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革命变成一个“贬义词”

有时候，一个词的命运比一本书还要有意思。

你可能在某些讨论法国大革命的文章下面见过这样的场面，有人稍微谈到群众运动、街头革命、激进的社会变革，评论区便会有人冷不丁地甩出四个字——「雅各宾主义」。

语气通常带着几分鄙夷，仿佛这四个字已经足以给对方定罪。至于雅各宾派究竟是谁，他们为什么出现，法国大革命又经历了怎样的社会矛盾，这些事情似乎都不重要。只要把这个词说出来，仿佛就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审判。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往往自诩自由、理性、温和，反对极端，反对暴力，反对任何可能打破现有秩序的政治力量。他们喜欢谈论权利、程序、法治、宽容，也喜欢把自己摆在文明与进步的一边。可一旦有人开始认真讨论群众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讨论旧有社会秩序是否值得被打破，他们的温和便会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愤怒。

雅各宾主义!这个词就这样成了他们的武器。

值得玩味。

一个曾经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激进力量的历史传统，为什么会在今天成为某些自由派口中的贬义词?一个在欧洲封建制度崩溃过程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政治力量，为什么会让如此多自称追求自由的人感到不安?更值得追问的是，当他们愤怒地谴责雅各宾主义时，他们究竟在反对历史上的雅各宾派，还是在反对一种至今仍然令既得利益者感到恐惧的可能性?

要理解这些问题，我们恐怕得先回到两百多年前的法国。

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群知识分子坐在沙龙里，经过充分讨论之后，决定给国家换一套制度的故事。它发生在一个矛盾已经积累到无法继续维持的社会里。贵族和教士享有大量特权，国家财政濒临崩溃，沉重的赋税压在第三等级身上，城市平民和农村农民都在旧制度的束缚中艰难生活。对于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所谓国家秩序，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粮食价格、土地负担、税收、债务以及每天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

当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已经无法容纳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当旧有特权阶层仍然试图维护自己的利益，当普通人的生活困境与统治秩序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历史就会以远比书斋里的讨论更加猛烈的方式向前推进。

雅各宾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舞台的。

他们所代表的激进革命力量，与城市平民、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反对旧制度的社会力量有着复杂而深刻的联系。尤其是以巴黎无套裤汉为代表的城市群众，他们对粮食价格、投机活动、贵族复辟和革命成果被侵吞的恐惧，构成了革命政治的重要推动力量。革命在这里已经超出了议会辩论的范围，街道、广场和群众集会都成为政治力量形成的场所。

这才是某些自由主义叙事最不愿意正视的部分：历史并不总是由那些衣着体面、善于演讲、熟悉法律条文的人推动的。那些没有显赫身份、没有私人庄园、没有政治资本，甚至没有机会接受完整教育的人，同样能够成为历史的行动者。他们可能不擅长使用精致的政治语言，却能够通过集会、起义、抗议和组织，把原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秩序推向崩溃。

在雅各宾派的历史中，群众不再只是等待别人替自己安排命运的旁观者。

这恰恰是雅各宾主义最值得被理解的地方。

我们首先需要承认，雅各宾派并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理想化的政治力量。它有自身的阶级基础，有内部矛盾，也有受到特定历史条件限制的政治实践。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统治、政治清洗和革命专政，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共产主义运动早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必要把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部政治经验奉为不可触碰的圣物。

然而，承认历史局限性，与接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雅各宾派的污名化，完全是两回事。

问题在于，某些自由派在谈论雅各宾主义时，往往对历史采取一种非常奇怪的选择性态度。他们可以赞美法国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的历史功绩，可以赞美《人权宣言》所体现的政治理念，可以赞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些反抗王权和贵族特权的先驱，却唯独无法容忍革命进一步触及既得利益，无法容忍群众以自己的力量参与政治，更无法容忍革命者试图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手段抵抗旧势力的反扑。

他们喜欢革命的成果，却不喜欢革命的过程;喜欢自由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之后的自由，却无法接受自由诞生时所经历的冲突。

这种矛盾并不难理解。因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并不意味着它在取得统治地位之后，仍然会无限期地维护革命精神。一个阶级在反抗旧制度时，可以是最勇敢的革命者;当它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之后，也可能迅速转变为既有秩序的维护者。

当年的资产阶级需要群众，需要他们冲击封建特权，需要他们推翻王权，需要他们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开辟道路。可是，当革命进一步提出土地、粮食、劳动和社会平等问题，当群众开始要求自己的利益也得到实现时，资产阶级内部的政治分歧便会暴露出来。

那些曾经高呼自由的人，开始担心自由会走得太远。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阶级地位发生变化之后，利益结构随之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一个曾经反对特权的阶级，在取得新的社会优势之后，也可能发展出维护自身优势的愿望。它希望社会继续进步，但希望进步按照自己能够接受的速度进行;它希望人民支持革命，但不希望人民在革命之后继续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因此，当代某些自由主义者对雅各宾主义的敌意，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对历史暴力的反感。对于暴力，他们往往有着相当灵活的判断标准。只要暴力服务于他们认可的秩序，它便可能被解释为必要的历史代价;一旦群众的行动威胁到他们所维护的社会结构，它便立即成为文明的敌人。

雅各宾主义在这里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自由主义话语中那些不愿意被承认的阶级立场。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许多关于革命的讨论中，群众往往被描绘成一种危险的、不可预测的、容易受到煽动的力量。

当群众保持沉默时，他们是勤劳朴实的人民;当群众服从既定安排时，他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当群众按照既定规则表达有限诉求时，他们是值得尊重的公民。可是，一旦群众开始自主组织起来，一旦他们不再满足于个别的补偿和零散的让步，一旦他们试图改变决定自己生活的社会关系，原本那些赞美人民的人便会开始紧张。

他们会说群众缺乏理性，会说群众容易被煽动，会说群众不懂复杂的经济规律，会说街头政治破坏程序，会说任何激进的社会变革都会带来灾难。

这些话并非完全没有现实依据。群众运动当然可能出现情绪化、无组织和判断失误，革命力量也可能犯下严重错误。任何社会运动都不能因为参与者人数众多，就自动获得正确性。群众的自发性需要组织、教育和政治经验的积累，社会变革也需要对客观条件作出准确判断。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某些人总是习惯于把群众的政治行动当成需要防范的危险，却很少认真追问群众为什么会走上街头?

一个工人为什么会愤怒?可能是因为他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却依然无法负担家庭开支;一个农民为什么会反抗?可能是因为土地、债务和生计已经把他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一个城市居民为什么会走上街头?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利益诉求，已经无法通过原有渠道得到回应。

这些人的愤怒有具体的生活来源。它可能并不精致，甚至可能包含许多不成熟的认识，但它不是凭空产生的。

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为房租、水电、医疗、教育和家庭开支发愁，如果他的劳动成果长期无法转化为相应的生活改善，那么他对社会秩序产生怀疑，难道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有些人希望群众永远保持理性，却很少关心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实，让这些人不得不如此愤怒?

他们要求普通人尊重程序，却不愿意讨论程序能否真正解决普通人的困境;他们要求群众保持克制，却不愿意讨论那些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究竟应该由谁承担代价。

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伦理：可以有不平等，但不能有激烈反抗;可以有压迫性的社会关系，但不能有人公开表达愤怒;可以有漫长的忍耐，却不能有突然爆发的历史行动。

在这种伦理里，最值得赞美的人民，往往是那些永远不会打扰既有秩序的人民。

雅各宾主义之所以让他们不安，恰恰因为它提醒人们，人民曾经有过以集体行动改变政治现实的历史经验。那些曾经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人，能够走出家庭和工坊，走进广场，参与决定国家的命运。

对于习惯于把政治理解为少数精英之间协商的人来说，这样的历史记忆实在令人不舒服。

法国大革命有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后续，当资产阶级逐渐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它曾经引以为傲的革命传统，也开始变成需要被小心处理的历史遗产。

这是因为革命的历史意义并不会永远停留在革命发生的那一刻。社会关系发生变化之后，同一段历史也可能获得完全不同的政治含义。

在封建社会中，资产阶级革命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它冲击了等级制度，削弱了贵族特权，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商品交换、自由竞争、法律上的平等和私有财产制度，都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社会地位。

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新的阶级矛盾也逐渐形成。生产日益社会化，越来越多的人被组织进庞大的社会化生产体系之中，而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占有却仍然受到私人资本关系的支配。工厂里的工人共同创造财富，企业的经营决策却主要由资本所有者掌握;社会生产需要大量劳动者协同合作，劳动者却往往只能以出卖劳动力的方式参与其中。

于是，资产阶级曾经反对封建特权时所使用的自由和平等语言，开始面对一个新的现实问题：当法律上的平等与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并存时，当每个人都拥有形式上的选择权，却并不拥有相同的现实选择能力时，这种自由和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政治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并没有自动消除劳动者在经济生活中的从属地位。一个工人可以在法律上拥有与老板平等的公民身份，却仍然需要依靠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活。一个普通人可以拥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却未必能够影响决定自己工作条件和生活成本的经济关系。

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所倡导的普遍解放，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逐渐暴露出自身的历史边界。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资产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之后，会逐渐对自己年轻时的革命传统产生复杂情绪。它当然不可能公开否认全部革命成果，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就建立在这些成果之上。但它可以重新解释革命，可以把革命限定在一个安全的历史范围内，可以赞美那些已经不会再威胁现实利益的革命者，同时把任何试图进一步改变社会关系的激进力量描述成历史的倒退。

于是，法国大革命可以被摆在纪念馆里，雅各宾派可以被写进教科书，革命者的肖像可以挂在公共建筑里。只要他们已经成为过去，就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宽容。

可一旦有人试图从这些历史中寻找群众组织、政治主动性和社会变革的经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就是历史遗产的阶级属性。谁拥有解释历史的权力，谁就可能决定哪些传统值得继承，哪些传统应该被遗忘，哪些英雄可以被纪念，哪些革命精神必须被重新定义。

既然共产主义运动早已批判雅各宾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为什么还要在某种意义上保卫它?

答案就在于，历史评价从来不能被压缩成简单的赞成或者反对。

马克思主义对雅各宾主义的态度，包含着批判，也包含着继承。它不接受雅各宾派的政治理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不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形式直接搬到社会主义革命之中，更不把革命恐怖和个人崇拜当成革命精神的体现。

雅各宾派所处的社会条件，与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所处的社会条件有着根本区别。它的阶级基础、生产关系背景、政治目标和历史任务，都有着鲜明的时代限制。无产阶级不可能简单地沿着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道路重复历史。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把雅各宾派曾经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群众动员能力、反抗旧制度的勇气以及对社会变革的主动精神一并抛弃。

恰恰相反，这些东西值得被认真保护。

因为它们属于人类历史上那些反抗压迫、冲击特权、要求改变命运的进步力量。它们曾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也成为后来革命运动可以研究和吸收的历史经验。

这就像一个人继承家族留下的遗产。他可以知道祖辈曾经犯过错误，可以批判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局限，可以拒绝重复他们走过的弯路，但他没有必要因为祖辈存在缺陷，就把他们曾经为改变命运付出的勇气也一并否定。

无产阶级继承历史传统的方式，理应更加成熟。

它需要研究过去的革命，理解过去革命的阶级基础，分析过去革命的社会矛盾，辨别其中哪些经验具有历史价值，哪些政治形式已经不再适用。对于雅各宾主义而言，值得继承的，是它在旧制度面前所表现出的革命主动精神，是它不愿意向既得利益者低头的政治勇气，是它让普通群众进入历史舞台的实践经验。

值得批判的，则是它的阶级局限、政治理论局限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错误实践。

这两方面必须同时存在。

如果只知道批判而不知道继承，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过去的一切革命都有问题，过去的一切革命者都有局限，因此最好什么都不要学习，什么都不要继承。最终，人类历史仿佛只剩下一条道路，那就是安安静静地接受现存秩序。

如果只知道继承而不知道批判，则又会把历史经验变成僵化教条，把曾经有效的政治形式当成永恒不变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恰恰是把历史放回它自身的社会条件中去理解。

因此，保卫雅各宾主义，并不意味着保卫雅各宾派的一切政治实践，而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借助历史污名化，抹杀革命传统中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部分。

我们不妨把视线重新拉回今天。

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非常常见的观念：普通人最好不要过多谈论政治。政治太复杂，经济规律太专业，社会问题太宏大，普通人只需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

这句话听起来很体贴，甚至带着几分生活智慧。毕竟，谁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安稳一些呢?一个每天早起上班、晚上回家做饭的人，确实没有太多精力去研究国家财政、社会制度和国际关系。他可能只关心这个月工资什么时候发，孩子的学费有没有着落，父母的身体能不能照顾好，房贷还要还多少年。

这些愿望都非常朴素。

但问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本身就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工资由什么决定，住房价格为什么变化，劳动时间如何安排，医疗资源如何分配，教育机会如何获得，这些事情都不是单纯依靠个人意志就能够决定的。

一个人当然可以努力工作，可以学习技能，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但当大量普通人同时面对类似困境时，我们就有必要跳出个人经验，去考察这些困境背后的共同原因。

为什么很多人辛苦工作多年，依然难以获得足够的生活保障?为什么一些行业的劳动者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却缺少对劳动条件的决定权?为什么社会财富不断增长，部分人的生活压力却没有随之减轻?

这些问题需要社会性的回答。

而当普通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非完全由个人能力决定，当他们开始尝试寻找共同利益，当他们开始讨论如何通过集体行动改变现实，某些人就会变得格外警惕。

他们希望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困境理解为个人问题。一个人收入低，就去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一个人工作累，就去寻找更好的工作;一个人生活不顺，就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所有问题都可以被拆分成无数个孤立的个人问题，所有解决方案也都被限制在个人奋斗的范围之内。

这种思维方式有一个非常便利的地方：它永远不需要追问社会关系本身是否存在问题。

但人类社会并不是无数个彼此孤立的个人简单相加。劳动者之间存在共同的经济处境，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复杂的利益联系，个人生活也始终受到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影响。

当一个人发现自己与身边许多人面对着相似的困境时，他就可能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位置。

这种认识的形成，才是某些既得利益者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因为一个只知道独自忍耐的人，很难形成改变现实的力量;一群能够认识共同处境、形成共同利益并进行有组织行动的人，则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重要力量。

雅各宾主义在历史上留下的一个重要启示，正是普通群众能够成为政治历史的参与者。无论后来的人如何评价它，都无法抹去这一事实。

还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就是把革命传统彻底纪念品化。

某些人并不反对纪念革命，也不反对在特定节日谈论革命历史。他们甚至可以热情地赞美那些早已逝去的革命者，引用他们的名言，展示他们的画像，讲述他们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

但是，这种赞美往往有一个前提：革命必须停留在过去。

过去的革命可以被反复讲述，因为它不会再改变今天的利益关系;过去的牺牲可以被反复感动，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安全的历史记忆;过去的群众可以被赞美，因为他们已经不会再走进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空间。

一旦革命精神被要求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它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没有行动能力的装饰。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激烈的方式参与社会政治，也不是说所有现实矛盾都能够通过革命性的行动得到解决。社会发展有其客观条件，政治行动有其具体规律，群众的利益表达也需要组织、经验和理性判断。

但至少，我们应该保留一种基本的历史认识：普通人有权关心决定自己命运的社会问题，有权理解自己的社会处境，有权参与公共事务，有权通过合法、有效的组织和行动维护共同利益。

这种认识不应该因为有人给它贴上一个难听的标签，就被轻易放弃。

雅各宾主义当然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整答案，但它曾经代表的那种革命主动性，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历史上的雅各宾派有自己的时代局限，但不能因此允许那些早已背弃革命传统的人，垄断对革命的解释权。

我们当然可以批判雅各宾派，也应该批判雅各宾派。我们可以指出它的错误，可以分析它的失败，可以从它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因此接受那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对革命本身的敌意。

一个社会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可以有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释，也应该允许人们对革命的具体实践提出严肃批评。但当「雅各宾主义」变成一种不需要论证的辱骂，当群众运动、社会变革和革命热情都被一概归入危险、野蛮与不理性的范畴时，我们就应该警惕：这究竟是在讨论历史，还是在借历史维护某种现实利益?

历史不会因为某些人不喜欢它，就停止向前发展。

两百多年前，巴黎的街道上曾经聚集过无数普通人。他们有自己的恐惧、愤怒、愿望和局限，他们并不都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全部社会规律，也不可能预知革命最终会走向何处。但他们确实曾经走出原有的生活轨道，试图改变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世界。

今天的人们当然不需要复制他们的道路，也不需要把他们的一切做法当成标准答案。

只是，当我们看到有人用轻蔑的语气说出「雅各宾主义」四个字时，或许应该多问一句：他究竟在批判什么?

是在批判一段历史中真实存在的错误，还是在厌恶那些不愿意永远沉默的普通人?

是在反思革命的局限，还是在害怕革命所代表的社会变革可能性?

毕竟，对于一个每天为生活奔波的人来说，历史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工资、劳动、住房、教育和医疗，仍然构成着他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那些看起来遥远的社会关系，最终都会落到一顿饭、一份工资单、一张账单和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里。

人们当然希望日子能够安稳一些，也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回报。但如果某一天，他们发现单凭个人忍耐已经无法解决共同面对的困难，那么他们也有理由重新审视那些曾经改变过历史的力量。

这大概就是雅各宾主义至今仍然值得讨论的原因。

它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的政治圣像，也不应该成为某些人随手丢出的骂人话。它属于一段有光辉、有局限、有牺牲也有教训的历史。

而那些曾经推动历史向前的人们，至少不应该因为他们的后代已经坐上了新的位置，就被轻描淡写地赶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