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蹈前车之覆——“九评”之假共产主义的历史教训

中国古代政治提出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的训语，也可以理解成“前车之覆、后车可鉴”的肯定与反诘，大抵都还有褒义的成分。之所以定了这样一个标题，实在是一再鉴证了它的腐朽、堕落、自矜、冷漠、麻木，完全没有借鉴或者吸取前车之覆的原因和结果，一任自我放纵、欣欣然地逐渐滑向资本主义殖民地的深渊而不知止步。苏共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步其后尘的社会主义国家何其多哉，比如匈牙利、越南等等。

试问，工人阶级被没收了斧头，农民阶层被抢夺了镰刀，无产阶级彻底沦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专政对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能被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共产党吗?五十年前，那是“为人民服务”的年代，三十年前那是“一切向钱看”的疯狂时代，某时代明确了专政对象、专政中心，到处充满资本主义无上光荣的气息与自嗨。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时态变化的问题，这是主导思想变色变味的真实反映。这种质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只有走到死亡的尽头、走到自身覆灭的一刹那，才会出现一种新的或对或错的转机，才会迎来重新洗牌、重新选择的机会，才会彻底摧毁腐朽的旧世界而去拥抱无限光明灿烂的新世界。

一、美丽的谎言掩饰不了腐朽死亡的气息与本质。

当上层政治导向背离了社会实践而呈现出教条式、僵硬化、一言堂的现象，便证明了政治欺骗性的存在、政治生态恶化的进程，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清自纠自救，免疫系统溃败，结果可想而知。修正主义诞生于共产党内部，是腐败的权力和资本的贪婪共同作用的结果。三十多年奠定了基础，之后的二十年沦为资本控制、为资本服务和保驾护航的合法的专政工具。

否定社会主义国家仍有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是一个分水岭，是将专政对象和服务对象进行本末倒置的开始，进而暴露出权力的选择方向，是残余的资产阶级与新生的资产阶级，包括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反动的修正主义，因为它们像小偷一样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国外资本主义渗透进来的诱导，推出一套有特色的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政治理论(XXX理论)借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苏共的发展轨迹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政绩非常恰当地透露出这样一个讯息，“这是历史大倒退，根本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按照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大飞跃。社会主义社会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的历史时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框架下，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历史的倒退吗，不是开历史倒车吗，不是历史的刹车片吗?确切地讲是“补资本主义的课”。

谎言本质上是虚假的陈述或信息，其目的是为了误导或欺骗他人。为了更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谎言往往会采取一种策略，即模仿或伪装成真理或事实的外观。这样，当谎言以恢弘的叙事呈现在听众面前时，它可能会显得非常逼真，甚至让人难以分辨其真假。因此鲁迅先生说过：“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同时也传递了一个永恒的真理：真相，无论遭遇多少谎言的掩盖，排比句的诡黠和欺诈，终将如同破晓的曙光，照亮世界，民心自知。

二、新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出精准脚注和榜书。

主要体现在生产关系上，包括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两个方面，亦即人和物的关系。九评中“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基本观点，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优越性的具体表现。

但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倡导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剩余价值、实行资本主义法权、传播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美丽招牌与杀人利器。要么自杀，要么它杀，最终变为资本主义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前车之覆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盖棺定论”名垂青史了。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同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水火不容，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往往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可以简单地反证一下这句话，即倡导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以剥削剩余价值为目标、以操纵社会发展成果重新分配主动权为要义，进而维持和巩固为少数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服务、其政治权力的架构和主导其政治权利的代表的组成及份额，充分证明专政的主体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变成了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劳动人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只是对于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弄清了民主与专政这两个概念，回顾苏共历史，面对社会现实，才能找到答案，才能清楚地做出正确的区分、判断、思考、评价和批判。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理论上导师已经给出了容错机制，但是知错不改、明知故犯，心甘情愿被围歼、被牵着鼻子走，自甘堕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便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一语成谶、一击即中。所谓的“卫星上天”应该指反动修正主义在政治理论上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自矜自夸、粉饰太平、自我陶醉、自满自大、自以为是，实际上是一种在理论上谄媚屈服、言听计从、丧失立场，在政治上被裹挟逼迫、为虎作伥、身不由己，最终叛经离道、阳奉阴违、狐假虎威，堕落成为资本主义看家护院、保驾护航、冲锋陷阵、摇旗呐喊的马前卒小喽啰。苏共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谬论，以及“和平共处”与“和谐社会”否认阶级斗争的现实性理论，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全面建成XX社会”的幌子下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指出，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全民党”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这是正反两方面的论证结果。这是政治理论的表象与内核对比社会实践的真相与鉴证的结果。

三、如何处理矛盾的双重性是判断真假共产党的秘钥。

毛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鲜明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要解决这两个矛盾，“首先是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由此引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专政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打击罪犯、维护生产、促进发展，二是保卫和平、防御颠覆、反对侵略。(可以概括为内政外交的问题，作者注。)毛主席明确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后者是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和平演变”政策、“华盛顿计划”与新时期新自由主义渗透侵略的集合体。苏共背叛了社会主义，变成了亲美派、模仿派，导致后来的自宫分化、战略退化、被动挨打、到处逢迎、金元外交、自掘坟墓。

看看苏共是怎么做的。在国内经济发展上，脱离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权力无限制地介入生产资料、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益及社会发展财富的再次分配，继而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推行垄断式经营、官僚性腐败、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股份制，隐蔽性地将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赋能资产阶级肆意发展壮大(它们改变代表出身、名额、比例，稳定了权资互补互助的基石，体现了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本质。资本成为掣肘、左右、围歼政治的最大阻碍。)进而作用于上层建筑，获取更大更广的生存空间。造成的社会现象则是货币贬值、两极分化，权资勾结、狼狈为奸。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愈发明显，“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苏联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比如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模糊、混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打开了闸门，做实了反动修正主义的本质。改开以后，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喧嚣声中，丑化、扭曲、批评、背叛伟大领袖的理论、行动枚不胜举，而且坚持了几十年，无休无止。猫论猖獗，损公肥私，公器私用，自我神话的组合拳，天下无敌;公信丧失，道德滑坡，思想纷杂，哗众取宠的双标状，舍我其谁。

比如“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助长了权利滥用、官僚腐败、两极分化，以经济基础导致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与其相匹配的是激励机制、末位淘汰机制、竞争机制，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产业化、股份化，涌现出大批量的明星企业、重点企业、保护企业、纳税企业，打老虎、捉苍蝇、逮蚊子已经见怪不怪了。经济腐败滋生出权力腐败，衍生出政治腐败，暴露出司法腐败，根源就是专政基础已经被彻底颠覆了、破坏了、扭转了，陷入闭环恶行循环。

至于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宣扬大国沙文主义、大国智慧、思想贡献、文化赋新、社会担当、初心使命，成了时髦，风头正盛，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方法、毛泽东思想受到排斥、削弱，特权阶级、门阀制度、高薪制度、党同伐异、闭环管理、强权政治，沉渣泛起，乌烟瘴气，水深火热。

令人惊诧的是赫鲁晓夫及其徒子徒孙们坚定了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的政治伟略，步其后尘，“走上铁托集团已经走过的道路。”

把握历史脉搏，重蹈前车之覆，试观寥寥晨星，谁将再拔头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