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富全：当“耻辱”二字照亮主席台——评雷波县教师“耻辱”合影事件

2026年8月26日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秋季教育行政会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合影隆重上演——20余名身着白衬衫、黑西裤的教师列队登台，身后大屏幕赫然打出“雷波县2025-2026学年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15分以下教师合影”及“小学期末考试平均成绩30分以下教师合影”，正中央两个大字格外刺眼：“耻辱”。凉山州教体局随后确认照片属实。28日晚雷波县人民政府发布致歉声明，称“深感内疚、深刻反思”。若不知情，你大概以为这是某部讽刺电影的剧照——可惜这是真事。

一、谁在台上，谁在台下?

(一)权力的“行为艺术”

先看看这场戏的导演们。台上20余位教师在聚光灯下接受“洗礼”，台下坐满参会人员。管理者把教师请上主席台，让“耻辱”二字在背后熠熠生辉——这哪里是教育行政会，分明是一场权力的“行为艺术”。

在这场表演中，管理者扮演的角色耐人寻味。他们将上级考核压力层层转嫁，通过制造“耻辱”仪式来展示权威、撇清责任。有评论一针见血：这不是问责，是简单粗暴的官僚主义。管理者把复杂教育问题简单归因于教师个人，用“示众”替代专业帮扶，反映的正是官僚主义懒政与官本位决策惯性。更讽刺的是，教育部2025年3月发布的《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明确写着：“严禁以升学率或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考核排名，对教师进行排名奖惩。”雷波县这波操作，直接撞上了这条红线——可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勇气可嘉，智商堪忧。

(二)被羞辱的劳动者

再看台上的主角们。20余名身着白衬衫、黑西裤的教师，本该是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的人，却被请到了“耻辱”的聚光灯下。他们的专业自主权和人格尊严被彻底物化——你不是育人者，你只是一串数据的载体;你的价值不在于你启发了多少心灵，而在于你制造了多少平均分。

雷波县地处四川省西南边缘，山地面积占84%，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这样的地方教书，本就困难重重：生源基础薄弱、家庭支持缺失、教学资源匮乏。然而管理者不管这些，他们只要一个数字。当分数成为唯一的政绩标尺，焦虑层层传导，最终压垮的是教师的尊严。把教师架上“耻辱”台，践踏的是师道尊严，破坏的是教育生态。

(三)权力对劳动的傲慢

这场仪式揭示了权力结构中一个残酷的真相：管理者通过仪式化的羞辱，强化的是“命令-服从”的等级关系，而非平等的专业合作关系。有媒体评论得犀利：这起事件背后暴露出一种顽固的思维弊病——教育部门的管理者不自觉把管教学生的思路，照搬用来管理成年从业者。成年教师被当成了需要“敲打训诫”的学生。管学生可以罚站，管教师呢?那就罚站加合影——权力的想象力，有时候贫瘠得令人咋舌。

二、谁在制造“耻辱”?

(一)量化考核与育人规律的对立

教育是什么?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但在雷波县的行政会上，教育变成了一个简单的算术题——15分以下合影，30分以下合影。

雷波县的老师面对的可能是一个连汉语都说不利索的孩子、一个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无人辅导的孩子、一个家里连张像样书桌都没有的孩子。但在考核表上，这些复杂的现实都被“平均分”三个字一笔勾销。把教学考核异化为一场公开示众，这种做法与挂牌游街何异?靠羞辱换不来教育质量——这个道理，幼儿园小朋友都懂，偏偏某些教育管理者不懂。

(二)管理目标与教师尊严的相悖

管理者说：我们是为了狠抓教学质量。可问题是：把老师羞辱一通，教学质量就上去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有评论形象地指出：成绩不好，划条线，把线底下的人拎出来拍照，会开完，管理者貌似动真格了，可课咋上?孩子为啥听不懂?教研怎么开展?一个字没提。这压根不是为了提升教学质量，只是管理者贪图省事的懒政。管理者想要的是“狠抓工作”的姿态，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毕竟搞一场合影比搞一场教研简单多了，拍照五分钟，PPT一做，政绩就有了。

用羞辱手段迫使教师“认错”，不仅践踏了师道尊严，更伤害教师的职业信心与成长环境。当职业荣光被当众碾碎，剩下的只有倦怠与抵触。一个被当众羞辱过的老师，还能毫无心结地站在讲台上吗?更现实的问题是这种极端考核可能倒逼教师陷入唯分数误区，为了不被贴上“耻辱”标签，只能疯狂压榨学生、滥用题海战术。于是被羞辱的教师转头去羞辱学生，教育的恶性循环就此完成。

(三)资本逻辑与教育公益性的分歧

这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下最深层的冲突。事件虽发生在公办教育体系内，但其“唯结果论”的残酷竞争逻辑，与资本追求的“投入-产出”效率高度吻合。当一个人的工作成果被简化为一个位次，他的职业价值也就被同时定义了。在资本的逻辑里，一切都可以量化、一切都可以交易、一切都可以排名——教育也不例外。

于是分数成了硬通货，育人使命被边缘化。教师不再是“灵魂工程师”，而是“分数生产线上的工人”;学生不再是“祖国的花朵”，而是“数据产出源”。有学者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优绩主义体制下，无论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不再是教育主体，而是成了绩效主体。教育本身变成了力求产生教育绩效的“工厂”。雷波县的“耻辱合影”，不过是这家“工厂”一次过于直白的绩效考核——只不过他们把工厂里扣工资的事，升级成了公开示众。

四、结论

“耻辱合影”不是失误，而是“管理耻辱”。它是一曲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与资本逻辑的三重奏——三种力量各司其职，共同谱写了这出荒诞剧。

官僚主义是总导演。管理者对上负责、对下卸责，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指标代替指导。为了完成上级的分数指标，不惜采取非人化的手段管理教师。他们把“狠抓教育”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却不肯花一天时间走进教室听听课、看看学生。

形式主义是舞台布景。事件本身就是一场无效且有害的“政治秀”——管理者通过这场表演，营造“动真格”的假象，掩盖其在教研支持、资源分配上的实质性不作为。合影拍完，PPT做完，政绩就算有了——至于教学质量有没有提高，那是下一场合影的事。

资本逻辑则是思想温床。它将教育异化为分数竞赛，将师生关系物化为数据生产链。在这种逻辑下，“育人”太慢了，“产出”才重要;“因材施教”太复杂了，“统一考核”才高效。于是，教师成了“耻辱”二字的背景板，教育成了分数的屠宰场。

只要官本位思想、形式主义表演和资本逻辑还高高在上，今天的“耻辱合影”只是序幕——明天可能还有“耻辱检讨”“耻辱巡游”“耻辱短视频大赛”等着大家。毕竟当管理者的想象力只剩下羞辱这一招的时候，他们的“创意”是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