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替贪官求情时，比贪官还着急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前两天我发了篇聊反腐的文章，评论区里非常热闹，大家讨论得火热。

我的观点很明确：反腐必须用重典，对于那些罪大恶极、贪没金额动辄上亿、数额巨大的腐败分子，就该直接死刑。死刑就是死刑，别搞什么“死缓”。

说白了，判个死缓，缓期两年执行，两年之后没出岔子就变无期，无期再减刑变有期，这在咱们老百姓眼里，跟没杀有什么区别?

这不就是变相的“免死金牌”吗?死刑这个词，在面对这种国家蛀虫时，不该有弹性和灰色地带。

但我看到评论区里有些同志，出发点也许是好心，在那儿替监管部门操心。

他们说：“子珩墨啊，不能直接死刑。你要是让他知道必死无疑，他就不把脏款吐出来了，他也不交代同伙和立功表现了。反正横竖都是一死，他干脆死硬到底，那国家不就追不回损失了吗?”

听听，这种逻辑熟不熟悉?

这逻辑简直和当年讨论人贩子、贩毒分子时如出一辙。

今天，我们就要用马克思主义这面照妖镜，让这种“免死逻辑”彻底现出原形！

一

很多人说，为了追赃，得给腐败分子留条命。

这种思维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种极其短视的、计较一城一池得失的“会计思维”，而不是彻底的政治观、阶级观。

如果为了追回那几个亿的脏款，就放弃了对一个动摇国本、背叛阶级的人渣的极刑惩治，那这就是在做一笔赔本的买卖。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腐败分子的存在，本质上是在侵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在瓦解劳动人民对政权的信任。这种无形中的政治损失，是那几个亿脏款能买回来的吗?

你说他不交代，就不杀他?

我说，不管他交不交代，杀就完事儿了！

我们需要建立的，不是一个跟犯罪分子“做买卖”的谈判桌，而是一个让犯罪分子感到彻骨恐惧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

当腐败的成本高到“必死无疑”的时候，那个试图贪腐的人在伸手之前，他脑子里想的就不是“怎么藏钱”，而是“那是死路一条”。

我们要的是从源头上肃清，而不是在事后玩那种卑微的“分账游戏”。

二

这事儿让我想起前些年关于人贩子的讨论。

当时也有一帮精英、法学家在那儿摇唇鼓舌，说：“不能给贩人贩子定死刑，因为一旦必死，他们走投无路就会把孩子掐死。”

结果呢?

在那段处罚轻、死刑少的日子里，拐卖小孩的现象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

事实胜于雄辩，那是拐卖最猖獗的一段时期。因为那些畜生知道，被抓了顶多也就是蹲几年大牢，成本极低，收益极大，所以他们前赴后继。

如果当年像老人家那时候一样，发现一个毙一个，谁还敢去干这掉脑袋的勾当?

退一万步讲，即便当时可能有个别极端的罪犯会因为恐惧而产生牵连，但从宏观的社会治理和长久的人民安全来看，必死无疑的威慑力会让千千万万个家庭免于破碎。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

包括最近竟然还有某些名牌大学的所谓教授，跳出来提议什么“贩毒轻罪化”，说什么要给毒贩生存权。

我只能说，这些人书读到了狗肚子里。

他们忘了咱们这个民族是怎么在鸦片的余毒里挣扎出来的，忘了那些在边境线上牺牲的年轻缉毒战士。

毒贩、腐败分子、人贩子，这些都是寄生在社会肌体上的毒瘤。

对待毒瘤，难道要用温水泡?要用爱去感化?

不，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只有两个字：铲除。

三

我们要明白，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主席当年为什么要杀刘青山、张子善?

刘青山、张子善在革命年代有没有功劳?有。

交代得快不快?赃款能不能追回来?

这些在主席眼里统统不是第一位的。

主席说：“杀了他们两个，可以挽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这就是政治大局。

如果为了那点脏款，为了让他们多交代几个人，就搞什么“认罪协商”，搞什么“死缓变无期”，那就会给所有还在位的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只要我贪得足够多，只要我手里掌握的秘密足够多，我这颗脑袋就是保险的。大不了最后把钱一吐，我在里面换个地方接着活。”

一旦这种预期形成了，反腐斗争就彻底沦为了资本主义式的法律博弈，而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度。

现在的腐败分子为什么不怕?

因为他们算过账。贪一亿，关二十年，平均一年五百万。如果表现好减刑出来，还能享受剩下的资产。这买卖，对很多投机分子来说太划算了。

只有当他们算到，贪一分钱也是死，贪一亿也是必死且立即执行的时候，这种“博弈论”才会彻底失效。

四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回避阶级斗争中的暴力。

我们要建立的政治生态，是让劳动人民挺起腰杆。

当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辛苦工作一辈子，却买不起一套房，看不起一场病;而一个所谓的“塔尖群体”贪没的数量能让几万人过上一辈子的时候，这种反差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抹黑。

那些替腐败分子求情的人，本质上是不相信群众的力量。

他们觉得，不靠腐败分子“交代”，咱们就查不出来了?

他们觉得，没有了那些账本，咱们就搞不清楚谁是同伙了?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只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到监督中来，只要恢复那种“人人喊打”的政治高压，那些贪官污吏藏在床底下的金条、转到海外的数字，根本无所遁形。

别怕他们不交代。

他们交不交代不重要，他们死很重要。

死刑，是给全体人民的一个交代;

死刑，是给新中国政治清廉度的定海神针。

五

现在有些象牙塔里的精英，满脑子都是西方那套所谓的“废死”、“轻刑化”。

他们觉得这样才显得文明，显得与国际接轨。

但我还是那句话：文明是给人的，不是给魔鬼的。

在腐败分子窃取人民血汗、出卖集体利益、动摇国家根基的时候，他们已经自动剥夺了自己的“人权”。

他们是阶级的敌人。

如果在这些人的命和国家的政治清明之间做选择，只要稍微有点良知的中国劳动者，都会选择送他们上断头台。

死刑就是死刑。

别再用什么“追赃论”、“立功论”来忽悠老百姓了。

跋

1952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我们杀了刘、张二人。

那是对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绝不做李自成，绝不走旧社会官僚的老路。

那是用两个人的脑袋，换来了随后几十年的官场清风。

如今，面对更复杂的资本围猎，面对更巨额的利益诱惑，如果咱们的刀生了锈，如果咱们的死刑成了摆设，那么那些为了这个国家牺牲的烈士，那些在流水线上干到腰肌劳损的工人，他们会怎么想?

反腐，要的就是那一股子血性。

该杀的，一个也别留。

贪婪，应当成为这个社会最昂贵的自杀方式。

只要死刑在，正气就一定能回来。

文 /子珩墨

编辑 /子珩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