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杰青一个自查机会”，真正该反思的只有学术圈吗？

近日，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向数名“杰青”“长江学者”等学术界金字塔尖的大咖下达“自查通牒”—给杰青一个自查机会。这一行为，将中国学术圈的深层顽疾再次推向公众视野，引发公众热议。该博主从最开始直接点名“手撕”某生科领域大咖，到如今“给杰青们一个自查机会”…

这似乎是一场由自媒体人所掀起的学术风暴，表面上看，称为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学术打假”，毕竟这种经历不止他有过，但为什么其他人没有主动揭露?所以，透过喧嚣的舆论场，也许我们需要更深邃的思想武器来剖析这一现象。

所以，今天我们不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来分析这个所谓的“学术吃瓜”事件。

第一、 从“求真”到“造假”：科研劳动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不可否认，异化劳动是普遍存在，而这一次的风，吹到了科学研究。真正的科学研究，本应该是人类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最纯粹的自由自觉的劳动。

然而，在目前的某些学术生态中，科研劳动却经历严重的异化。

我们试想，一个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最纯粹的自由自觉劳动，本应该站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却发生了异化?这到底是什么因素主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联系到前段时间，张雪机车夺冠，周鸿祎这样对比说，初中毕业的修车学徒，自研发动机拿下国际赛事冠军;而深耕发动机领域30年的985博导，论文专利无数，却造不出一台能实战的引擎。

当然，我们无意冒犯每一种职业或者公众群体，毕竟用张雪的成功来拉踩科研工作者本身也是不成立的。我们要反思的是：那些掌握着国家资源的科研工作者，所研究出来的专利论文到底能不能在现实层面产生收益?

还有，过去读研有段时间，我们会自嘲这样一个现象：刚开始读研的时候，大家可能胸怀壮志，可能会想着读博;而读的时候，只想着毕业就行。所以，很多人最后都会自嘲自己不适合读博。

我想，那些说自己不适合读博，不适合搞研究的人，并不是说会对自己的自由自觉劳动不适合，也不是对来自自己与劳动产品之间的自豪感说不，更多是现实的一种无声的反抗。

或许不适合那一刻，是发生在：当培养人才的实验室变成工厂化的“流水线”;当硕博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等底层科研人员沦为“科研民工”，每天繁重的实验不再是为了解开自然界的奥秘，不再是自由自觉的主动劳动，而是为了达到毕业的所谓KPI，为了“学术老板”生产足以换取头衔和经费的“数据”…另外，在“非升即走”和“唯论文论”的强压下，科研人员与他们的劳动产品，也就是学术成果相异化，与科研活动本身相异化。

而这位博主提到的“学术造假”，也正是这类极端异化状态下的产物。当科研中的数据仅仅只是成为换取生存资源和向上攀爬的筹码时，那么捏造筹码便成了一条罪恶但“高效”的捷径。第二、 “学术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桎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现代科学研究进入了大团队协作的阶段，但与之伴随而来的，却是一种高度科层化、权力高度集中的学术生产关系。比如，在“耿同学”举报的某些大咖团队中，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了这种剥削性生产关系的链条。

①拥有“帽子”的学术大牛垄断了学术生产资料。

比如巨额经费、顶尖设备、期刊人脉，演变成了游走于政商学三界的“学术包工头”。

②他们向下层层转包课题内容，自身却早已脱离科研一线;一旦爆出造假丑闻，便以“未参与具体实验”“失察”为由金蝉脱壳。分析这种“赢者通吃”的科研资源分配模式，剥去学术神圣的外衣，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资本逐利、剥削性分配模式在学术领域的彻底复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占有者垄断生产要素，无偿占有底层劳动者剩余价值，进而形成两极分化、阶层固化、利益完全向资本顶端聚拢的分配秩序，这与当下畸形学术生态的运行逻辑完全高度契合、毫无二致。

同样，正是这种扭曲的经济基础，直接导致了学术评价体系，演变为上层建筑的扭曲。

典型就是头衔被深度绑定了庞大的经济利益和权力资源，那么产生极度功利化的“论文拜物教”便自然的发生。

所以，我们清晰的看到论文的数量、影响因子原本只是衡量工具，现在却反客为主成了凌驾于科学真理之上的“神”。

因此，只要能拼凑出符合顶级期刊胃口的完美数据，哪怕是伪造的，也能换来现实中的名利，直接导致了学术研究求真灵魂的丧失。第三、科研“脱实向虚”本质是实践标准的丧失与公共财富的挥霍。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研究的最终归宿必须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而这批学术大咖造假案中，最本质的问题，是科研生产力的严重“脱实向虚”。首先，它制造了脱离社会实践的“学术泡沫”。那些在顶级期刊上通过修饰图片、捏造数据拼凑出来的“完美成果”，或许能点开名利，但根本无法经受真实工业界或临床医学的实践检验。

所以，它们成了一种在学术系统内部空转的“虚假繁荣”。

其次，它是对国家公共财富的巨大挥霍。

国家拨付给“杰青”“长江学者”的巨额科研基金，本质上是全社会劳动者创造的公共财富。

而当这些大咖沦为只看重影响因子的“承包商”，当巨额经费仅仅被转化为几张用于年终汇报和帽子评审的虚假“PPT图表”时，这就构成了对公共资源的实质性掠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顶尖学术中坚力量将大量精力耗费在“编故事”的文字游戏上时，而那些真正需要坐冷板凳去死磕的底层核心技术，就会面临无人问津的窘境。我们必须叩问：我们究竟需要的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论文大国”，还是能够真正改变世界、自立自强的“科技强国”?第四、 离不开“耿同学”们的历史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条件。“耿同学”的“预告式打假”或许在信息流通极快的今天，能够令多所名校和学术大咖感受到来自社会的舆论压力，甚至自查;但这终究是外部压力;恰恰反证了学术圈内部自净机制(内因)的僵化与失效，更或许是，从来没有这种机制。

所以，当高校内部的学术委员会、期刊的同行评审因为利益纠葛而内部瘫痪时，“耿同学”代表的外部监督，就像一根刺，即使一根不那么尖锐的词，也能成为了刺破这个巨大脓包的利刃。不过，我们也要清楚地意识到：仅仅依靠几个自媒体博主的“草根打假”，无法从根本上重塑学术生态风气。因为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而这场外部风暴的最终目的，是应当是倒逼学术体制内部的深刻变革。

在全社会全行业都在改革的今天，那些落后的学术体制应该更加主动去变革。最后：“耿同学”打假事件是一记沉重的警钟。拯救学术界，不能仅靠道德呼吁，更要通过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坚决破除“唯帽子论”，斩断头衔与过度资源垄断之间的利益链条;必须拆解“学术包工头”体制，将学术评价的重心交还给社会实践。

只有消除了科研劳动的异化，让科研工作者重新接上大地的地气，中国的科学事业才能真正冲破阻碍，爆发出磅礴的现实力量。

当然，民众关注耿同学学术打假事件，本质上不只是愤慨科研造假乱象，更是借此事件，投射到自身所处行业，对各行各业里，依靠身份头衔垄断优质资源、身居高位脱离一线实干、手握权力却逃避责任、重表面形式轻实际成效等不良风气进行的集体反思与集体审视。

那么，“给杰青们一个自查机会”，就不应该只有“杰青”。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