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者，今天还是国家的主人吗？（第六篇）

评判改革开放方向与成败的三条根本标准(系列深度长文・共十篇)・第六篇：私营经济与平台用工——当劳动者面对的不是董事会，而是算法

引子：从车间到系统

早上七点半，深圳宝安一家电子厂的流水线已经转起来。张姐在这条线上站了十一年，焊锡、检测、包装，每个工序她闭着眼都能做。她不是这家工厂的正式员工——她是通过一家劳务派遣公司进来的，合同一年一签，工资按小时算，没有年终奖，没有住房公积金，社保按最低基数缴。

中午十一点，上海陆家嘴附近的写字楼里，小李刚开完一个项目周会。他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年薪四十万，有五险一金，有股票期权。他的工位和其他员工没有区别，但他知道，自己和楼下食堂里打饭的阿姨、楼下写字楼里保洁的大姐，虽然在同一栋楼里上班，却活在完全不同的规则里。

下午两点，北京国贸附近，一个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穿过辅路。他叫老王，今年四十二岁，从河北农村出来，在这座城市跑了五年外卖。他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底薪，每单赚五块到八块钱，超时一分钟扣两块，差评一个扣五十。他不知道平台的抽成比例是怎么算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月的派单量比上个月少了三分之一。他只知道，今天不跑够四十单，这个月的房租就没着落。

这三个人，都是今天中国私营经济和平台经济里的劳动者。他们的工作环境、收入水平、保障状况天差地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自己干活的地方，对决定自己收入、节奏、命运的规则，没有实质的发言权。

第五篇量完了公有制企业内部的劳动者地位：法律身份是主人，日常参与分量不足;职代会、职工董事这些法定渠道在，但席位有了、牙齿不够。那篇结尾留了一个问题：公有制内部尚且存在"文本与现场"的落差，公有制之外，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又会是怎样?

这一篇就转到那里去。

先把讨论范围划清楚。本篇讨论的是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地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虚化问题，第四篇已专节讨论;国企内部的用工双轨制，第五篇已展开;本篇不重复。同时要先立一条边界：私营经济在今天的中国经济里是什么位置，它的历史贡献和现实作用，必须先摆在桌面上承认，不能因为要讨论劳动者地位，就把这个盘子一笔抹掉。

承认之后，再往下追。

一、先把盘子摆清楚：私营经济不是"补充"，是半壁江山

谈私营企业里的劳动者地位，绕不开一个基本事实：今天中国的私营经济，早已不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拾遗补缺"的角色。

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有一组后来被反复引用的数字：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组"五六七八九"，是对民营经济地位最凝练的概括。

这个盘子是怎么来的?是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干出来的。

改革开放初期，城镇里个体工商户不过几十万，修鞋的、剃头的、卖早点的，都是被国营经济"安排不了"的人。19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不离土不离乡，进厂做工，一下子吸收了几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1990年代，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带来了技术、管理经验和国际市场，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2010年代以后，平台经济兴起，外卖、网约车、直播、即时零售，创造出过去不存在的就业形态——骑手、司机、主播、网约家政，这些职业在十年前还不存在，今天已经有八千多万人在干。

从几十万个体户，到几千万乡镇企业职工，到几亿产业工人，再到八千多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解决温饱、扩大就业、增加供给、推动竞争这些方面，历史功绩不能否认。没有这半壁江山，就没有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也没有几亿人从农业转移到非农就业的通道。

还要看到，私营经济不只是"吃饭"的问题。它还创造了过去不存在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移动支付、外卖配送、网约车、直播电商、即时零售——这些改变了几亿人生活方式的东西，最早都是在私营企业和平台经济里长出来的。没有私营经济的活力，就没有今天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也没有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互联网企业。

宪法第六条第二款写得明白："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写进根本法的制度安排，不是权宜之计。2025年出台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进一步把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上升为法律制度。

承认这个盘子，是讨论的起点，不是讨论的终点。

承认贡献，是事实判断;劳动者在其中的地位，是价值判断。事实不能替代价值，贡献不能掩盖地位。私营经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就业，但它里面劳动者的处境，不会因为这个盘子大就自动变好——恰恰相反，盘子越大，里面劳动者的地位问题越值得正视。接下来要问的是：在这个半壁江山里，劳动者的位置在哪里?

二、工资条上的差距：1.81倍，和它背后的层级

先看最硬的数字。

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发布的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29441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1590元。前者是后者的1.81倍。

这个差距意味着什么?同样是全年全职劳动，在非私营单位干一年，比在私营单位干一年，多挣五万七千八百五十一元。五万七千八百元，在很多三四线城市，相当于一平方米多一点的房价;在农村，相当于一个五口之家一整年的生活费。

但1.81倍只是所有制维度的平均差距。再往下看一层，规模以上企业内部的岗位序列差距，更能说明问题。同一份统计发布里，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按岗位登记：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210016元，专业技术人员155491元，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94936元，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79857元，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80739元。

这里要特别标注口径：这组岗位数据是"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涵盖国有、私营、外资各种所有制，不是私营单位单独的岗位序列。国家统计局对私营单位只公布行业门类平均工资，不公布岗位序列。把这组岗位数据直接挂在"私营企业"名下，是口径错配，不能这么写。

但即便如此，岗位序列本身的差距仍然值得正视：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的平均工资，是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的2.6倍。在一个企业内部，从车间一线到管理层，工资不是线性增长，是台阶式跳升。这个台阶在任何所有制企业里都存在，但在私营企业里，台阶的陡峭程度通常更高——因为私营企业的利润分配机制里，资本回报和管理者薪酬的弹性更大，一线工资的刚性更强。

还要注意一个分母问题。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里，包含了大量垄断行业、金融行业、大型央企的高薪岗位，这些岗位拉高了平均数;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里，包含了大量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低薪岗位。两个平均数放在一起比，差距是真实的，但它不是"同一个岗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里的工资差"，而是"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垄断程度的企业之间的平均工资差"。这个口径要讲清楚，不能简化成"在私企干活就一定比在国企干活挣得少"。

但差距是真实的，体感也是真实的。一个在电子厂流水线干十一年的派遣工，和一个在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的白领，虽然都在私营经济的范畴里，但他们的收入、保障、生活质量，几乎是两个世界。这种差距，不只是行业差异、岗位差异，也是所有制内部劳动者地位差异的缩影：在资本占主导的企业里，一线劳动者的工资议价空间天然有限——企业要控制成本、要利润、要应对竞争，第一个压缩的就是人工成本。

三、社保台账上的缺口：47.1%意味着什么

工资是明面上的差距，社保是暗地里的缺口。

2025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者团队发表了一项微观调查研究，数据显示：民营企业中，只有47.1%的全职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这个数字是学者调查口径，不是官方统计，引用时必须标注。但它指向的现象，和官方执法检查的结论是一致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2025年9月的工会法执法检查报告里，有一段话说得很直白：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平台企业，建会意愿低;集体合同签订数量和覆盖人数近年呈下降趋势;一些合同内容停留在法定最低水平;部分企业工会选举程序不规范，工会主席由管理层兼任或指定。

把这两份材料放在一起看，私营企业里劳动者的保障状况，轮廓就清楚了：

第一，社保缴纳不完整。接近一半的全职员工没有被社保覆盖，意味着这些人在失业、生病、工伤、年老的时候，缺少制度性的安全网。

具体说，没有养老保险，意味着干到干不动了，没有退休金，只能靠积蓄或者子女赡养。没有医疗保险，意味着一场大病就能把一个普通家庭拖垮——住院费、手术费、后续康复费用，全部自己扛。没有工伤保险，意味着在车间里出了事故，企业赔不赔、赔多少，全看老板良心，没有制度托底。没有失业保险，意味着被裁员了，没有失业金过渡，下一份工作没找到之前，收入直接归零。

他们的风险，不是由企业和社会共同分担，而是由个人和家庭独自承担。

第二，集体协商流于形式。集体合同数量在下降，内容停留在法定最低水平——也就是说，合同签了，但里面写的都是法律本来就要求的底线，没有通过协商争取到任何额外的东西。加班工资怎么算、年假怎么休、奖金怎么发、裁员怎么补偿，这些真正和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集体合同里往往没有实质性约定。协商变成了走流程，签字变成了完成任务。

第三，工会组织不独立。工会主席由管理层兼任或指定，意味着在劳动争议发生的时候，代表劳动者的那一方，和管理劳动者的那一方，是同一个人。这种结构下，工会能发挥的作用，更多是文体活动、福利发放、困难慰问，而不是真正的集体谈判。工人要反映工资太低、加班太多、社保没缴，找工会?工会主席就是行政副总，你让他跟谁谈?

这三层缺口叠在一起，就是私营企业劳动者的真实处境：工资比非私营单位低一截，社保覆盖少一块，组织化议价能力弱一档。

四、平台用工：当管理者变成算法

如果说传统私营企业里的劳动者面对的是一个具体的老板，那么平台经济里的劳动者面对的，是一套系统。

国家统计局口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这8400万人里，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同城货运司机、直播主播、网约家政、在线教育辅导——他们的工作形态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日常管理，很大程度上是由算法完成的。

算法管理和人工管理有什么不同?

第一，规则不透明。配送时长由系统自动测算，抽成比例由平台单方面设定，考核标准由算法不断收紧。骑手不知道下一单会派到哪里，不知道超时一分钟会扣多少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月的派单量突然少了。规则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黑箱：数据怎么采集、模型怎么训练、参数怎么调整，劳动者既没有参与制定的席位，也没有申诉的通道。

举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外卖骑手，从取餐到送到，系统给的时间是30分钟。这个30分钟是怎么算出来的?是系统根据历史订单数据、路况、天气、距离，用模型算出来的。但骑手不知道的是，这个模型每年都会优化——优化的方向，就是不断压缩时间。去年给你35分钟，今年给你30分钟，明年可能给你28分钟。时间越来越短，骑手只能越跑越快，闯红灯、逆行、抢时间，交通事故的风险越来越高。但这个压缩过程，骑手没有参与过讨论，也没有地方申诉。

第二，压力不间断。人工管理有上下班的边界，算法管理没有。骑手打开软件就是上班，关闭软件就是下班，但系统会根据在线时长、接单率、好评率不断调整派单优先级——你今天休息一天，明天的派单量可能就少了。这种隐性的压力，把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的边界磨得越来越模糊。

很多骑手说，自己不是在"上班"，是在"挂机"。手机开着，随时准备接单;手机关了，就没有收入。周末不敢休息，节假日不敢休息，生病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休息一天，就少一天的收入，就影响下个月的派单权重。这种状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加班"，而是一种全天候的待命。

还有一个细节：骑手的收入看起来是"多劳多得"，但实际上，这个"多劳"的空间是被算法压缩的。系统给的配送时间越来越短，意味着同样的距离，骑手要跑更快才能不超时;抽成比例越来越高，意味着同样的订单，骑手拿到手的比例越来越低。表面上是"多劳多得"，实际上是"多劳不多得"——你跑的时间更长了，但单位时间的收入在下降。

第三，责任被切割。平台和骑手之间，通常签的不是劳动合同，而是合作协议、承揽协议、劳务协议。法律上，骑手不是平台的员工，是"独立合作者"。但实际上，接单规则、定价权、考核标准、奖惩机制，全部掌握在平台手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职业伤害，平台和外包商之间互相推诿，维权要穿透好几层合同关系，劳动者第一个能找到的责任主体反而模糊了。

这不是说平台经济没有创造就业。8400万人的就业盘子，是真实的、巨大的、对中国经济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在于，这个就业形态里，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和传统劳动关系相比，出现了明显的断层。

好消息是，制度通道正在起步。2025年，全国总工会推动15家头部平台企业开展算法协商，覆盖超过20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协商的内容包括配送时长、抽成比例、差评申诉、职业伤害保障等。

但要说清楚：这不是什么"历史性进步"，是劳动者争取来的、被迫做出的让步。算法规则本来就不该由平台单方面说了算——劳动者从一开始就该有参与制定的席位。现在这个席位刚开了一条缝，离真正的决策参与还差得远。

但也要看到局限。第一，覆盖的是15家头部平台，不是全部平台。中小平台上的骑手、司机，还没有进入协商范围。第二，覆盖2000万人，相对于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还有一大半没有覆盖。第三，协商的深度——从"参与讨论"到"有实质表决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参与讨论，不等于能修改规则;能提意见，不等于能拍板。在资本主导的谈判桌上，劳动者的声音能传进去多少，最终还是取决于双方力量对比。

五、成本外部化：一个结构性的机制

把工资差距、社保缺口、组织化弱势、算法黑箱这几层现象放在一起，会看到一个共同的机制：收益归于所有者，成本由社会和劳动者分担。

这个机制在私营经济里是怎么运转的?

社保未足额缴纳，企业账上省了一笔社保支出，但劳动者年老、生病、失业的时候，这笔成本不会消失——它转到了劳动者个人身上，转到了低保、医疗救助等公共财政身上。加班费不付，企业账上省了一笔人工成本，但劳动者的休息权、健康权受损，家庭生活质量下降。工伤责任推给外包方，企业账上省了一笔赔付支出，但出了事故的劳动者，要在好几层合同之间来回追索，时间和精力成本巨大。

平台用工的"去劳动关系化"，把这个机制推到了极致。平台通过算法管理数十万骑手，但不承认劳动关系，不承担社保责任，不支付加班费。骑手的收入看起来是多劳多得，但社会保障这一块，完全悬空。一旦受伤、生病、失业，没有失业保险金、没有工伤保险赔付、没有企业层面的医疗补助——所有风险，都由个人承担。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层面：税收。2025年全国税收收入17.64万亿元，其中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占大头，个人所得税仅占税收总额的9.2%左右。间接税有一个特点：累退性。收入越低的人，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高，实际税负反而越重。一个月收入五千的外卖骑手，他的收入几乎全部用于消费——吃饭、租房、交通，每一笔消费里都包含着增值税;而一个年收入几百万的企业家，他的收入里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用于投资、储蓄，这部分不直接产生消费税。

劳动报酬的税基是工资，征管能力强，几乎跑不掉;资产和资本的税基是利润、财产、资本增值，征管难度大、避税空间大。这种税基结构的不对称，本身就加剧了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

这个机制不是某一家企业的道德问题，是结构性的。在市场竞争中，当一家企业通过降低社保、压低工资、转嫁成本获得了成本优势，其他企业如果不跟进，就会在价格竞争中处于劣势。于是，成本外部化从个别企业的选择，变成了整个行业的潜规则。

这就是为什么单靠劳动监察、集体协商这些工具，能缓解症状，但不能改变病根。税收高了，企业可以想办法避税;社保严了，企业可以把用工转向外包和平台;集体协商强了，成本会以新的形式转嫁。工具层面的修正，能把外部成本往企业内部推一推，但一次分配里的所有权结构不动，劳动者在企业决策桌上就永远没有席位——利润归谁、投资往哪投、用工怎么定，最终取决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决策权在谁手里。

六、为什么现在谈这个问题，又为什么不是马上动手

说到这里，自然会有人问：既然私营经济里劳动者地位偏弱，为什么不马上改变?为什么不直接把私营企业改造了?

这是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回答它，需要区分两个层面：现行政策框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

在现行政策框架里，答案是清楚的。宪法明确写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个阶段，私营经济在创造税收、扩大就业、推动创新方面，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的任务，是在现有框架内守住底线——把社保缴足，把工会建实，把集体协商做出实效，把算法规则的劳动者参与渠道拓宽。

但要讲清楚：这些只是在现有框架内的修补，不是方向。方向是劳动者当家做主，不是在私营经济里给劳动者多争取一点好处。修补是为了让劳动者活得下去、组织起来、有力量，而不是为了让私营经济更好地运转。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里，问题要更深一层。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在什么条件下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工人阶级在什么组织化程度下有能力管理社会生产?这三个条件，不是靠主观愿望设定的，是靠历史发展成熟的。

第一个条件，在部分领域已经显现：平台垄断、资本无序扩张、环境成本外部化，这些现象说明，私人占有在这些领域确实开始和社会化生产发生矛盾。第二个条件，也在发展：数字技术让生产过程的透明度、可记录性大幅提高，共同占有和共同管理的技术基础比一百年前扎实得多。

第三个条件呢?恰恰是我们今天要着力建设的。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组建率低，部分企业工会主席由管理层兼任或指定，劳动者组织化议价能力薄弱——这些现象，不只是"条件不成熟"的客观状态，也是劳动者组织化长期被压制的结果。

力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条件不会自己成熟。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从来不是谁恩赐的，是组织起来、斗争出来的。今天把工会做实、把集体协商做实、把算法协商做出实效，就是在为未来的条件成熟打地基。

"一大二公"的教训也要讲清楚：不是改造的方向错了，而是改造的方式没有让劳动者真正有能力参与管理。方向不能丢，方式必须让劳动者真正组织起来、真正有能力参与和管理。不能因为方式上有过教训，就把方向也搁置了。

七、成色检验：私营经济里的劳动者，站在哪

对照第二条标准的几个观测点，把私营企业和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地位成色作一次小结。

看工资水平。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差1.81倍，规上企业内部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与生产制造岗位差2.6倍。差距是真实的，但要注意口径：这是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平均差距，不是同一岗位的所有制工资差。

看社保覆盖。学者微观调查显示民营企业全职员工社保缴纳率约47.1%，接近一半的劳动者没有完整的社保安全网。这个数字是学者口径，不是官方统计，但它和工会法执法检查报告的方向一致。

看组织化程度。非公企业建会意愿低，集体合同数量和覆盖人数近年下降，部分企业工会主席由管理层兼任或指定。劳动者在私营企业中的组织化议价能力，明显弱于公有制企业。

看平台用工。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15家头部平台的算法协商覆盖了2000万人，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但相对于全部平台用工，还有大量中小平台和个体劳动者没有进入协商范围。

四层合起来，对第二条标准在私营经济领域的成色，可以下这样一个判断：私营经济创造了巨大的就业和产出，但劳动者在其中的地位，整体上弱于公有制企业——工资低一截，社保少一块，组织化弱一档，算法管理下连申诉渠道都不完整。这个判断不是否定私营经济的历史贡献，而是指出：在承认它贡献的同时，必须正视它里面劳动者的处境。

这四层现象不是四个独立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四个侧面。工资低一截，因为人工成本是企业账上第一个被压缩的项目;社保少一块，因为社保支出是企业账上的成本项，能省则省;组织化弱一档，因为工会独立会削弱资方对企业的控制;算法黑箱，因为规则制定权是平台的核心权力，不能让渡给劳动者。四件事的根是同一个：生产资料归所有者所有，利润归所有者所有，决策权在所有者手里——劳动者在企业里是成本项，不是主人。

这个处境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方向必须清楚：从工农劳动者当家做主的立场看，私营经济里劳动者地位偏弱，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是制度性的问题。工资低一截、社保少一块、组织化弱一档、算法黑箱把议价空间压到最小——这些现象背后，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个制度本身。

在现有框架内能做的事，要做：把社保缴足，把工会建实，把集体协商做出实效，把算法规则的劳动者参与渠道拓宽。这些是底线，不是终点。底线守住了，劳动者才能活得下去、组织起来、有力量;有了力量，才能谈下一步——谈劳动者当家做主，谈生产关系的调整。

结语：从经济基础到政治权利

第二条标准的上下两篇，到这里量完了。上篇量公有制内部：法律身份是主人，日常参与分量不足。下篇量公有制之外：工资低一截，社保少一块，组织化弱一档，算法黑箱把劳动者的议价空间压到最小。两篇合起来看，第二条标准的总体成色是：劳动者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打折——公有制内部是"渠道在、牙齿不够"，公有制之外是"渠道本身就不完整"。

下一篇转入第三条标准：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在制度通道里有多少分量?人大代表里工农代表占多大比例?基层自治里劳动者的参与度如何?这是从经济基础往上走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一步。经济上的主人地位，需要政治上的权利来保障;否则，经济基础上的打折，最终会反映到政治权利上的虚化。

回到系列最初的设问：劳动者今天还是国家的主人吗?第一条标准量家底，答案是家底厚、通道窄;第二条标准量生产过程，答案是身份在、分量缺。两条标准指向同一个方向：主人地位不是写进宪法就完成的承诺，它要在工资条上、社保台账上、工会的谈判桌上、算法的规则制定里，被一寸寸兑现。兑现不了，劳动者心里的主人感就会一寸寸退潮;兑现了，"人民至上"才不是一句写在社论里的话，而是每个劳动者每天能摸到的现实。

从工农劳动者当家做主的立场看，私营经济里劳动者地位偏弱，不是管理不善、不是技术落后、不是个别老板黑心，而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个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只要利润归所有者、决策权在所有者手里，劳动者就永远是被雇佣的一方，永远是成本项，永远在决策桌外面。这不是靠提建议、靠谈协商、靠改进管理能解决的问题，是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

主要数据与引文来源

数据

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29441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1590元：国家统计局《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2026年5月15日发布。

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岗位年平均工资：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210016元，专业技术人员155491元，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94936元，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79857元，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80739元：同前，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发布。口径为"规模以上企业"，涵盖各种所有制，不等于私营单位岗位序列。

民营企业全职员工社保缴纳率约47.1%：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权盈月等学者团队微观调查研究，2025年发表，学者口径，非官方统计。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约21%：国家统计局及人社部公开口径。

2025年全国总工会推动15家头部平台企业开展算法协商，覆盖超过20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全国总工会2025年通报，工人日报、中工网报道。

民营经济"五六七八九"：50%以上税收、60%以上GDP、70%以上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企业数量：习近平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讲话。

2025年全国税收收入17.64万亿元，个人所得税约占税收总额9.2%：财政部国库司《2025年财政收支情况》。

制度文本与权威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25年9月11日：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平台企业建会意愿低;集体合同签订数量和覆盖人数近年呈下降趋势;部分企业工会主席由管理层兼任或指定。

说明

本篇关于私营企业劳动者地位的定性判断，以国家统计局工资数据、工会法执法检查报告为权威依据，结合学者微观调查研究和公开报道得出。具体企业个案均以"一些企业""有研究指出"限定，不指向特定企业，不作普遍统计结论。

本篇立场：承认私营经济的历史贡献和现实作用，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前提下，讨论改善劳动者地位的制度路径。不否定改革，不把改革全称定性为私有化，不回到计划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