百余年前的1925年，中共四大曾通过党章修正案，首次明确提出反对“国家主义派”鼓吹的所谓“全民利益高于阶级利益”论。

这同四十多年后毛主席批判赫鲁晓夫的“全民党”谎言形成了历史的呼应——1964年5月15日，毛主席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时的谈话可谓切中要害：

有阶级才有党，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代表那个，不可能两个不同阶级由一个党代表。

国家就是专政的工具，不然就不应叫国家。专政总有一个对象，不要信赫鲁晓夫的话，他说‘专政无对象’了。

‘全民党’、‘全民国家’是骗人的，没那么回事。赫鲁晓夫提出这些口号，是掩盖他进行资产阶级复辟，骗人的。要揭露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欺骗......

而四十年前(1925年)四大的会议文件表述，则更为契合其时时局：

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所谓'国家建设'实则是买办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合压榨工农的遮羞布。

今天，网民在网络上对富豪日常生活的窥探与艳羡，对他们“霸气”言论的追捧，很大程度是满足了旁观者对自身未能实现的力量与掌控感的幻想。

这般心理投射，使得人们倾向于认同强者的价值观，甚至主动为其行为敛财剥削行径辩护——因为否定强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否定了自己赖以获得虚幻满足感的情感寄托。

毋庸讳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幽灵，始终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徘徊。

整个社会文化，从主流媒体、商业广告到“成功学”书籍，无时无刻不在颂扬成功、财富和权力，并将它们与个人能力、智慧、勤奋等优秀品质直接挂钩。

在这种逻辑下，资本家的巨额财富本身就成了其所有行为合理性的最佳证明。

慕强心理，一旦走向极端，就演变为“强权崇拜”，其危险在于会导致判断力的彻底丧失，以及对弱者的共情能力的泯灭。

崇拜者眼中只看得到强者的光环，而完全无视光环之下被剥削者的血泪与挣扎——他们甚至会主动为剥削行为寻找合理解释，如“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懒/笨”、“老板给你工作是恩赐，你应该感恩”，从而在认知上完成了对剥削现实的合理化，彻底沦为维护现有不公秩序的“精神奴隶”。

更进一步的，就是对于一切挑战现有不公秩序的人进行污名化。

如罢工者、执拗与公司抗争到底者、将劳资矛盾公开化者，等等等等，均予其扣上“罪犯”“不安分分子”的帽子。

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60-70年代会兴起的一股崭新的批判犯罪学，即在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下，对“犯罪”的定义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 。

批判犯罪学的核心观点是：“犯罪”的定义本身就是权力运作的产物。

法律并非中立的社会契约，而是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维护其利益、压迫被统治阶级(无产阶级)的工具 。

因此，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是由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

那些对统治阶级财产和秩序构成威胁的底层民众的行为(如盗窃、抢劫)，被严厉地定义为“犯罪”并施以惩罚;可是统治阶级通过制度性安排对整个社会造成的、远为巨大的伤害(如系统性剥削、金融欺诈、环境污染、制造贫困)，却往往不被法律定义为犯罪，甚至被美化为“创造财富”或“商业运作”……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说得实在恰如其分：

工人有足够的体验，并且十分清楚地知道，法律对他来说是资产者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不是万不得已工人是不会诉诸法律的。

《共产党宣言》里更是有指：

你们(指资产阶级)的法律，不过是被奉为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是这种意志的内容是有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为了揭示这种“完美犯罪”之下“合法的伤害”，批判犯罪学家如伊恩·泰勒、保罗·沃尔顿和乔克·扬等人提出，应该用更广阔的“社会危害”概念，来取代狭隘的法律犯罪定义。

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的剥削，无疑是最大规模的“社会危害”之一。

学者Harold E. Pepinsky更是直接主张：

应该将“白领犯罪”重新定义为“剥削”。法律对高社会经济地位者的剥削行为存在系统性偏见，导致其往往不被视为犯罪或被轻微处理。

当犯罪行为被法律合法化，犯罪证据被结构消散化，受害者被心理同谋化，犯罪者被舆论偶像化——这四个环节紧密闭合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美犯罪”闭环就形成了。

它不需要暴力，却能实现最大规模的掠夺;它公开进行，却无人能指出其“罪在何处”;它伤害了无数人，却能让被伤害者高唱赞歌。

其荒谬、荒诞与无耻，正在于这种“完美”本身。

跋

传统犯罪最基本的特征是可见性：有凶手、有凶器、有受害者、有犯罪现场、有明确的伤害行为。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犯罪，知道谁是坏人。

但非传统的“完美犯罪”则是完全不可见的。

它没有可见的暴力，没有鲜血，没有尸体——剥削是通过契约、市场、法律完成的，伤害是慢性的、弥散的、无形的。

一个工人因为过劳而死，你不能说是哪个资本家杀了他;一个家庭因为房贷而绝望，你不能说是哪个地产商害了他们;一个人一辈子辛苦劳作却一无所有身无分文，或是省吃俭用一辈子却因为一场病而被掏空家底——你甚至找不到具体的加害者……

这或许就是阿伦特在《论暴力》中提出的“无人统治”概念：

官僚制是无人统治，正因如此，它是所有统治中最专制的一种——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为此负责。

福柯在分析现代权力时亦有指出，现代权力是一种“毛细血管状的权力”，它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却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

权力无处不在，它来自各处——这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阶级的特权，而是一张贯穿整个社会的关系网络。

逮捕并枪毙一个为了实现发财梦、为了摆脱鸽子笼、为了成为“人上人”的张子强(电影《空枪》里的万梓强)，实在是很轻松的。

但是，不去推翻使得有人发财有人无财的环境，不去歼灭真正发明创造了鸽子笼的人，不去颠覆充斥着所谓“人上人”即阶层分化显著、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土壤——张子强们，定会层出不穷的。

那些“完美的犯罪者”，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真正的敌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