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东|美国殖民化程度评估,兼评黄仁勋事件看美国华人地位

【摘要】
本文运用“制度服务对象—发行货币归属—意识形态稳固性”三大表征维度,对美国自殖民地时期至当代的制度殖民化程度进行长时段历史评估。本文的核心基础是:美国并非如其意识形态所宣称的“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而是由英国贵族及其后代带领契约奴工在北美建立的政治实体,其上层精英与普通平民之间存在深刻的种族与阶级断裂。研究发现:美国建国之初即具有鲜明的内部殖民特征——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精英阶层作为外来征服者后裔,建立了一套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制度体系;美联储制度使货币发行权实质上掌握在少数金融寡头手中;而“人人生而平等”的意识形态宣传与现实中的系统性不平等形成巨大反差,恰恰符合“以推崇为主则制度趋向永久保持”的判定标准。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制度的殖民化程度有所波动,但其内部殖民的结构性特征从未根本改变。尤其在税收制度、司法制度和土地制度层面,上层精英始终获得制度性优待,普通民众则承担制度运行的主要成本。华人地位低的根本原因在于上层迷信美国意识形态,自认劣等,这导致黄仁勋没有起码的人权,和马斯克待遇天差地别。
一、引言
在主流政治学与历史学叙事中,美国常被视为“山巅之城”、“自由世界的灯塔”和“民主制度的典范”。《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似乎为美国制度提供了不可动摇的道德合法性。然而,若将“殖民化”的分析框架从传统的海外殖民语境转向美国本土制度,我们或许会发现一幅截然不同的历史图景。
美国真实历史告诉我们:现代美国并非一个真正平等的民主社会,而是由英国贵族及其后代在北美建立的殖民政权。17世纪初,出身北欧的英国贵族后裔役使英国土著白人为主的契约奴工跨越大西洋,在北美大陆建立了新殖民地,它是英国殖民体系的扩张,上层是北欧出身的贵族,下层是英国本土土著,这是内部种族结构。由于长期统治,英国普通白人已经认同了英国社会模式,包括如今英国本土原居民早已将自身看成是外来盎格鲁萨克斯人组成部分了。
另一方面则是双方一起殖民北美,在这一过程中,原住民印第安人遭到系统性驱逐与屠杀,非洲黑人被作为奴隶输入。建国精英——以华盛顿、杰斐逊等为代表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阶层——虽在形式上摆脱了英国王室的直接统治,但其制度设计本质上服务于殖民精英阶层的利益。《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一生拥有600余名奴隶,华盛顿去世前拥有317名奴隶;1787年制宪会议上,55名代表中有15人是奴隶主,宪法将一个黑人仅视为“五分之三个人”,印第安人更是“连人都不算”,是被消灭的对象。美国休斯敦大学历史系教授杰拉尔德·霍恩(Gerald Horne)在2014年出版的学术著作《1776年反革命:奴隶反抗与美国的起源》中,论证美国独立目的是维护奴隶制度。
更为关键的是,美国社会的上层精英与普通平民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种族与阶级断裂。WASP(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作为殖民时代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移民贵族后裔,本是英国外来殖民者,与英国本土一样,自殖民北美以来,便牢牢占据美国上流社会的主导地位。正如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所指出的:“美国多元文化始终是以’瓦斯普’为核心的,这一点不可能由于一个黑人总统的出现而被颠覆。”从华盛顿到特朗普,45任总统中绝大多数出自WASP精英家庭,其教育背景、社交网络和家族纽带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统治阶层。
在意识形态层面,美国以“平等”“自由”“民主”为核心话语,将现行制度包装为“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然而,现实却呈现出系统性的不平等:上层精英的实际缴税率低于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层民众;上层可以依靠财力聘用顶级律师团队,在司法体系中取得压倒性优势地位,在萝莉岛奴役平民被公开,却无人被惩罚;财富分配极度失衡,前1%家庭坐拥全国近三分之一财富。这些事实表明,美国制度的殖民化特征并非不存在,而是被”平等”的意识形态外衣所遮蔽。
虽然美国主流媒体宣传美国是民族大熔炉,但加州大学克拉克教授发现,美国阶层的变动速度与英国基本持平。他考察了美国的常春藤联盟学校、律师协会、医学协会,虽然贫富差距日益缩小,但像医生、律师、大学教授这样的体面职业长期以来依然由某些家族把持,他们是诺曼底入侵者后代。弗吉尼亚是美国早期的政治中心,在前5位总统中,有4位来自弗吉尼亚,每位都做了2任总统。最初英国贵族们很少自己移民殖民地,但到17世纪中期,英国本土陷入内战,而弗吉尼亚殖民地通过发展烟草和棉花种植业,进入良性发展阶段,大量英国内战失败方的贵族移民弗吉尼亚。例如,声名显赫的弗吉尼亚李家族就是当时最早移民北美殖民地的英国贵族。随着这些权势移民的到来及其家族的建立和人口的繁衍,以及家族间的联姻,到17世纪末期中下层人民向上攀升的难度陡然增大,贵族及其后代等本土精英逐渐垄断了弗吉尼亚从参事会、议会下院成员到各县、教区的地方法官、教区委员职务,社会差距逐渐扩大,两极化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并趋于固定化。19世纪中叶,托克维尔在其著名著作中虽然承认,美国没有封建社会的过去来根除,却揭露了美国有一个封建式的现在,那就是贵族式类似物存在于美国,暗示它们有类似的继承性。贵族们没有英国本土的贵族封号,但却和英国柏拉图一样把持了权力。美国人所述的阶级固化,实质上始终是不同种族人群地位和阶层的固化,是英国殖民制度的延续。
本文旨在通过严谨的三大维度分析框架,对美国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殖民化程度进行系统评估,揭示其”平等”叙事背后的制度本质。
二、分析框架与方法说明
本文沿用此前提出的制度殖民化程度评估标准,以及英国制度评估中建立的殖民化制度三大表征框架,并根据美国历史的特殊性进行适当调整:
(一)维度一:民族—阶层结构维度
该维度考察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是否存在基于征服历史和种族出身的结构性分野。核心指标包括:统治阶层的血统来源与种族构成、社会流动速度、阶层内婚率、以及制度化的阶层再生产机制。判定标准为:若统治阶层长期由特定族群后裔垄断,社会流动极其缓慢,且存在制度化的阶层再生产机制(如精英教育、封闭式社交网络、联姻策略等),则殖民化程度高;反之,若统治阶层来源多元、社会流动顺畅、阶层边界模糊,则殖民化程度低。
在美国语境下,该维度的核心问题是:美国的“精英”是否构成一个具有共同种族出身、文化认同和利益诉求的封闭集团?他们与普通民众之间是否存在类似殖民地“宗主国—殖民地”的支配关系?
(二)维度二:发行货币归属维度
前面提出以“货币发行权归属”作为判断标准,可以快速定量评估。但法律上的货币发行权可以授予一个名义上的公共机构,而货币发行的控制权与收益流向却可能留在私人手中。因此,本文将第二维度修正为“发行货币归属维度”,核心指标调整为:货币发行的控制权与收益(铸币税/利息)归谁所有,私人或外国资本的参与度。判定标准为:若货币发行的控制权与收益归属特定集团,收益持续流向少数金融精英,民众实质上向货币发行者缴纳隐性税,则殖民化程度高;若货币发行归属全民,且收益用于公共支出,则殖民化程度低。
判断殖民化程度的关键,在于回答两个问题:谁决定发行规模与条件?铸币税和利息归谁?若货币以债务形式发行、利息流向私人债权人,则民众实质上向货币发行者缴纳了隐性税,这与殖民地贡赋在功能上等价。与外来势力控制基础货币不同,美国贵族主要通过股份制银行,合作控制商业银行,从而控制衍生货币发钞权,一样拿走印钞权的大部分收益。
(三)维度三:意识形态稳固性维度
该维度考察维护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排他性与不可挑战性。核心指标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对“平等”“自由”等核心价值的推崇程度、制度变迁的速度与幅度、反对性话语的空间。判定标准为:若意识形态高度推崇现行制度并将其包装为“终极形态”、制度变迁极其缓慢、反对性话语被系统性边缘化,则殖民化程度高;若意识形态开放包容、制度变迁灵活、多元话语并存,则殖民化程度低。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美国意识形态最显著的特征是将其制度包装为“自由、民主、平等”的终极形态,并以推崇态度加以维护。这恰恰符合“以推崇为主,则是持续与永久保持的制度”的判定标准。“美国梦”叙事使底层民众将结构性不平等归因于个人努力不足,而非制度缺陷,从而在文化层面巩固了制度的稳定性。
(四)维度权重说明
三项维度加权时,服务对象维度权重最高(因其决定制度的根本性质),货币归属维度次之,意识形态维度再次之。同时需注意:意识形态的“推崇度”越高,制度的固化程度越强,变革阻力越大。
三、美国制度的种族—阶级基础
(一)建国精英的WASP属性与种族隔离
美国建国的核心人物——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约翰·亚当斯等——无一例外地属于WASP精英阶层,基本来自英国贵族家庭。他们大多毕业于威廉玛丽学院或哈佛、耶鲁等精英学府,接受的是英国古典教育与启蒙思想的双重熏陶。在语言、文化、法律和政治传统上,他们与英国保持着紧密的精神纽带。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中所分析的,美国建国精英虽然在政治上摆脱了英国的直接统治,但在文化认同和社会结构上,他们仍然是“英国的北美代理人”。
《瞭望》新闻周刊的分析指出,美国社会被一条无形的“肤色界线”一分为二,种族主义、精英主义和新教伦理共同构建了一套隐秘的等级制,深入美国社会的肌理。从建国之初,美国的“公民”身份就严格限定在白人男性有产者范围内,非洲裔奴隶、原住民女性和底层白人男性被系统性地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北美13个殖民地都是英国贵族领地,复刻了英国封建殖民制度,是英国上层殖民者将统治殖民地扩张到北美。但英国贵族们并不踏上北美领地,而是委托同种族后裔当代理人,后来他们不甘心当代理人,走向独立。
(二)契约奴工:被剥削的底层兵源与劳动力
美国殖民地的建立不仅依赖对印第安人的土地掠夺,也依赖对底层白人的制度性剥削。17至18世纪,大量英国底层民众以“契约奴工”(IndenturedServants)的身份被贩卖或诱骗至北美殖民地。他们是英国本土被殖民统治的普通白人,在契约期内(通常4至7年)没有人身自由,被迫从事种植园、矿山和建筑等高强度劳动。据历史学家估算,在17世纪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烟草种植园中,契约奴工占总人口的比例一度超过50%。
契约奴工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准奴隶制”:他们与非洲奴隶的区别仅在于契约期满后理论上可以获得“自由”,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契约奴工在期满后一无所有,沦为殖民地社会最底层的“自由人”——没有土地、没有资本、没有政治权利。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所指出的,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征服者—被征服者”的二元体系:上层是拥有土地和奴隶的白人精英,下层是被剥削的契约奴工和非洲奴隶。
(三)精英再生产机制:教育、联姻与政治网络
美国传统精英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十分巩固。他们通过血缘、家庭、寄宿中学、大学、兄弟会、俱乐部等,组成千丝万缕的关系网络。他们不只是享有特权的个人,而是一个阶级——“美国版的欧洲贵族”,英国本土的入侵殖民者。
在教育领域,常春藤盟校中六分之一的学生父母属于最富有的1%群体。在考试成绩相同的情况下,来自“金字塔尖”的富家子弟录取成功率比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高34%。在大企业的董事中,90%至95%是男性,95%是白人。政治领域同样如此: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中WASP背景的比例长期显著高于其在人口中的占比。与英国本土的差别在于,他们给其他种族上升通道开了狭窄口子,从而给被统治者上升的希望,也为美国意识形态宣传提供了实际例证。这是美国贵族与黑人混血后代奥巴马得以担任总统的主要原因。
四、各历史时期殖民化程度评估
(一)殖民地时期(1607—1776):高度殖民化
民族—阶层结构维度: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殖民统治体系。最高统治权始终是各殖民地领主及其任命的总督控制,建立阶段的弗吉尼亚公司、马萨诸塞湾公司等殖民机构由英国贵族和他们的平民后裔控制,殖民地的立法机构(如弗吉尼亚众议院)虽然具有一定的地方代表性,但选举权严格限定在白人男性土地所有者范围内。原住民印第安人遭到系统性驱逐和屠杀,非洲黑人被作为奴隶输入。1619年首批非洲奴隶抵达弗吉尼亚,标志着种族奴隶制在美国的开端。到1776年独立战争爆发时,北美殖民地约有50万非洲奴隶,占殖民地总人口的20%。独立时,美国约70%居民是契约奴隶后代,独立后与英国关系紧张,来自英国的契约农奴才逐渐消失,本土契约奴隶后代地位上升,上层精英需要依靠他们对付印第安人和欧洲的殖民者,人口增长才能以繁殖后代为主。
发行货币归属维度:殖民地时期的货币发行权完全掌握在英国王室和英国商人手中。殖民地曾被禁止发行自己的货币(1764年《货币法》),一度只能使用英国纸币和西班牙银元。这导致殖民地长期面临通货紧缩,商人向英国债权人积累的债务在独立后成为美国早期财政危机的根源。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年)中所指出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完全服务于英国金融资本的利益。
意识形态稳固性维度:殖民地精英以英国普通法和启蒙思想为意识形态基础,一方面推崇英国的“自由传统”以争取殖民地的自治权利,另一方面又通过“种族优越论”和“文明使命论”为奴隶制和印第安人驱逐辩护。这种意识形态的双重性为后来的制度殖民化奠定了文化基础。
综合评估:高度殖民化。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建立了完整的征服者—被征服者结构,货币发行权被外部势力控制,意识形态以推崇英国制度为主。
(二)建国至内战时期(1776—1865):高度殖民化
民族—阶层结构维度:独立战争虽然使美国摆脱了英国的直接统治,但建国精英出身于英国贵族家庭的WASP属性并未改变。1787年制宪会议上的55名代表中,绝大多数是白人男性土地所有者和商人,其中15人是奴隶主。宪法将一个黑人仅视为“五分之三个人”(第三条规定),印第安人则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起草者杰斐逊一生拥有600余名奴隶,其本人就与奴隶塞拉·海斯生育了多个子女。
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宪法确立了参议院每州平等代表制、总统选举人团制度等有利于南方奴隶主和北方精英的机制。奴隶制虽未在宪法中直接出现,但通过“五分之三妥协”等条款得到了事实上的承认和保护。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在《自由的故事》中所分析的,美国建国文献中的“自由”和“平等”话语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种族和阶级排他性。
发行货币归属维度:建国初期,美国经历了货币制度的多次反复。第一合众国银行(1791—1811)和第二合众国银行(1816—1836)虽然具有半官方性质,但其股份大量被外国投资者(尤其是英国贵族金融家)持有。杰克逊总统于1832年否决了第二合众国银行的续期执照,部分原因正是出于对“外国资本控制美国货币”的民族主义担忧。各州商业银行同样控制在上层贵族手里。无央行时期(1836—1913)的“自由银行时代”实际上导致了银行发行的混乱和投机泛滥,最终受害的是普通储户和农民,而美国金融精英,他们基本出身于美国贵族,不仅控制了商业银行印钞权,拿走了增发的衍生货币,而且通过操纵信贷周期获取巨额利润。
意识形态稳固性维度:“美国例外论”和“天定命运”论在19世纪上半叶兴起,将美国的扩张主义包装为“自由蔓延”的神圣使命。这种意识形态既为西进运动中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提供了合法性,也为奴隶制和殖民统治制度的延续提供了道德辩护。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晚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将贫富差距和种族不平等自然化、正当化。
综合评估:高度殖民化。建国精英通过宪法制度保障了自身利益,货币制度反复服务于贵族金融资本,意识形态以“平等”话语掩盖实质不平等。
(三)镀金时代(1865—1900):高度殖民化
民族—阶层结构维度:南北战争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并未改变制度服务于少数精英的本质。战后迅速崛起的工业资本家和金融家——如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等——取代了种植园主,成为新的统治阶层。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仍在继续:1890年“伤膝河大屠杀”标志着印第安人武装抵抗的终结,联邦政府通过《道斯法案》(1887年)强行分割印第安人保留地,将数百万英亩土地转归白人定居者和铁路公司所有。华工遭到排斥和屠杀,1882年《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以种族为由禁止某一族群移民的立法。
发行货币归属维度:镀金时代是美国金融资本全面掌控货币制度的时期。1863年《国民银行法》建立了由商业银行控制的货币体系,货币发行与联邦政府债券挂钩,实质上使货币发行成为政府向商业银行借款的过程。美国的主要商业银行多是股份制企业,股份多由上层精英持有。19世纪多次爆发的金融危机(如1873年、1893年危机),都有大量银行倒闭,暴露了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但每次危机后的救助措施都优先保护银行家利益,而将调整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和农民。
意识形态稳固性维度: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镀金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被美国精英广泛接受,“穷人的贫穷是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成为正当化贫富差距的核心话语。同时,“美国梦”叙事开始成型——宣称任何人只要勤劳肯干就能成功,从而将结构性不平等归因于个人能力不足。
综合评估:高度殖民化。工业寡头取代种植园主成为新精英,货币制度被私人银行控制,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不平等提供意识形态辩护。
(四)进步时代至新政时期(1900—1945):中度殖民化
民族—阶层结构维度:进步时代和新政是美国制度向底层民众做出最大让步的时期。面对大萧条的严峻挑战,罗斯福政府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加强金融监管(《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保障劳工集体谈判权利(《瓦格纳法》)、实施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规定。这些政策确实改善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条件,扩大了中产阶级规模。然而,这些让步始终是在不触动精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新政联盟虽然包含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其核心仍然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利益,非裔美国人、印第安人和移民仍然被系统性地排除在福利体系之外(如社会保障法最初排除了农业工人和家政工人,这些职业中非裔美国人占比很高)。
发行货币归属维度: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是美国货币制度史上的关键转折。美联储由联邦储备局(政府机构)和12家股份制地区联邦银行共同构成。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为例,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等商业银行股东拥有其53%的股份。推动成立美联储的参议员奥利奇曾坦言:“在《联邦储备法》获得通过之前,纽约的银行家们只能操纵纽约的金融储备。而现在我们却可以操纵整个国家的银行储备了。”然而,大萧条后的金融改革(如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家的权力,加强了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监管,但美国贵族们控制商业银行及其发钞权,收获发钞收益,依然如故。
意识形态稳固性维度: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美国意识形态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批判成为主流,政府干预经济获得了合法性。然而,这种批判始终被限制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从未挑战私有制和精英统治的根本结构。“美国梦”叙事仍然被广泛推崇,使底层民众将结构性不平等归因于个人努力不足。
综合评估:中度殖民化。制度向中下层做出实质性让步,但精英利益未受根本触动;货币制度中私人银行仍占重要地位;意识形态从“自由放任”转向”有管理的资本主义”,但未突破资本主义框架。
(五)战后黄金时代(1945—1980):中低度殖民化
民族—阶层结构维度: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迅速壮大,工会力量达到顶峰,劳动收入占GDP比重稳定在60%以上。民权运动推动了法律上的种族平等(1964年《民权法》、1965年《投票权法》),非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度显著提高。然而,中产阶级的繁荣主要惠及白人族群,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被系统性地排除在《退伍军人权利法》的住房贷款优惠、优质教育和就业机会之外。红线政策(Redlining)使少数族裔社区无法获得联邦住房贷款,造成了持续至今的种族财富差距。
发行货币归属维度: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获得了全球货币霸权,表明美国上层的金融经济殖民活动扩张到国外。美联储在形式上保持独立,上层贵族仍然控制了银行及其很大部分收益,如享受6%利润率等,但冷战背景下的货币政策往往服务于地缘政治目标(如维持低利率以支持越南战争开支)。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尼克松冲击”),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进入纯法定货币时代。
意识形态稳固性维度:战后美国意识形态呈现出独特的双重性:对内宣扬“福利国家”和“机会平等”,对外输出“自由世界”和“反共”叙事。民权运动的胜利被包装为“美国制度优越性”的证明,从而掩盖了结构性种族不平等。然而,新左派运动、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兴起也表明,批判性话语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较大的公共空间。
综合评估:中低度殖民化。福利国家政策和中产阶级的繁荣使制度更具包容性;货币体系获得国际主导地位;但种族不平等和精英统治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
(六)新自由主义时代(1980—2026):高度殖民化
民族—阶层结构维度:自里根时代以来,美国制度明显回归服务于顶层精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是放松管制、减税、削弱工会和私有化,这些政策的受益者主要是WASP精英和金融资本。具体表现包括:
税收制度的系统性偏袒:巴菲特曾以自己缴税的税率“还不如手下的秘书多”来直指美国税收体制的不合理——巴菲特缴税税率约为15%,而其秘书缴纳的税率为30%。2014年至2018年,美国最富裕的25人财富总增长4010亿美元,但5年共缴税仅136亿美元,实际税率仅为3.4%。其中巴菲特实际税率仅0.1%,贝索斯和马斯克在有些年度甚至未缴纳分文税款。而美国年收入约7万美元的中等收入家庭,需缴纳14%的联邦税。
司法制度的阶级属性:美国法学教授珍妮弗·陶布将美国司法现实概括为“大而不刑”——精英阶层犯罪大多以罚款、和解收场,极少有人真正承担刑事责任。辛普森案中,辛普森花费近600万美元聘请“梦幻律师团”最终脱罪,而“假如辛普森是个雇不起一流律师的穷光蛋,那么他非进大狱不可”。爱泼斯坦案更是集中体现了“权力是如何构建并运作于所有人之上,只为让少数人积累财富和受到保护”。
财富分配的极端失衡:截至2026年,美国经济与收入不平等程度已创下30年来新高。前1%家庭坐拥全国近三分之一财富,其55万亿美元资产规模几乎与底层90%民众的资产总和相当。1978年首席公司执行官收入是普通工人31倍,到2024年这个数字达到281倍。
发行货币归属维度:美联储的私有性质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隐蔽但影响更为深远。自1971年取消兑换黄金承诺后,美元发行不再受黄金储备限制,主要根据物价来控制发行量,美国央行大幅度增发货币,在美国军事势力扩张下,不断对外输出,控制他国财富。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使资产价格飙升,进一步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2008年的约9000亿美元膨胀至2023年的近9万亿美元,也就是增发基础货币增长了10倍。受益者主要是持有股票和房地产的贵族阶层,大部分增发货币都是到其他国家,购买控制各国经济资源,为美国贵族分享成果。
意识形态稳固性维度:“美国梦”叙事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被进一步强化。新自由主义将“自由市场”包装为人类社会的终极经济制度,将任何对市场的批判都污名化为“社会主义”。“机会平等”的话语取代了“结果平等”的诉求,使底层民众将贫困归因于个人失败。然而,美国社会流动性排名全球第27位,落后于多数发达国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杰·切蒂的研究显示,对于来自低收入地区的美国儿童来说,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体上升到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群体的机会不到5%。
综合评估:高度殖民化。制度全面服务于金融寡头与顶级富豪,货币发行收益持续流向私人债权人,“美国梦”意识形态使不平等获得合法性。
五、美国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殖民化意涵
(一)殖民地时期的土地掠夺与分配
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之上。英国殖民者以“无主地”(terranullius)的法律虚构否认印第安人对土地的产权,通过购买、欺骗和武力三种手段不断扩张殖民地边界。弗吉尼亚公司、马萨诸塞湾公司等殖民机构将大片土地授予贵族及其后裔为主组成的股东和投资者,形成了以种植园主为核心的土地贵族阶层。土地成为殖民地精英维持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基础。
(二)西进运动与印第安人种族清洗
独立后,美国政府的西进政策加速了对印第安人土地的剥夺。1830年《印第安人迁移法》强制迁移东南部印第安部落(“血泪之路”),导致数千名切罗基人死亡。1862年《宅地法》虽然宣称向移民免费分配西部土地,但实际上大部分土地被铁路公司、投机商人和富裕农民获取,真正的贫苦农民受益有限。到19世纪末,印第安人口从接触欧洲人前的约1000万锐减至不足25万,印第安人保留地仅占其传统领地的一小部分。
(三)南北战争后的土地资本化
南北战争后,美国土地制度经历了从“家庭农场”向“资本主义大农业”的转型。联邦政府通过《宅地法》《莫里尔法案》等法律向铁路公司和西部开发企业赠送了数亿英亩土地。到1900年,美国铁路公司控制的土地面积超过法国全国的耕地面积。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导致大量小农破产,沦为农业工人或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
(四)当代土地集中与殖民化延续
当代美国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程度令人瞩目。据美国农业部数据,美国约30%的耕地由前1%的土地持有者控制,约70%的乡村土地归约3万人所有。原住民保留地仍然被限制在贫瘠土地上,缺乏经济自给能力。从殖民化视角看,美国土地制度历经近两个世纪的演变,虽然形式上从殖民掠夺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土地集中在少数特权集团手中的实质并未根本改变——改变的只是垄断的形式和合法性话语。
六、不同时期比较总表
|
历史时期 |
民族—阶层结构维度 |
发行货币归属维度 |
意识形态稳固性维度 |
殖民化程度综合评估 |
土地制度变化 |
|
殖民地时期(1607-1776) |
英国贵族控制,契约奴工和奴隶被排除 |
英国王室控制货币发行 |
推崇英国制度,种族优越论 |
高度 |
殖民机构掠夺印第安土地,授予精英 |
|
建国至内战(1776-1865) |
WASP精英垄断,奴隶制合法化 |
外国资本控制合众国银行,自由银行混乱 |
“天定命运”论,社会达尔文主义 |
高度 |
西进运动大规模剥夺印第安土地 |
|
镀金时代(1865-1900) |
工业寡头取代种植园主,华工遭排斥 |
私人银行控制货币体系,金融恐慌频发 |
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梦”叙事成型 |
高度 |
铁路公司获巨额土地赠予,小农破产 |
|
进步时代至新政(1900-1945) |
精英为主,向中下层让步 |
美联储成立(私人控股),新政加强监管 |
批判自由放任,但限于资本主义框架 |
中度 |
新政土地政策有限改善农民处境 |
|
战后黄金时代(1945-1980) |
中产扩大,民权运动推动平等 |
美元霸权确立,后脱钩黄金 |
“福利国家”与”自由世界”双重叙事 |
中低度 |
郊区化扩大白人住房产权,红线政策排斥少数族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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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时代(1980-2026) |
金融寡头与顶级富豪主导 |
美联储私有性质隐蔽化,量化宽松加剧不平等 |
“美国梦”强化,“机会平等”话语主导 |
高度 |
农业资本化加剧,土地高度集中 |
七、综合评价与结论
(一)三条主线的汇合
通过对六个历史时期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条主线的汇合:民族—阶层结构的WASP精英垄断、货币发行收益的私人化流向、以及意识形态的“平等”话语固化。这三条主线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强化、互为支撑。WASP精英垄断统治阶层,使得货币发行的私有化得以长期维持;货币收益的私有化又为统治阶层提供了持续的经济基础;而“人人生而平等”的意识形态则为这套不平等制度提供了文化合法性,使根本性的制度变革被限定在渐进框架内。
(二)与典型殖民制度的异同
美国制度的内部殖民化与典型的海外殖民制度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显著差异。相似之处在于:都存在征服者—被征服者的结构性分野;都存在资源从被统治者向统治者的系统性转移;都存在意识形态的排他性正当化。差异之处在于:美国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不同国家,而是在同一国家框架内的种族和阶级分野;美国的殖民化更具隐蔽性,通过“民主”“平等”的意识形态外衣掩盖实质不平等;美国同时是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对拉美和亚洲)和被殖民者(在经济上依附于欧洲金融资本,在当代依附于全球金融体系)。
(三)方法论意义
本案例对评估框架本身也有反向贡献:它证明“殖民化”不必以跨国地理统治为前提,只要存在(甲)少数集团凭借征服或殖民起源掌握制度主导权、(乙)货币发行的控制权或收益流向该集团、(丙)意识形态以推崇方式将该格局永久化,即可判定为制度性殖民。这一判据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制度评估同样适用,且比单纯的“外资占比”或“外国控股”指标更具解释力。
(四)数据说明与学术审慎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中关于WASP在精英阶层中的占比、美联储股份结构、各时期税收数据等具体数字,不同来源可能存在差异。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国税局(IRS)公开数据、美联储年度报告、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以及学术界已发表的研究报告。读者在使用时可据最新数据自行替换参数,评估结论的方向不变。
(五)结论
从殖民化制度三大表征维度综合评估,美国制度的殖民化程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波动,但其内部殖民的结构性特征从未根本改变:
第一,服务对象维度:美国制度始终服务于WASP精英阶层和金融资本利益,即使在“黄金时代”向中下层做出让步,也未触动精英的根本利益。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制度向顶层倾斜的趋势更加明显。
第二,货币发行归属维度:美国股份制银行为主,大都被美国贵族阶层控制,从而掌控了衍生货币发行权,拿走了衍生货币大部分,使货币发行权实质上掌握在贵族金融寡头手中,美元发行是以国债为主要依据的机制使全体国民成为金融资本的“债务人”。量化宽松政策使财富进一步向资产持有者集中。
第三,意识形态维度:美国以推崇态度维护现行制度,将“自由、民主、平等”包装为普世价值,使不平等制度获得合法性。“美国梦”叙事使底层民众将结构性不平等归因于个人努力不足,制度因此具有“永久性”特征。
美国制度的本质,是一个由英国贵族及其后代建立的、以种族—阶级等级为基础的、服务于少数精英利益的内部殖民体系。其最隐蔽之处,恰恰在于用“平等”的意识形态外衣,掩盖了制度为上层服务的实质。理解这一历史脉络,对于我们客观认识美国制度的本质、反思殖民主义的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美国制度与中国传统制度的差异在于,中国上层与下层大多数时代都是一个种族,上层和下层的流动很频繁,存在阶级分层,却不存在种族分层。只有少数非汉族统治期间,存在种族分层。汉唐时代还有大姓望族,但9世纪黄巢起义消灭了基础资料后,就进入平民社会了。
八、为什么美国华人地位最低?
最后补充几句,为什么华人在美国地位是最低的,甚至低于美国黑人,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普通白人和黑人大都有几分美国上层贵族血脉,拿红楼梦人物比较,美国上层是贵族后代,相当于贾宝玉,普通白人和黑人也至少是贾环,只有华人,最多算是焦大,但却没有焦大的被认可救命贡献,即使华人可能贡献很大。最近英伟达黄仁勋因出轨离任,《华尔街日报》甚至发表文章,无证据就定性为国家间谍性行为,是美国国家安全危机,显示华人顶层人物都没有基本的人权。灭绝华人的种族歧视怪论都曾经公开在美国主流电视节目中,这是任何一个其他美国种族都不可能遭遇的歧视。
笔者与移民美国的华人朋友讨论,华人与犹太人在美国人口数量相近,但地位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华人上层精英迷信美国的意识形态,自认中国人劣等,而犹太人掌控美国意识形态平台,让美国意识形态平台为犹太人服务。笔者就遇到一个熟人,在微信群交流时,公开赞成灭绝大陆华人,笔者对此发表了反对意见,却被驱逐出群。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满清统治中国200多年,驯化了上层读书人,使得上层精英自认劣等,从而影响至今。
萝莉岛上美国大批上层人物强奸奴役女孩,将众多女孩当奴隶,其行为恶劣堪比旧时代的奴隶主,可谓骇人听闻,即使案件公开,却没有一个人被处理。对比马斯克被多次曝出过婚外情或重叠关系的指控,但他本人否认了其中一部分,也就是默认部分,却丝毫不影响其地位,与黄的待遇可谓天差地别。黄不仅立马离任,还被污蔑为董事间谍活动,很可能有牢狱之灾。从这种对比就可以看出,华人地位之低下。网络名人牢A曾经分析混血后代在美国地位,指出华人女性的混血后代最悲惨,其父母都不会帮助他,只能自生自灭。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公开发表微博,支持美国用转基因食品和疫苗减少实则是灭绝中国人口。笔者认为,其根子就在于华人精英自认劣等。大陆也有很多歧视主流民族,抬高外族和少数民族政策,也有这种因素的影响。早在20多年前,就有学者王小东指出,大陆读书人中盛行逆向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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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东,《天命所归是大国》:2008年出版的政论著作,专门设立第四章《自卑的中国人——“逆向种族主义”批判》,完整梳理该思潮的形成背景、表现形态与现实危害,是他对这一概念最成体系的文本。王小东将逆向种族主义定义为自我矮化的情绪体系,核心逻辑是认定欧美人、日本人才是优秀种族,中国人属于劣等种族,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种族主义”。
休斯敦大学历史系教授杰拉尔德·霍恩(Gerald Horne)在2014年出版的著作《1776年反革命:奴隶反抗与美国的起源》中,引用大量英美一手资料,论证美国独立是为了维护北美白人殖民者建立的奴隶制,是一场“反革命”。
【参考文献】
[1]何亮亮.仍然是”瓦斯普”在统治美国[N].香港文汇报,2009.
[2]瞭望周刊社.美国等级制源流[N].瞭望新闻周刊,2021.
[3]黄庭民.英国离终止封建制还有多远?
[4]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9.
[5] Eric Foner. 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8.
[6] Howard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7]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Tradition in Politics: Out of the Past[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4.
[8]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9] 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0.
[10]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 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 The Triumph of Injustice: How the Rich Dodge Taxes and How to Make Them Pay[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9.
[12] G. Edward Griffin. 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 Second Look at the Federal Reserve[M]. 4th ed. Costa Mesa: American Free Press, 2012.
[13] Murray N. Rothbard. The Case Against the Fed[M].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4.
[14]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政治的传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5]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16]尼尔·弗格森.帝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17]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18]美国国税局(IRS).Statistics of Income: Top Income Shares[EB/OL]. (2023).
[19]美联储(FederalReserve).Annual Report[EB/OL]. (2023).
[20]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Bureau).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EB/OL]. (2024).
[21] Raj Chetty et al. The Opportunity Atlas: Mapping the Childhood Roots of Social Mobility[R]. 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2.
[22]美国农业部(USDA).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Land Ownership[EB/OL]. (2023).
[23]珍妮弗·陶布.大而不刑:美国司法的阶级本质[J].法律批判,2020.
[24]拉杰·切蒂.美国社会流动性报告[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22.
40.廖勤.透视英国社会:历经十代人才能换个“阶层”?--上观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14361. 2016 2016-04-17 05:51 [cited 2026.10.31
56.Nagel, P.C., The Lees of Virginia, Seven Generations of an American Family. 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57.王彬,英属北美殖民地时代弗吉尼亚本土精英探微:1700—1750. 2007,东北师范大学. p. 8.58.(美)谢尔顿·S.沃林著;段德敏,毛立云,熊道宏译,两个世界间的托克维尔一种政治和理论生活的形成. 2016:南京:译林出版社. p. 21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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