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常的武汉男人被警察送进了精神病院

疯癫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概念，更是一个社会控制工具。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

2023年6月1日，武汉，市民王先生走进电梯。

电梯里有一条狗。狗没有拴绳。

王先生拨打了110——有人遛狗不牵绳，请出警并调取监控，找到违法行为人并将其绳之以法。

讲真，这个要求，不过分——至少在北京上海这种地方，较真的市民认为这样的要求不过分。

因为这种地方，相对而言还有法律。

但武汉的王先生，这条路，他没能走通。110直接拒绝了他的诉求。但派出所的副所长来找他了。当天晚上，红卫路街派出所副所长余某某多次上门。双方发生言语冲突。王先生感觉受到了威胁。他又一次拨打110，提出三点要求：

勘验现场固定证据、提供执法记录视频、请求公安机关保护自己

他拨打了数十次110。

始终没有其他警察到场勘验。

第二天上午11时43分，余某某打来电话。录音里，副所长说可以“上门道歉”。

王先生的回答是：“不接受道歉，必须刑事立案。我要到法庭上去。”

余某某反复追问：“你在不在家?”

王先生拒绝告知行踪。

余某某说：“那你昨天打那么多110总要解决。”

王先生回答：“怎么解决，要求刑事立案，我们到法庭上谈。”

通话结束，十余分钟后。

余某某带领四名民警进入王先生的住宅。

关于进入方式，后来一位陶姓民警在通话录音中这样解释——

“我们是技术开锁。”

“技术开锁是公安局的特殊手段。”

“我们自己人开的锁。”

“那没有给的。”——当被问及是否有书面法律文书时，他这样回答。

王先生说，他遭到殴打，随后被强行带离。

监控截图记录下他被带离的时间：当日中午12时许。

他被送往武汉市武东医院精神病科。

注意这个关键转折——副所长本来告诉他可以上门道歉，他拒绝了，一定要较真;于是，他被技术开锁，在没有任何法律授权书面手续的前提之下，被人强行从自己家里带走，并且，送到了精神病院……

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是这意思吧。

病历上写着：“患者曾多次因邻居吵他、小区居民遛狗不牵绳等小事频繁拨打报警电话……连续拨打报警电话两百多个，民警疑其精神异常……送来我院就诊。”

注意这个措辞——“民警疑其精神异常”。

他被关了7天。被迫接受注射和服药。

然后，2023年6月5日，武东医院心理测量室出具了一份报告。

在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精神病性等所有核心维度上，结论均为“没有症状”。

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事情过去将近一年之后，他们又来啦。2024年4月11日，余某某的同事、民警刘某某电话告知王先生：“纪委要制作材料”，让他去青山区公安分局。

次日，王先生被刘某某等人当街带走，送入武钢二医院精神病科。

病历记载：“先后报警一千四百余次……严重影响民警工作秩序”。

这已经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这是——俺们跟你玩儿到底!

这回，他被关了足足60天。两次晒够67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写得清清楚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知情人士表示，王先生“虽性格固执，但从未有过伤害他人的举动”。

一个从未有过伤害他人举动的人，被以“精神异常”为由，两次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而唯一支撑这个“精神异常”判断的，是他持续报警——第一次是“两百多个”，第二次变成了“一千四百余次”。

持续报警，成了精神病的证据。

是谁一直宣传说“有困难找警察”的?这不是害人吗?有困难找警察了，警察给你关精神病院去了……

不是因为他有病才被送进精神病院，而是因为在基层治理的某些端口，正当的权利诉求被视为小题大做。当和稀泥无法平息事端，当不作为无法让当事人闭嘴，剩下的一条路就是——

“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

如今又是两年多过去了。截至2026年7月，警方既未立案，也未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于是王先生连申请复议的资格都没有。法律给他的每一条救济通道，都被堵死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案子永远进不了司法程序”。

看来这个暗亏，他只能自己吃掉了……那个遛狗不牵绳的人，大获全胜。

这不是王先生的失败，而是某些基本信念的再次溃败、大败、惨败。

媒体在此时采访了王先生，不知道是否意味着一种反弹。

无论邪恶还是正义，如果总是要靠“秋后算账”“事后清算”的话，只能说这是一个阴险到骨子里的社会，一个英雄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