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富全：符号、记忆与权力——大规模纪念毛主席活动的分析

符号、记忆与权力

——大规模纪念毛主席活动的分析

在当代政治社会学与集体记忆研究中，围绕重要历史人物的周期性纪念活动，从来都不只是对往事的简单追怀。它往往同时卷入历史解释、政治认同、社会情绪与治理逻辑的多重互动。在陶瓷国的社会中，多年来围绕毛主席所展开的越来越大规模的纪念行为，正逐渐显现出这种复杂而深刻的特征。每当他的诞辰或忌日到来，从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到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从年长者到青年群体，大规模的人群以自发或半自发的方式聚集、表达、追忆。某些年份的纪念活动尤其引人注目，例如在毛主席诞辰一百三十余周年之际，大量青年从不同城市出发，以各种交通方式涌向中部的韶山纪念广场;在其逝世五十周年，多个地方的纪念场所也出现了持续的纪念潮。

这些现象促使人们思考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学问题：为什么毛主席的纪念，会在特定条件下持续构成对现行治理体系的深层张力?治理者在面对这种纪念浪潮时，常常陷入一种难以处理的困境?博弈结局的可能性有哪些?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历史解释、政治逻辑、社会动员与符号争夺等多个层面加以分析。

一、纪念活动何以具有特殊敏感性

1. 历史解释的弹性空间

任何一个大型政治体系，都需要通过相对稳定的历史叙事来确立自身合法性的根基。该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通过一份重要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毛主席的地位作出过所谓的评价。该评价一方面肯定其作为国家缔造者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也自以为其在晚年特定历史阶段存在“失误”。这种“功绩为先、失误为次”的表述，原本是为了在历史连续性中寻求平衡，为后续的退行提供稳定的解释框架。

然而在民间纪念实践中，这一官方定论却不断遭遇重构。纪念者突出其功绩，对其“失误”则采取淡化、回避甚至重新语境化的态度，被官方认定为“失误”的实践，理解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探索，或将其视为对理想的坚持。这种选择性叙事表面上看只是个体情感的抒发，并不直接挑战官方表述，但它在深层却逐渐削弱官方历史叙事的“唯一性”与“权威性”。历史解释权从来都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民间形成与官方不一致的叙事逻辑，即使这种逻辑并不系统、并不激烈，也会在长期中形成解释空间的分化。

纪念行为还往往与当下社会情绪相互缠绕。当民众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感受到巨大压力，当收入悬殊与阶层固化问题引发普遍焦虑时，部分人会自然地转向历史，尤其是转向那个更强调公平与平等的时期，从中寻找精神慰藉和价值参照。这种情感认同并非简单的怀旧，它更接近于一种以历史名义展开的现实表达。它不直接批评当下，却通过召唤另一种价值取向，间接地映照出对现状的普遍不满。

2. 治理理念的潜在对照

毛主席在治国理政中特别强调相对扁平化的动员模式，注重发动基层、依靠群众，以大规模群众参与的方式克服行政体系的僵化倾向。在他看来，群众路线与官僚化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工作方法和作风。这种治理理念与后来逐渐形成的专业分工明确、层级结构复杂的科层化治理体系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随着经济制度退行与社会结构巨变，科层化、专业化、技术化的治理方式日益成为主流。这本身是社会市场化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问题，例如基层参与感下降、行政体系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感增强等。在这种情况下纪念活动中反复出现的“群众立场”“基层路线”“服务人民”等话语，便在无形中构成了对现行治理风格的一种潜在比照。它并非直接批判官僚体系，而是通过唤起一个不同的政治理想，使民众意识到当前治理方式与历史上的某种理念之间存在大落差。这种对照越是被频繁激活，其作为隐性批评的功能就越明显。

3. 自发聚集的不可控性

大规模纪念活动之所以容易引发治理者的高度关注，还在于其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去组织化特征。某些年份纪念现场呈现出一种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没有统一的组织者，没有明确的议程，也没有事先协调好的口号，但大量人群仍然在深夜或凌晨自发抵达，气氛静默而强烈。参与者中有刚结束加班的年轻职员，有放下考试复习的学生，也有从外地赶来的普通劳动者。有青年表示自己并非为了怀旧，而是“来寻找答案”。

这种自发性意味着传统的管控手段难以找到明确的着力点。因为没有清晰的组织架构，就没有可以沟通或谈判的对象;没有固定的活动流程，就难以通过协商或疏导加以化解。当纪念行为从个体的情感表达逐渐汇聚为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时，即使其初始动机并不具有对抗性，也因其潜在的动员能力而被视为治理风险。

二、治理体系面临的两难处境

1. 合法性来源的双重约束

面对纪念浪潮，治理者首先陷入一个深刻的逻辑悖论：既不能否定毛主席，也不能放任对他的纪念走向失控。

不能否定，是因为毛主席与现行政治体系的建立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否定他，就等于动摇政权自身的历史根基。某位领导人曾公开表示，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主席，那么该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将难以站立，社会可能陷入混乱。这一表态清楚地说明，毛主席仍然是现行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不能放任，则是因为一旦纪念活动走向组织化、政治化，就可能从单纯的历史追怀演变为对现行治理的公开质疑。

因此治理者在“维护历史权威”与“防止符号被挪用”之间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一方面要利用这一历史符号巩固合法性，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它被民众用作表达现实不满的武器。这种平衡在操作上极为困难，往往容易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2. 情感纽带的不可消除性

行政手段可以规范公开行为，却难以消除深层情感。毛主席与民众之间的情感联结，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长期的历史积累。在很多人的记忆中，他来自基层，长期与普通民众同甘共苦，生活作风朴素，对官僚特权保持警惕。这些细节在民间叙事中被反复讲述，逐渐形成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

当民众通过纪念来表达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对特权现象的厌恶时，这种情感便具有了天然的正当性。有人会反问：为什么不能纪念自己国家的缔造者?为什么不能表达对人民立场的认同?这类反问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压力。如果治理者采取强硬的限制措施，很可能引发舆论反弹，使自己陷入被动。因而治理者往往感到无可奈何：既无法否定这种情感的合理性，又担心它被组织化利用。

3. 动员结构的去中心化

互联网的发展使纪念活动的组织与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一些视频平台和社交网络上，大量年轻人将毛主席的形象进行二次创作，制作并传播各种表情包、混剪视频、语录摘录等。这些表达形式往往带有隐喻、暗号、戏仿等亚文化特征，既能够绕过关键词过滤，又能在特定群体中形成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

这种去中心化的表达使治理者陷入一种“猫鼠游戏”式的困境：封禁某些关键词容易，但封禁情感与共鸣却几乎不可能;删除一些帖子容易，但消除群体性的思想共鸣却极为困难。当纪念从实体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从集中的线下活动分散为无数个网络节点时，传统的管控手段便显得力不从心。

三、符号争夺与代际变化

1. 官方收编与民间重构的拉锯

面对纪念浪潮，治理者采取的策略之一是对历史符号进行“收编”与“去政治化”。官方纪念活动往往突出毛主席作为国家缔造者和民族英雄的一面，强调其历史贡献，同时淡化其具有批判性、斗争性的思想资源。在一些正式表述中，官方试图将毛主席纳入“从历史探索到现代化发展”的连续性叙事，将其意义限定在特定历史阶段，从而减少其对当下的直接关联。

但是民间同样在进行着反向操作，许多纪念者特别强调“为人民服务”“群众立场”“反对特权”等符号，重新激活其现实批判功能。在他们看来这些符号并不只是历史遗产，而是可以用来衡量当下社会状况的价值尺度。于是同一个历史形象在不同群体眼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义：在官方那里是稳定合法性的象征;在民众那里却成为质疑现实不公的思想资源。这种“符号战争”的持续存在，本身就反映出社会认知的分裂。

2. 年轻群体的转向

近年来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成为纪念活动的主体。这一代青年大多成长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后期或尾声，他们目睹了财富积累的辉煌，也较早地感受到阶层固化带来的困难。当“内卷”成为普遍状态，“躺平”成为无奈姿态，年轻人开始转向历史深处寻找解释和出路。

有观察者指出，当年轻人发现成功神话与现实机会分配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当努力似乎不再能带来相应回报时，他们中的部分人会重新发现“阶级”“剥削”“劳动价值”等概念的当代意义。这种发现往往不是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而是通过纪念活动中的符号接触、同伴交流和自主学习逐步形成。一位年轻的技术从业者曾在纪念场所表示，阅读《实践论》让他开始反思“躺平”是否只是对现实的逃避，阅读《为人民服务》让他重新思考个人奋斗的社会意义。这类个案表明，纪念活动对于部分青年而言，已经不只是历史凭吊，而是一种现实困惑的表达和思想资源的寻找。

这种代际转向意味着纪念浪潮并非短期的情感宣泄，而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当年轻人开始从历史文本中寻找对“内卷”“阶层固化”等现象的解释框架时，纪念便从历史回望变成了对现实问题的另类思考。

3. 符号政治的生命力

由于现实中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年轻群体对历史符号的认同继续存在甚至增强。纪念活动之所以能够不断吸引新的参与者，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情感出口和思想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民众可以讨论公平、正义、劳动尊严、社会理想等议题，而不必直接面对现实中的压力和风险。这种符号政治的生命力，来源于历史理想与现实感受之间的持续张力。

四、未来走向的若干可能

基于上述分析，大规模纪念性公共表达的演变方向，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可能。

一是刚性管控路径。即通过强化审查、限制集会、加强舆论引导等方式，将纪念活动控制在治理者认为可接受的范围内。这条路在短期内能够维持公共秩序的表面稳定，但难以消除民众情感的社会根源。被抑制的情绪如同地下水，往往会寻找其他渠道渗透或爆发。更重要的是，刚性手段与治理者“代表人民”的自我叙事之间存在内在张力。频繁使用刚性手段，将不断损伤治理者的权威，使合法性进一步流失。

二是结构性调适路径。即通过切实改善民生、遏制特权、缩小贫富差距、拓宽社会流动渠道等方式，逐步消除民众对历史符号的情感依赖。这条路的内在逻辑是：当现实中的公平正义得到较为充分的实现时，民众便不再需要通过怀念过去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然而结构性调适需要巨大的政治决心和制度成本，且容易受到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约，实际推进往往困难重重。

三是解释权弱化与合法性风险。如果现实矛盾持续累积，而民间对历史符号的解读与官方叙事之间的裂缝不断扩大，纪念运动便有可能在现实的逼迫中从分散的情感表达逐渐演变为更具组织性和政治性的社会动员。在这种情况下，治理者将面临历史解释权与政治合法性的双重丧失风险。历史符号的争夺从来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紧密相连。

五、结论

综上所述，大国围绕毛主席的大规模纪念现象，其特殊敏感性并不在于历史本身，而在于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前社会在公平与分配领域基于官僚-资本私有制基础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当民众涌向纪念场所，他们追怀的不仅是毛主席，更是关于公平、正义、平等的集体想象。当年轻人在寒夜中汇聚，用手机屏幕汇成一片微光时，他们寻找的也不仅是一个答案，更是一种不同于现状的可能性。

符号的意义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取决于谁在使用它，在什么语境下使用，以及为了什么目的使用。在这一场围绕历史记忆的持续博弈中，真正的战场并不在过去，而在当下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