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即灵魂：从《四渡》争议看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

立场即灵魂：从《四渡》争议看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

“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句流传已久的朴素哲理，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一个人说什么话、持什么立场，归根结底是由他所属的阶级决定的。

2026年夏天，《四渡》引发的舆论风暴，恰恰印证了这句话。当饰演宋美龄的演员张俪在路演现场说出“渡是一种平静，一种放下”——用禅意消解一场3万红军对抗40万敌军围堵的生死战役;当她说出要将角色“献给宋美龄女士”——而宋美龄是位列新中国43名战犯第23位的反动派代表人物;当饰演黔军军阀王家烈夫人的蓝盈莹，将一个裹小脚、主张与红军正面作战的旧军阀太太，赞美为“能文能武、又顾家、又内外兼修”的“奇女子”——这些言论背后暴露的，绝非什么“口误”或“理解偏差”，而是阶级立场的根本错位。

一个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上的文艺工作者，面对四渡赤水，看到的应当是“穷人在绝境中抱团求活”的集体抗争、是无数战士在泥泞和枪林弹雨中用鲜血铺就的生存之路。而一个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面对同一段历史，看到的却只能是“人生的波澜”、“心灵的修行”和“个人的放下”——正如网友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四渡赤水这个渡就是渡过去，这个剧组搞的好像佛学研究。”“渡”在这里是军事术语，是具体的渡河动作，是用鲜血和枪林弹雨换来的历史时刻，“并不是佛系鸡汤里的放下和平静。”

这种错位，远比演技的好坏更致命。 它不是在“演”一个角色，而是在用错误的世界观“解构”一段历史。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进一步告诫：“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八十多年过去了，这段话依然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下文艺界的种种乱象。

张俪们的“小资感悟”不是孤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冯小刚的《抓特务》将追查特务四十年的公安干警塑造成偏执压抑的形象，却对潜伏特务施以悲情与温润。将尖锐的敌我矛盾消解为邻里恩怨，本质上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替换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决。而歌手韩红以“走个面儿”的江湖话术为影片站台，把文艺创作和公众消费降维成“圈子人情”的交易，同样暴露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已被“商业利益”和“人情面子”取代的现实。这些现象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令人忧虑的图景：我们的文艺，正在从“人民的文艺”滑向“圈子的文艺”、“资本的文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已经太久没有“下生活”了。他们住在大都市，接触的是资本、流量和时尚派对，根本不了解工厂流水线的工人、田间地头的农民、边防哨所的战士。正如有批评者所言：“这些人从上幼儿园到进入文艺圈就没有到过农村，连麦苗韭菜都分不清，还想表现农民?”他们拍工农兵，只能靠想象——想象出来的“工农”，必然是“衣服是农民的衣服，思想感情是小资产阶级的。”

这种“悬浮”状态，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严重背离。 《讲话》明确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只有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作品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才能“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然而今天，有多少文艺工作者愿意真正沉下去?有多少人愿意放下“文艺贵族”的身段去闻一闻泥土的芬芳?

立场决定视角，视角决定作品。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镜头会平等地给到统帅部的沙盘和普通战士磨破的双脚;站在精英立场，镜头只会追逐主演精致的妆容和紧锁的眉头。站在人民立场，会为“搭浮桥的老乡”和“抬担架的战士”投去最深情的凝视;站在小资立场，只会本能地去挖掘所谓的“人性复杂”和“心灵禅意”。

《四渡》的争议之所以如此激烈，正是因为观众的人民史观与创作者的小资情调发生了剧烈的对碰。观众心里清楚：四渡赤水的胜利属于谁?属于在泥泞中奔跑的每一个战士，属于拆下门板搭浮桥的每一个老乡，属于在绝境中依然选择“跟着走”的数万红军将士。 这场胜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在集体中的伟大——任何试图把胜利归结为“个人顿悟”或“心灵修行”的解读，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对先烈的冒犯。

文艺的阶级立场，从来不是一个可以模糊的问题。 正如毛主席所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超阶级”的文艺，不存在“纯粹”的艺术。每一部作品、每一句发言，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表明着创作者的立场。

今天重提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教诲，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校准方向——让文艺重新扎根大地，重新回到为人民服务的正道上来。 这条路，需要创作者放下“小资情调”的滤镜，拿起“实事求是”的镜头;需要艺术院校把“下生活”作为必修课，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第一课;需要整个行业建立起“德艺双馨”的评价标准，让那些立场正确、扎根人民的作品和创作者得到应有的尊重。

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张俪们的话，是她们所属阶级的“花”;而广大观众用人民史观发出的批评之声，则是无产阶级的“花”。两种“花”的对碰，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文艺为谁服务”的严肃斗争。这场斗争没有硝烟，却关乎我们民族的下一代还能不能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向何处去”。

立场即灵魂。丢了灵魂的文艺，再华丽也只是空壳。 而守住这个灵魂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到那个根本问题面前，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的文艺，究竟是为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