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富全：葛兰西争论折射的网络左翼困局

2026年7月一场围绕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激烈争论在中文网络左翼圈层骤然爆发。导火索是B站UP主“路灯与断头台”发布的一则视频，将葛兰西及其所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定性为“最可恶的修正主义”。这一判断迅速引发共鸣，随后演变为对葛兰西人格、理论乃至亲属关系的系统性质疑。争论从葛兰西在狱中的伙食标准是否“奢靡”，到其1917年文章是否“反对《资本论》”，再到其理论是否属于“唯心主义”，论战层层升级。辩护方则针锋相对，斥责这些指控为“人格污蔑”与“血统论”。双方在各大平台反复交锋，最终形成了网络左翼内部事实上的分裂。然而这场争论的意义远不止于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褒贬——它如同一面多棱镜，将当下某大国网络左翼在理论资源、斗争策略与组织方式上的深层分歧暴露无遗。这些分歧并非偶然的口角冲突，而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与内在矛盾逻辑，值得认真剖析。

要理解这场争论的实质，首先需要审视争论主体的社会构成。活跃在网络左翼话语场中的核心群体，主要以青年学生、城市白领及部分底层网民为主，他们大致可被归入“网络小资产阶级”或“边缘知识青年”的范畴。这一群体的显著特征在于：他们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文化资本和信息获取能力，却同时承受着来自教育竞争、就业压力、生活成本攀升等多重现实挤压。他们的阶级位置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倾向的双重性——既对现存秩序怀有批判意识，又缺乏直接介入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条件与经验。在这样的结构性处境下，理论讨论便成为他们表达政治诉求、寻求出路想象的主要途径。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争论双方虽然同属这一大致的阶级范畴，但其内部又存在细微却关键的差异。批判葛兰西的一方，往往更倾向于激进的革命话语，强调理论的“纯洁性”与原则的不可调和性，其背后是对现实压迫的切身体验转化为对彻底变革的强烈渴望。而辩护一方，通常具有更多的学院式理论训练或知识生产背景，他们更关注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斗争与“迂回”策略，试图在复杂现实中寻找渐进突破的可能性。这两种倾向的冲突，本质上是在国内外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困境下，该国小资产阶级左翼因自身阶级位置内部差异而产生的理论焦虑与出路分歧的集中投射。他们争夺的并非仅仅是葛兰西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而是借由这一符号，表达各自对“左翼应当是什么、应当做什么”的根本理解。

然而以上分析只能揭示争论的社会土壤，要把握争论的内在逻辑，还需深入剖析其中交织的多重矛盾。这些矛盾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它们相互缠绕、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这场争论的动力机制。

首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正统”解释权的争夺。这是整场争论最深层却也最容易被情绪掩盖的问题。批判方坚持经典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强调弱化了物质生产的第一性，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在他们看来，任何对“经济决定论”的批评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叛。而辩护方则认为，葛兰西对机械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化，他将国家理解为“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有机体，揭示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斗争的关键意义。双方争夺的实质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谁掌握着这一理论传统的“道统”解释权。这一矛盾之所以尖锐，是因为在缺乏现实革命实践的当下，理论本身就成了左翼身份认同的最后堡垒——谁若在理论上“不纯”，便丧失了作为左翼的资格。

在主要矛盾之下，衍生出两个紧密相关的次要矛盾。其一是斗争策略的分歧：批判方主张坚持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硬核”策略，认为任何对“文化霸权”的讨论都是在消解革命的紧迫性，滑向“和平的议会道路”；辩护方则援引葛兰西对东西方社会结构差异的分析，认为在该国这样市民社会发展不充分的社会条件下，“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即便不能取代暴力革命，也至少是革命准备阶段不可或缺的工作。其二是组织原则的对立：批判方强调“不纯不联合”，主张通过严格的路线斗争清除异己，保持组织的纯粹革命性；辩护方则批评这种做法是“宗派内耗”，认为左翼应当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用“饭圈”式的手段处理理论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争论的实际展开中，次要矛盾反而上升为最显性的冲突。批判方采取举报、辱骂乃至被指使用AI批量生成论战内容的方式，将理论分歧迅速转化为组织上的“清理”行动；辩护方则反复呼吁停止人身攻击，回到严谨的理论探讨。这种“形式压倒内容”的现象并非偶然——正因为深层的主要矛盾(理论解释权之争)在短期内无法通过学理讨论来解决，双方才转而从策略与组织层面寻找突破口，试图通过这些更易操作的领域来取得对对方的优势地位。

综观这场争论，其本质并非简单的历史人物翻案，而是在缺乏现实实践锚点的情况下，该国网络左翼通过历史符号展开的一场“代偿性”政治表达。争论的激烈程度与参与者投入的情感能量，与现实政治空间中左翼话语的边缘化程度恰成正比。当理论讨论无法转化为有效的现实行动，当宏大叙事与日常困境之间的鸿沟难以跨越，历史人物的“定性”便成了唯一可以全力争夺的领地。

这场争论暴露出的核心困境在于：该国网络左翼内部在“如何认识当下社会性质”和“如何进行有效斗争”两大根本问题上，严重缺乏基本共识。这种共识的缺失，使得任何理论探讨都极易滑向站队与切割，使得任何策略讨论都迅速退化为道德审判。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争论将进一步加剧内耗，削弱本已有限的公共影响力与行动能力。

然而危机之中也蕴含着转机。这场争论至少表明，该国的网络左翼并非如外界所嘲讽的那样“只会空谈”——他们确实在严肃地思考理论问题，确实在认真地寻找出路。真正的出路或许不在于在争论中判定谁胜谁负，而在于反思这场争论本身所揭示的“理论的繁荣与实践的贫瘠”这一结构性矛盾。当参与者们能够将部分精力从历史符号的争夺转向对具体劳动状况、分配不公、基层治理等现实社会矛盾的调查与介入，在行动中检验理论、在实践中重塑共识，那么这场争论便可能超越其当下的分裂效应，成为左翼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葛兰西本人曾留下“理智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这一著名论断。对于当下的网络左翼而言，认清自身所处的话语困境与阶级位置需要理智的悲观，而将争论激发的理论热情转化为直面现实的实践勇气，则仍然有赖于意志的乐观。这场围绕一个意大利革命者的争论最终能结出什么果实，不取决于葛兰西的历史形象如何被定义，而取决于争论者自身能否超越争论，走向更为广阔的现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