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包案”爆料人被刑拘、相关文章被投诉删帖折射出当地一种什么样的政绩观

2025年底,河南新乡辉县市孙石窑村“智力残疾村民被顶包成村支书”一案引发全国关注。新乡市联合调查组认定情况基本属实,对11名责任人追责问责,并在通报中明确“感谢新闻媒体和广大网民的监督”。然而,通报发布前十天,第一爆料人崔红玉已被行政拘留;此后,另一名爆料人李绍忠亦被刑事拘留。与此同时,崔红玉、李绍忠的讨论和爆料文章频繁遭到投诉删帖。这一“台上感谢监督、台下打击监督”的强烈反差,绝非孤立的执法偏差,而是折射出当前部分基层领导干部政绩观严重错位的深层问题。本文以该事件为切入点,剖析舆情处置背后的政绩观偏差,并探讨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推进自我革命的现实路径。
2026年1月7日,新乡市“孙石窑村顶包案”联合调查整顿组发布通报,措辞诚恳:“新乡市委、市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发生深感自责,将深刻汲取教训,以案为鉴、认真整改,进一步加强纪法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守牢纪法底线。感谢新闻媒体和广大网民的监督!”这看似是一份态度端正、直面问题的官方回应。
然而,真实的时间线却揭示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2025年12月27日——联合调查组成立仅十一天后、调查通报发布十天前——第一爆料人崔红玉因帮村干部索要工资在其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被辉县市公安机关以“散布不实谣言”为由行政拘留10日。十日后,同案村干部被释放,崔红玉却被转为刑事拘留。此后,“太行之声辉县老李”等第二名爆料人也被抓捕。而到了2026年3月,长期为家乡环保维权发声的实习律师李道国在北京家中被辉县警方跨省抓捕,罪名是“敲诈勒索”,12天后检察机关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不批捕。李道国出来了,但崔红玉和李绍忠至今仍在刑事拘留之中。
崔红玉的女儿崔甜甜在公开信中写道:“‘顶包案’官方通报……言辞看似诚恳,实则只停留在书面表态,未见真正落实整改、尊重群众监督的行动。嘴上说汲取教训、严守纪法底线,行动上却对监督者秋后算账、打击报复;嘴上欢迎网络监督,现实中容不下自媒体和群众发声。”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关于崔红玉、李绍忠遭遇的讨论文章频频遭到投诉和删帖处理,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试图抹去这段记忆。
一,“删帖”背后的逻辑:究竟想掩盖什么?是谁在背后操纵?
崔红玉、李绍忠相关文章被持续投诉删帖,表面上可以找到诸多“合规”理由——“内容不实”“侵犯名誉权”“违反社区规范”。但当我们审视这一现象时,不难发现其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的问题。
(一)掩盖的是政绩观的错位
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刊发文章《政绩观和舆情观》一针见血地指出:“舆情处置能力其实是一种执政能力,舆情观反映政绩观,需要正确认识民心、舆论与舆情的关系。”文章特别提醒,领导干部不能“仅仅把舆情当作要灭的‘火’和需要应付的‘麻烦事’”,而应“让舆论成为实际工作的进军号、助推器”。
文章进一步描述了政绩观错位的典型表现:“面对舆情,有的领导干部装聋作哑、畏首畏尾、‘甩锅’应对;有的把舆情处置简单等同于危机公关,只想着‘删帖’、‘删稿’,却不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的在处置舆情时态度冷漠、避重就轻,或是表态很美好、兑现遥遥无期,甚至只管网上声音、不处理网下问题,这些都是政绩观扭曲错位的表现。”这段话几乎就是辉县顶包案舆情的精准画像。
在这类政绩观之下,舆情的本质不是“人民的声音”,而是“官帽的威胁”。一旦出现负面舆情,某些领导干部的第一反应不是反躬自省、解决问题,而是迅速启动“灭火程序”——删帖、封号、打击爆料人。在他们看来,只要舆论场上看不到“负面信息”,问题就等于不存在,“政绩”就依然光鲜。浙江日报评论文章《“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只会引发更大问题》中有几句话令人印象深刻:“问题的暴露不是灾难,对问题的掩盖才是灾难!”
(二)掩盖的是基层治理的系统性失范
“顶包案”本身暴露的绝不仅仅是个别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而是基层治理中系统性失范的冰山一角。一名智力二级残疾的非党员村民被伪造文件“任命”为村党支部书记,其背后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石红彪主动找到辉县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魏新涛“商量规避方法”,然后安排镇党政办一级科员张大志“套用其他文件文号”炮制假文件。这一链条涉及镇党政主要领导、法院执行部门、基层党务干部等多个岗位的公职人员,反映出在“限高”措施等制度约束面前,某些基层干部不是想着依法依规解决问题,而是想方设法“绕开制度”“找人顶包”。
浙江日报的评论发出质问:“为何会出现‘解决人’而非‘解决问题’?”答案在于,当一些地方把“不出事”当作最大的政绩,那么“解决问题”就退居次要,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成了最直接的“捷径”——把爆料人抓起来,把帖子删干净,似乎就天下太平了。然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只会引发更大问题。爆料人被打击、讨论被删帖,表面上暂时平息了舆论,实际上却严重透支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三)操纵删帖的三种可能力量
一是地方保护主义的自发驱动。当负面事件曝光可能影响地方形象、干部升迁时,当地有关部门很可能主动或授意进行删帖操作,以“维护稳定”之名行“掩盖问题”之实。
二是相关利益方的“危机公关”。顶包案涉及多名被追责的领导干部,他们或通过代理人、或借助关系网络,以“名誉权”“不实信息”等理由向平台投诉,试图阻断信息传播。
三是惯性思维下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形成了一套应对舆情的“标准作业流程”——先删帖、再发通稿、最后冷处理。这种惯性思维使得删帖行为几乎成为条件反射式的操作,而不去思考这种做法本身对公信力的巨大破坏。

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呼唤: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这一重要论述从根本上厘清了“政绩为谁而树”这一核心问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
总书记还在全国两会上指出,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正确政绩观的本质:政绩不是给上级看的“盆景”,而是给人民谋的福祉;不是短期的“面子工程”,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绩。
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辉县顶包案中某些领导干部的做法,其政绩观之扭曲便一目了然。在他们眼中,政绩不是“人民满意不满意”,而是“上面知道不知道”;不是“问题解决没解决”,而是“舆情平息没平息”。这种本末倒置的政绩观,必然导致“台上一套、台下一套”“通报感谢监督、行动打击监督”的荒诞现象。
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至少应在三个方向上作为:
其一,在价值导向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舆情不是“敌人”,而是人民的声音。领导干部应当把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视为改进工作的契机,而不是“麻烦”和“威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敢于直面、认真核查、及时回应,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其二,在行为规范上,坚持依法行政、公正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安机关对爆料人的执法行为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崔红玉被行政拘留后,家属长达一个月索要《行政处罚决定书》未果,办案民警以“需要向领导申请”为由一再推诿——这种程序上的重大瑕疵本身就严重损害了执法公信力。
其三,在评价机制上,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如果干部考核只看GDP增长、只看“零上访”“零舆情”的表面数字,而不考察群众真实的满意度、获得感,就必然催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甚至引发“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样的畸形操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
三、自我革命:破解政绩观错位的根本之道
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这为破解政绩观错位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舆情应对和基层治理中推进自我革命,关键在于“刀刃向内”。2026年5月18日,麻栗坡县委在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时明确提出,要“坚持刀刃向内,强化自我革命,把政绩观偏差问题找准、找实、找深、找透,杜绝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避难就易、避大就小,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这一要求直指问题要害。
在具体实践中,推进自我革命应从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对于辉县顶包案中崔红玉、李绍忠等人的司法遭遇,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应当介入调查,查明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打击报复、程序违法等问题,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删帖不能解决问题,唯有真相才能平息质疑。
二是正风肃纪,不姑息迁就。对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种行为惯性,必须从制度层面加以遏制。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既要保护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干部,也要严肃查处滥用职权、打击报复的行为。
三是标本兼治,不走过场。自我革命不能停留在开会议、发文件、写报告的层面,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建设和行为规范上。正如有关会议要求的那样,要“坚持即知即改、真改实改、全面整改,坚决杜绝材料整改、文字整改、台账整改,以整改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四、结语
崔红玉、李绍忠的讨论和文章被投诉删帖,表面上是一个“网络内容管理”的技术性问题,实质上折射的是当前基层治理中政绩观错位的深层顽疾。删帖删不掉问题,封口封不住民心。正如《求是》文章所言,舆情是“实际工作的进军号、助推器”,而不是需要扑灭的“火”。正确的做法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以实际整改赢得群众信任。
“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总书记的这句话,是检验所有从政行为的试金石。唯有将这句话刻在心里、落在实处,把自我革命的精神贯彻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中,才能真正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才能让“顶包案”这样的荒诞剧不再重演,才能让崔红玉、李绍忠们的遭遇不再发生,才能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参考文献
[1] 金陵妙音坊:《“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究竟折射了怎样的政绩观?——从河南村支书顶包案看舆情处置背后的政绩观偏差》,红歌会网,2026年5月21日
[2] 氾源布衣:《新乡市孙石窑村“顶包村支书”案,为何仍疑云重重?》,乌有之乡网刊,2026年5月20日
[3] 崔甜甜:《一边提倡网络监督,一边打击自媒体曝光,究竟是何用意?》,橘子舟头网,2026年5月15日
[4] 智能十代:《秋后算账?抑或不等秋后就算账?》,红歌会网,2026年5月16日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十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官网,2025年12月22日
[6] 《麻栗坡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1次(扩大)会议暨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进会召开》,麻栗坡县人民政府网,2026年5月18日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通辽市纪委监委官网,2026年5月15日
[8] 《新乡市“孙石窑村顶包案”联合调查整顿组情况通报》,南方日报,2026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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