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毁高墙，而不是打开橱窗：关于开放校园的意见

在接近60年前，美国的青年学生组织，SDS，‘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学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曾经热烈地呼吁过大学校园与社会的融合。在今天看来，他们所描绘的景象仍不过时：

‘校园里常见的是什么呢?“冷漠”和“内心的疏离”。真实的校园，人们熟悉的校园，是一个属于自私之人的地方，他们投身于臭名昭著的“内心移民”。这是一个按部就班、力求上进、保持冷静的地方。在这里，人们普遍认同扭曲的现状，却对引起争议的公共事务避之唯恐不及。规则被视为“不可避免”，官僚体制被视为“不过是环境使然”，无关痛痒的经院垃圾被当作“学术”，自我折磨被当作“上进”，政治则被视为“又一次试图改造人的尝试，而且还是徒劳无益的那一种”。’

在这种情况下，使校园由一个封闭的囚笼，转变成为开放的社会场域，一向是热心于社会进步和民主的学生们的追求。一个更加开放的，包容的，愿意与社会对话，将大众接纳为其天然的一部分的校园，是一个毫无疑义，毫不含糊的追求。

校园向公众敞开大门，这是因为它自认为是社会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学生与教职工意识到，他们的身份也是公民，他们归根结底也活在社会当中：校园使用了社会的税金，它必须为之服务，它必须承担它自己的社会责任。

但是，当我们渴望作为公民而参与社会时，我们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景象——我们并未作为公民，作为社会的一份子而在这种‘开放’当中得到承认。学生与‘社会人士’处在同一个空间当中，但是他们仍然分属于两个对立的世界，没有对话，只有对抗。

难道这不正是主导开放的学校官僚本就乐于看到的吗?他们当然不希望学校与社会真的进行融合，他们当然不希望学校真正变得包容，因为这将会为他们，以及那些更高于他们的人带来毁灭。为此，他们选择只在‘节假日’开放学校，他们选择将讲座，课堂，社团，图书馆和数据库严密封锁，而把花坛与草坪开放给游客。大学最具有压迫性的，最不平等的一面，通过‘知识’包装的等级制，得到了完美的延续。大学制造了这种赤裸裸的‘二元体制’，它将其内化为了学生的封闭意识，他们的自大和保守，然后再反过来谴责学生不够开明——这就是领导们为什么能屹立不倒的原因。

现在我们说，够了!

不是受够了开放，而是受够了伪善!

向商业开放，向广告开放，向旅行团开放，向金钱开放——这些并不是开放。当前的领导层所做的只有管制言论，压制学生，纵容腐败，谄媚权力。他们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将校园变成了一个审查一切的，真正的封闭社会。他们的‘开放’不是推倒围墙，而是打开橱窗。他们用玻璃取代了砖石，让人们彼此看见，但无法彼此触及。

我们说，我们反对校园旅游业，不是因为我们希望建起围墙，而是因为我们希望毁掉它。校园旅游业一方面将学生与教职工置于景观，置于被观看，被审视，被品头论足的位置上，从而不仅拒绝承认他们平等的公民身份，他们的社会参与的能力和社会变革的意愿，也让他们蒙受羞辱。另一方面，校园旅游业在每一个‘游客止步’的禁区都树立起了新的高墙——来保护这些不平等机制生产的源泉。它不会让任何人受到人文和真理精神的熏陶，相反，它纯粹是在遍地都制造神秘的奇观，好让游客对着它们顶礼膜拜。正像哈基姆贝曾指出的，‘游客不寻找文化...他们只寻找奇观。’

为此，校园旅游业不仅没有推动大学与社会的融合，而且愈发让这种融合变得不可能。原因正在于，同样如哈基姆贝强调的，‘游客’不要融合，‘游客消费的是差异(The tourist consumes difference)。’这种差异生产的逻辑，观看的逻辑和朝拜的逻辑，促使学校变得越来越异化，越来越非社会化——乃至非人化(想一想在互联网上流行的衡水中学视频)。

最后，我们仍然用SDS的一段话来作为这一声明的结尾：

‘这些悖论所带来的紧张感，值得每一个关心自己未来命运的人去认真面对。它们的新颖性，要求年轻一代具备思想上的独立自主，而这代人恰恰害怕自己成为领导者。它们的复杂性，需要一种对事实与价值的彻底领悟，这种领悟也很少有人愿意去承担。它们所蕴含的危险在于——这一代人是首次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为漫长生存实验中的最后一代的人——这召唤我们的不是避世与退缩，而是谦卑与主动：我们不接受既有的等级秩序，而是通过反思，重新构建一种理想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