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看当代资本主义新特征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启持续去工业化进程，实体经济根基不断弱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相继通过推动再工业化战略振兴制造业。西方国家去工业化时遵循资本逐利的逻辑，再工业化时又以国家干预的形式进行战略调整，二者矛盾交织持续放大资本主义固有结构性矛盾，使资本主义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变化。

一、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去工业化

18世纪60年代，随着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欧美国家先后步入工业化时代。在经过工业化的起步、发展和成熟阶段后，资本主导将低附加值、高用工成本的制造业如纺织、服装、造船、炼钢、家电、汽车等产业大规模外迁，本土仅留存研发、品牌、金融、高端服务等高利润环节，即走上了去工业化道路。

20世纪70至8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进入滞胀状态，逐渐出现金融化现象，去工业化启动。在这期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两次石油危机叠加，西方国家陷入高通胀、高失业、低增长的滞胀困境，传统制造业利润被能源与原料成本挤压，产业投资持续收缩。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新自由主义登上政策舞台：英国撒切尔、美国里根政府全面推行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紧缩货币政策，美联储高利率进一步抬升制造业融资成本。欧美连续出台金融放松监管法案，比如美国的《1980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英国的《1986年金融服务法》;日本80年代初开始逐步放松对存款利率的限制，资本加速从实体产业流向金融投机，财富积累模式从生产创造转向“以钱生钱”。美国跨国企业初步将低端组装梯度外包至东亚、东南亚、拉美等国家和地区，“铁锈地带”逐步形成，产业空心化逐步展开。

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西方国家制造业大规模外迁。冷战终结后，“华盛顿共识”成为全球通行的新自由主义模板，各国被迫开放资本、贸易市场。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北美自贸协定》、《信息技术协定》、《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先后落地，全球贸易与资本流动壁垒大幅削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资本低价收购东亚优质资产，深度掌控区域产业链。企业层面“股东价值最大化”成为核心目标，企业为了短期股价削减长期制造投资、压缩用工成本;互联网与模块化生产让全球拆分制造环节成为现实，波音、苹果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代工。此时，欧美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持续走低，跨国垂直分工体系完全成型，实体产业外迁进入加速通道。

21世纪初以来，随着全球产业重心东移，欧美实体经济空心化日趋明显。美欧对中、日、韩低端制造外包规模持续扩大，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常年维持高位。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次贷金融资产无序扩张，虚拟经济规模暴涨。2008年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欧美产业空心化与金融虚拟化的显著特征;加之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影响，欧美国家将本土产业衰败归因于对外供应链依赖，开始推动产业链本土化、近岸化、友岸化重构，本质是资本全球分工矛盾激化后的被动调整。

去工业化导致制造业严重萎缩，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70年的约24%持续下滑，1980年降至约20%，2000年降至15.1%，2010年降至11.9%，2026年第一季度进一步降至9.4%，创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按照当前欧盟27国回溯口径，欧盟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约22.1%，降至2010年的14.7%、2025年的15.7%。在制造业规模不断缩小的同时，西方各国一直持续增长的产业是服务业，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保险、咨询业、广告业、批发业等。去工业化直接导致欧美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不断减少，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大幅下降;中产人群数量减少、收入水平下降，两极分化加剧;产业竞争力严重下降，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政府债台高筑，缓和社会矛盾能力衰竭;消费品和中间投资品的需求满足依赖进口，货物贸易赤字不断增大。

去工业化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作用的结果。

资本逐利性推动去工业化。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着尖锐矛盾，私人资本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社会利益最大化，拒绝承担任何以牺牲资本私利为代价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制造业是一国经济强大的基础，关系就业、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经济安全，与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但是，当金融业比制造业更有利可图或将制造业转移海外更能谋取高额利润的情况下，私人资本就争先恐后脱离制造业，将资本投向金融业或向海外转移，赚得盆满钵满，而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却不断衰落。

新自由主义推动去工业化。冷战结束曾被福山宣称为“历史的终结”，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霸权，新自由主义不再只是英美两国的国内政策，而是通过一整套国际制度安排被固定下来。新自由主义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放开资本跨国流动、弱化国家产业政策、鼓吹股东价值至上。跨国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利润率大幅提升。西方国家消费者短期购买力提升，廉价进口商品压低生活成本，但以长期工资停滞为代价。跨国垄断资本借助全球化自由贸易体系，将中低端制造业转移至廉价劳动力充足、税收优惠力度大、能大幅压低生产成本的发展中经济体，从而实现超额利润。

金融自由化推动去工业化。西方国家金融利益集团推动的金融自由化，实行放松监管的政策取向，推行利率汇率自由浮动，取消外汇管制，实行混业经营，放开金融工具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创新。这种金融政策扩张了金融资产规模，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改变了欧美国家经济运行格局：制造业投资规模不断萎缩，大量社会资金涌入股市、债市、金融衍生品、房地产，经济高度虚拟化;全球金融衍生品、金融资产规模远超实体GDP，企业利润大量来自金融投资，制造业长期投资回报被持续压低，虚拟经济自我循环。

二、资本主义的再工业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意识到了去工业化对就业稳定、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地位产生的不利影响，相继采取一些产业、投资、科技和人才等方面的措施，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其核心目标是扭转去工业化趋势、抑制金融过度膨胀、降低供应链对外依赖、缓解制造业就业萎缩等。

吸引高端制造回流，扩大半导体、新能源等投资规模。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投入总资金2800亿美元，其中527亿美元直接补贴本土芯片建厂、研发，配套扶持半导体材料、设备、芯片设计全产业链建设。《通胀削减法案》以税收抵免为杠杆，设置本土矿产和零部件含量门槛，倒逼新能源产业链本土化，吸引全球企业赴美建厂。欧盟出台《关键原材料法案》、《净零工业法案》等，推动绿色制造投资快速提升。日本依托产业补贴吸引台积电、美光落地，强化汽车、精密设备、半导体材料本土产能。

强推供应链布局本土化、近岸化、友岸化。西方国家将产业布局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着力推动芯片、动力电池、稀土、医药、关键矿产等产业链布局本土化、近岸化、友岸化，强化外资审查与关键产业国家保护机制，限制战略产业外迁，推动军工、航空航天、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产业持续扩张。美国推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Chip4)，实施友岸外包;欧盟推出“关键原材料俱乐部”，双方在半导体、新能源、医药等领域构筑排他性供应链小圈子。

实施科技创新与制造业人才培育政策。美国联邦政府加大对国家实验室、高校的先进制造研发拨款，设立数十个先进制造创新研究院，推行理工科扩招、制造业学徒制补贴和工业数字化补贴，扶持工厂自动化、工业软件、人工智能产线改造;欧盟在“地平线欧洲”计划下投入大量研发资金扶持电池联盟、氢能联盟、芯片联盟等;日韩亦通过“半导体战略”等加强基础研究和产业人才培养。

巩固和发展先进制造技术新优势。美、德、日制造业研发投入长期位居全球前列，在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高端材料、精密装备等领域保持全球领先。例如，美国在工业软件与数字孪生技术上具有显著优势，德国强调制造技术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日本则在精密制造与智能化生产方面积累了深厚底蕴。这些国家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与产业生态构建，力争占据全球价值链顶端，依靠技术垄断获取超额利润，力求改变全球产业竞争格局。

西方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成效有限，仍面临多重深层结构性困境。再工业化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被动修复手段，仅在局部和短期内缓和了去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并未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根本，无法化解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核心矛盾，因而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再工业化目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投资规模扩大，但去工业化大势并未根本扭转。美国2023年制造业私营投资达7433亿美元，较2010年翻倍，2024年该项投资增长至7812亿美元;2024年制造业回流及外资新设带动约24.4万个就业岗位。然而，服务业与金融业占比持续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回流乏力，高端研发留本土、组装环节外迁的分工格局依然牢固。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能源成本高企，化工、冶金、传统汽车等高耗能产业持续外迁，去工业化仍在继续。欧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处于下降趋势。回流制造业以芯片、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高自动化程度的高端工厂为主，依赖机器人和自动化扩大生产，新增用工需求有限，难以恢复原有传统蓝领岗位。当前，西方国家IT、医疗、高端制造等领域高技能人才短缺，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却普遍困难。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状态未改变。西方国家一方面加大对制造业回流补贴，另一方面持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以低利率环境助推金融资产膨胀。制造业资本形成增速远不及股市、金融衍生品和影子银行扩张速度，形成“振兴制造业”与“强化食利型金融积累”并存的悖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截至2025年6月底，全球场外衍生品名义本金总额约为845.7万亿美元，为全球GDP的8.05倍。截至2024年底，金融、保险、房地产及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等虚拟经济板块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1.7%，而制造业增加值占比降至9.4%;2025年第四季度美国商业银行持有的金融衍生品名义本金规模约为208.1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的6.77倍。短期内金融、地产回报远高制造业长期投入的格局未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积重难返。

货物贸易逆差扩大态势未见逆转。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欧、日启动再工业化，目标是缩小货物贸易逆差、重建本土制造竞争力，但成效有限。高科技领域如半导体、新能源设备、精密仪器、医药、航空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份额虽有提升，但中低端传统制造业难以回归，服装、家电、基础金属、通用零部件、储能原材料等仍高度依赖从亚洲、拉美等地进口。尽管西方国家推动供应链近岸化、友岸化，试图减少对华依赖，但主要为进口来源转移，总进口规模未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关税、补贴和产业壁垒常态化，仅在国别贸易结构上产生一定调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生活必需品和中间产品依赖进口的状况。美国2010年货物贸易逆差约6500亿美元，2025年增至创纪录的1.24万亿美元，补贴、关税和回流政策未能遏制货物贸易逆差持续扩张。

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及其影响

去工业化是资本自发扩张与内在矛盾外化的产物，再工业化则是资本主义体系应对危机的被动修复手段。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冲突的矛盾运动，非但没有化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顽疾，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其制度性危机。深刻认识这一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科学预判世界格局演变趋势，从而更加主动地应对各类外部风险与挑战。

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拖累全球增长，失去现代化样板光环。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曾凭借机器大生产体系创造了巨大生产力，被视为现代化的样板。然而，随着去工业化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陷入长期停滞和分化：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不平等加剧，就业形势严峻，种族矛盾激化，各类犯罪增多。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虽推出巨额援助、量化宽松和再工业化战略，但投资疲弱、消费不振、出口乏力、通胀高企，经济增速长期低位运行。据统计，2008年至2025年，西方主要国家实际GDP复合年均增速分别为美国2.1%、英国1.5%、法国1.1%、德国1.0%，整体呈现极低速增长态势，经济停滞呈现常态化趋势。去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仅靠其政府主观努力难以逆转。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对广大谋求现代化国家的吸引力显著下降;西方经济长期低迷也必然拖累全球总需求，导致全球经济中长期低速增长成为常态。

资本主义失去经济全球化主导能力和意愿，蜕变为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曾依靠对外直接投资主导经济全球化，但长期大规模投资外流导致其产业严重空心化、竞争力不断下降。后金融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客观上已无力主导经济全球化，主观上则将去工业化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转而实施极端保护主义措施。2008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频繁加征关税、设置进口限制、以区域贸易协定替代多边协定，贸易战频发，严重阻碍经济全球化，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并多数年份低于GDP增速。随着制造业持续萎缩，部分西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能力逐渐衰竭，全球投资与资本流动明显降温，昔日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已蜕变为阻碍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力量。

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产业链走向碎片化，沦为维护霸权的地缘政治工具。美国等国家曾鼓吹全球分工与贸易自由化，如今却以国家安全为名，泛化安全概念，将高科技产业竞争上升至制度与安全对抗层面。一方面，推动全球产业分工从“效率优先”转向所谓“安全优先”，拉拢盟友建立封闭的产业小圈子，导致全球产业链从一体化转向区域化、阵营化，统一的全球市场被割裂，供应链体系濒临崩溃。另一方面，通过外交施压跨国企业回流、限制第三国承接中高端制造业转移，并拉拢盟友形成集团化再工业化壁垒。同时，严格限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运用碳关税、严苛原产地规则、技术壁垒等手段抬高发展中国家工业品出口成本，并通过出口管制、专利壁垒、研发脱钩等手段阻断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与模仿创新渠道，大幅抬高其自主研发成本与产业升级门槛。再工业化已完全沦为遏制他国产业崛起、维护全球产业顶端垄断地位的地缘政治工具。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断强化，资产阶级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更加紧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长期信奉自由市场，但为克服去工业化的严重后果，资产阶级不得不借助国家力量强力干预经济。美国通过巨额产业补贴、税收减免、政府采购和国家级战略投资基金等工具，将政策资源向大型跨国企业、军工复合体和科技寡头深度倾斜，政府直接介入生产、投资和技术研发过程，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形态。然而，这种资产阶级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的深度结合并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反而因财政赤字货币化和天量债务累积，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内在脆弱性，成为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诱因。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陷入混乱，世界经济运行呈现无序状态。西方国家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矛盾交织，引起其对外政策立场反复摇摆，从而导致全球治理体系正从有序转为无序。自2019年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因美国持续阻挠法官任命而彻底瘫痪后，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全球经贸治理规则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区域化、碎片化的治理架构，全球规则被单边意志所凌驾。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对国际规则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双重标准，甚至企图以单极霸权重塑国际秩序，严重破坏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根基，使世界经济运行陷入显著的混乱与动荡。

对外政策的霸权主义色彩日趋浓厚，推动世界滑向丛林法则。去工业化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与霸权根基。为挽救颓势，美国不仅在经济上搞封闭圈子，对外政策上更不惜采用军事化手段。近年来，美国突袭委内瑞拉并绑架其领导人、公然宣称“接管加沙”、觊觎格陵兰岛与巴拿马运河、扬言吞并加拿大、悍然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等行径层出不穷。这些严重践踏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为，充分暴露了其帝国主义本性，导致当代国际秩序礼崩乐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人类社会正面临被拖回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巨大风险。

事实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再工业化成效有限，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已呈常态化态势，其所带来的影响不断向政治等领域蔓延，使其日益转向保护主义，国际秩序面临丛林法则风险。这充分证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困境绝非仅仅政策失误所致，而是其制度性危机的必然显现。深刻认识这一规律，对于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定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