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边牧”开始“键政”：马克思怎样看待你的政治冷感

一、一个网络梗，半部政治经济学

2026年的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调侃：“我家边牧也能加入鉴证圈吗?”

“鉴证圈”是“键政圈”的谐音变体——指那些热衷于在键盘上讨论政治、指点江山的人群。而“边牧”(边境牧羊犬)在互联网文化中素以“智商最高”著称，常被拿来揶揄人类的智力水平。

这句话的潜台词并不复杂：既然如今的网络政治讨论门槛如此之低，充斥着逻辑混乱、情绪宣泄和低质量互撕，仿佛“是个人就能来”——那么，以高智商闻名的“我家边牧”，是不是也能掺和一脚?

用幽默消解严肃，用调侃表达疏离。这看似只是一句网络段子，却精准地戳中了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现象——政治冷感。

在美国，2024年大选尽管投票率达到了64.1%，为过去100年来第二高，但仍有约36%的合资格选民——超过8900万人——没有投票。在英国，2024年大选投票率仅为60%，创下2001年以来新低。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对23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平均只有42%的人对本国民主的运作方式感到满意，58%的人表示不满。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研究所2026年春季发布的青年民调更为触目：18至29岁的美国年轻人中，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已降至15%，为该调查2000年启动以来的最低水平;仅有33%的年轻人相信2026年的选举会是公正的。

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对政治“呵呵”以对，甚至用“我家边牧”来自嘲时，这绝不仅仅是网络亚文化的又一次狂欢。它背后隐藏着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在号称“民主”的制度下，普通人却越来越不想参与政治?

150年前，马克思在1873年写过一篇题为《政治冷淡主义》的文章，专门批判一种鼓吹“工人阶级不要过问政治”的思潮。重读这篇文章，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马克思当年批判的那些论点，竟与今天网络上的许多“反键政”心态有着惊人的结构相似性。

二、什么是“政治冷淡主义”?——马克思1873年的批判

要理解马克思的立场，首先需要知道他在批判谁。

1873年前后，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1814—1876)。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主张：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政党，不应该过问政治，不应该举行罢工，不应该争取立法限制工作日——总之，什么都不该做，只需等待“永恒原则”来自动实现社会解放。

马克思在《政治冷淡主义》中，以极度讽刺的笔调复述了这些论调：

“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过问政治，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工人不应该举行罢工，因为浪费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提高工资或者阻止工资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阶级的永恒原则相抵触的!”

马克思继续写道，按照这种逻辑：

“在等待这个美好的社会清算时，工人阶级应该像一群饱食的绵羊那样，温顺有礼，不去打扰政府，要害怕警察当局，尊重法律，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

“像一群饱食的绵羊”——这个比喻，放在今天网络语境下，几乎可以无缝替换为“像我家边牧一样佛系”。

但马克思的真正用意不是嘲讽，而是揭露：这种鼓吹“政治冷淡”的论调，看似超然，实则在客观上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它让工人阶级放弃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在资产阶级面前“解除武装”。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些人“禁止工人阶级使用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工人“成为国家的最忠顺的奴仆”。

马克思的结论是：放弃政治斗争，不是革命者的清高，而是对压迫者的纵容。

三、代议制民主：为什么“选来选去都一样”?

那么，今天普通人不想参与政治，难道也是因为中了“政治冷淡主义”的毒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马克思批判的“政治冷淡主义”，是一种主动放弃斗争的主张。而今天许多人感到的“政治冷感”，更多是一种被动疏离——不是不想参与，而是觉得参与没用。

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提供一把分析钥匙。

第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被资本绑架。

在当代西方代议制民主下，政治选举的高昂成本使候选人不得不依赖资本集团的资金支持。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资本代议制”——资本与权力通过制度化渠道实现了对民主进程的系统性控制。埃及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在分析西方民主时指出，这种民主的运作基础是“政治生活的管理与资本积累法则所支配的经济生活管理之间的完全分裂”。其结果是：

“选举红党抑或白党，这无关紧要，因为你们的前途并非取决于你们的选票选择，而是取决于市场的机遇。”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投谁都没用，真正说了算的是资本和市场。

第二，当“代表”不再代表你，“被代表”就成了空洞的仪式。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1871)中曾高度赞扬巴黎公社的一项制度创新：公社代表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这意味着代表必须时刻回应选民的利益，否则随时可能被罢免。

但当代代议制民主中，选举结束的那一刻，选民对代表的约束力就基本消失了。代表一旦当选，便拥有了近乎不受监督的自主权。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1923—1995)指出：

“把社会进步的基本机制转交给代议制间接民主机关的战略，对于广大群众会产生涣散斗志、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后果。当他们的自助力和自信心减弱时，当他们求助于资本家的‘恩赐’并依靠政府对‘增长的果实’重新加以分配时，他们融于民主运动就越来越困难了。”

换言之，代议制的运作方式本身就在制造政治冷感——当人们发现自己不过是在两个都听命于资本的政党之间做选择时，“投票”就从一个赋权行为退化成了一个仪式性动作。

四、从“愤怒”到“冷漠”：政治冷感的阶级分析

当代政治冷感最吊诡的地方在于：它恰恰发生在政治参与渠道空前丰富的时代。网络让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发表政治意见，社交媒体让信息传播前所未有地便捷——但人们反而更不想参与了。

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1885—1971)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中提出的“物化”(reification)理论，或许能解释这一悖论。

所谓“物化”，简单说就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逻辑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扭曲为物与物的关系，人本身也被当作“物品”来衡量。这种“物化意识”不仅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中，也渗透到了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中。

应用到政治领域就是：政治本身也被“物化”了。政治变成了一种可以被“消费”的产品——候选人像商品一样被包装、推销，选民像消费者一样“选购”。投票成了一次购物行为，而不是一次集体决策。当政治被降格为消费，政治冷感就成了必然——谁会对每一次购物都充满激情呢?

卢卡奇认为，这正是现代工人阶级革命意识淡漠的重要原因——原本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工人阶级，变得越来越不革命，甚至趋向于认同现有的资本主义体制。

用今天的话说：不是不想改变，而是觉得改变不了;既然改变不了，不如躺平。

五、“不投票”是反抗吗?——马克思会怎么看待今天的政治冷感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今天的政治冷感，和马克思批判的“政治冷淡主义”，是一回事吗?

答案是：有相似的表象，但有本质的区别。

马克思批判的“政治冷淡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张——无政府主义者主动劝说工人放弃斗争，这本质上是在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今天大多数人的政治冷感，是一种结构性产物——是代议制民主在资本逻辑侵蚀下功能失调后，普通人做出的理性防御反应。

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政治冷感不是“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真实矛盾”的折射。

当英国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以34%的得票率赢得了63%的议席时;当美国年轻人中只有15%信任联邦政府时;当58%的全球受访者对本国民主运作表示不满时——这些数据不是“冷漠”两个字就能概括的。它们背后是一种清醒的认知：这个制度的设计初衷，本来就不是为了让普通人真正掌权。

也正因如此，一些当代理论家提出，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主义体系本身“恰恰是一套制造‘政治冷漠’的机器”。绝大多数普通公民每天必须工作以解决温饱，能在八小时工作之余仍日复一日地投入到政治讨论中的人，毕竟数量有限。而当他们好不容易表达了意见，又往往被忽略、被牺牲乃至被出卖。

六、出路在哪里?——巴黎公社的启示

如果代议制民主的困境在于“代表”变成了不受约束的“主人”，那么马克思在1871年巴黎公社中看到了一种替代方案。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详细描述了巴黎公社的制度设计：公社代表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公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

这里的关键不是“选举”本身，而是“随时可以撤换”——代表不是选上来就完事了，而是始终处于选民的监督之下。用列宁后来的话说：“比多数选举制更民主的比例选举制，要求采取比较复杂的措施来实现罢免权，也就是使代表真正服从人民。”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指出，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民主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选举，而在于权力究竟服务于谁。

从这个角度看，当代政治冷感的核心矛盾或许可以这样表述：人们不是厌恶“参与”本身，而是厌恶一种让自己注定无法真正参与的“参与”。

七、回到“边牧”问题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梗：“我家边牧也能加入鉴证圈吗?”

这句话之所以能引发共鸣，恰恰因为它捕捉到了一种普遍的荒诞感：当政治讨论变成无意义的情绪宣泄，当投票变成两个烂苹果之间的选择，当“被代表”变成“被忽略”——认真对待政治，反而显得像是一种天真。

马克思不会嘲笑这种荒诞感。他会说：这种荒诞感是真实的，它恰恰证明了这个制度出了严重的问题。但他也会说：荒诞感的尽头不应该是“躺平”，而应该是追问——为什么荒诞?谁制造了荒诞?怎样才能不荒诞?

追问的勇气，恰恰源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中那个著名的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人从来不是一座孤岛。你手中的智能手机、身上的衣物、赖以糊口的工作、甚至你在键盘上敲出“边牧”二字时所使用的语言和网络，无一不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政治，则是这些社会关系最集中的表现场域。因此，不关心政治，就是放弃了自己和社会最根本、最深刻的联系，就是将自身降格为一个悬浮于社会肌理之外的孤立原子。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选择切断这种联系，转而用“佛系”或“边牧梗”来消解严肃时，这个社会就会滑向原子化的荒漠，在那里，资本和强权失去了有效的制约，反而能更加肆无忌惮地横行。

1873年，马克思在《政治冷淡主义》的结尾写道，第一批社会主义者“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只好限于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但今天，社会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有网络、有数据、有全球化的信息——我们比150年前的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个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

知道问题在哪，却选择“佛系”，这不是清醒，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投降。正如马克思所言，既然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逃避政治就不是在守护“纯粹的自我”，而是在主动放弃定义和改变这些关系的权利。

当然，把“边牧”拉回“键政”现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关心政治”，而是“关心什么样的政治、用什么方式关心”。如果现有的政治参与渠道注定让人失望，那么需要的不是更少的参与，而是更好的参与形式——那些能让普通人真正感到“我的声音有用”的形式。

这，或许才是马克思的“政治冷淡主义”批判留给今天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