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站起来了”，到工人给洋人写英文举报信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1949年的中南海怀仁堂，老人家用那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那一刻，站起来的不只是一个在废墟上新生的国家，更是无数曾经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如同草芥般的劳动人民。

他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国家，有了自己的尊严，有了可以堂堂正正站在天地间说话的身份。

所以，每当今天我们看到劳动者权益受到无情侵害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想起这句振聋发聩的话：

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站在哪里?

最近，常州星宇股份相关的“应届生裁员”事件引发了全网的强烈关注。

据公开报道，部分满怀憧憬的应届毕业生在入职不久后，便遭遇了约谈、强制调岗、甚至变相逼迫离职等问题。而事情的高潮在于，这些毫无背景的年轻人，最终选择将相关材料翻译成英文，直接越过国内的层层壁垒，向其下游跨国客户的供应链合规渠道(ESG)进行了反映。

事情发酵后，企业迫于压力做出了妥协。

我们当然应该为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最终争取到了一定补偿而感到高兴。可是，短暂的高兴之后，留给我的却是深深的悲哀与五味杂陈。

因为我一直在反复咀嚼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中国的年轻劳动者，在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土地上维护自己合法的劳动权益，却要走到把材料翻译成英文、递到国外企业供应链合规部门这一步?

这才是这场风波最刺痛人心、也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一

先别急着去讨论什么“ESG”有多么先进。

我们首先应该叩问的是：中国劳动者自己的合法权益，难道不应该首先由我们本国的法律、本国的工会来保障吗?

这些年轻人不是来闹事的，更不是什么破坏分子。

他们只是刚刚走出大学校园，带着浸透汗水的毕业证书，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质朴期待，来到企业工作。

他们中，有人可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的羽翼;有人可能是大山里父母省吃俭用供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有人可能在逼仄的出租屋里熬夜海投简历，经历了无数次冰冷的拒绝后，才终于拿到了这份视若珍宝的工作。

他们想要的其实非常简单：无非是一份安稳的工作，一份能够靠双手养活自己的工资，以及一个属于普通人的体面未来。

可是，如果企业真的存在以“个人原因”包装裁员、用强制调岗来变相逼迫员工离开的违法违规行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

一个刚刚踏入社会、手无寸铁的年轻人，拿什么去和一个拥有庞大法务团队、精明的人事体系、以及雄厚资本和资源的企业机器对抗?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劳动者和资本之间，从来就不是天然对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早就一针见血地告诉过我们：当劳动者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存时，他在资本面前天然处于绝对的弱势。

所以，现代文明为什么需要《劳动法》?为什么需要工会?为什么需要劳动仲裁和劳动监察?

不是因为劳动者天然喜欢“闹”。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劳动者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起坚如磐石的制度，让弱者在面对资本狂飙的时候，也能够拥有大声说“不”的底气!

否则，所谓的劳动契约关系，就会瞬间沦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二

比裁员本身更值得警惕的，是资本究竟把人当成了什么。

如果一个大学生刚刚毕业，企业在需要剥削其剩余价值的时候，把他捧为“人才”、“新鲜血液”;而当企业订单下滑、不需要他的时候，又冷酷地把他定义为“成本”、“包袱”。

那么请问：人到底是什么?

是随时可以抛弃的成本?是财务报表上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家庭、有感情、有尊严的生命?

资本天然追逐利润，这在市场经济下并不神秘，企业需要盈利本身也没有错。

但真正值得全社会警惕的是：当利润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时，人就会被彻底异化，被数字无情地吞噬。

今天是初出茅庐的应届毕业生;明天可能就是背负房贷车贷的中年工人;后天可能就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劳务派遣人员。

所以，我们绝不能仅仅把这一批年轻人的遭遇，当成一场孤立的网络吃瓜热点。

我们真正应该严肃讨论的是：我们的社会，究竟应该如何驾驭资本?

资本可以发展，企业可以赚钱，但有一条不容践踏的红线：企业不能只记得自己要赚钱，却忘记了为你创造财富的劳动者，首先是一个大写的人!

三

而这场风波最讽刺的戏剧性转折，恰恰发生在那些被逼到墙角的年轻人，将求救信翻译成英文发给国外客户之后。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对于当下的跨国供应链而言，劳动者权益保障、企业合规治理已经成为商业合作的硬性指标。

同志们，我们当然不能天真地把国外资本家想象成什么大慈大悲的“救世主”。资本从来不会因为突然萌生了善意就开始拯救劳动者，国外的ESG审查背后，同样交织着复杂的贸易壁垒、商业博弈和国家竞争。

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一个原本应该由我们国内的监管体系、工会组织来解决的明确违法问题，最后却硬生生靠着国外资本的商业规则产生了倒逼解决的力量。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吗?

如果一个中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国内的职能部门面前迟迟得不到雷厉风行的有效回应，却因为国外客户的一封质问邮件而瞬间受到企业高管的高度重视。

那么我们真正应该追问的，不是“外国的月亮是不是更圆”。

而是必须厉声质问：为什么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工会、我们的监管机制，没能让劳动者在自己的土地上同样拥有挺直腰杆的底气?!

不要把问题简单地扣上一顶“崇洋媚外”的帽子。真正成熟的唯物主义态度，是把别人有用的工具看明白，同时把我们自己肌体上的顽疾割清楚。

四

在这里，我尤其想对那些刚刚毕业、正在职场中挣扎的年轻同志们说一句：

你们没有错!

你们依法维权，不是“不吃苦”;你们拒绝被肆意拿捏，不是“不能承受压力”;你们要求对等的尊重，更不是所谓的“00后太娇气”。

一个年轻人希望自己的劳动合同被严格履行，希望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庇护，这绝不是娇气，这是一个劳动者生而为人最基本的尊严!

我们不能一边在宏大叙事里要求年轻人拼命奋斗，一边又在他们遭遇资本毒打的时候，冷漠地站在一旁指指点点：“社会就是这样，你要学会适应。”

更不能把所有资本的违法成本，都强加给年轻人，轻飘飘地甩出一句：“你还年轻，多吃点苦是福报。”

如果“吃苦”意味着在岗位上兢兢业业、钻研技术、承担责任，那我们义不容辞。但如果所谓的“吃苦”，变成了要求劳动者逆来顺受地接受违法行为、接受人格羞辱、接受毫无底线的职场霸凌，那么这就根本不是什么奋斗精神!

这叫把罪恶合理化，这叫精神驯化!

一个真正健康、向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绝不应该要求弱者永远去学会忍耐和下跪，而应该不断擦亮制度的长剑，让强者也必须老老实实地守规矩。

五

所以，这起事件真正应该留给历史的，绝不是一场网文般“反杀成功”的爽文结局。

更不是一句戏谑的：“看吧，关键时刻还得洋大人的邮件管用。”

这种说法恰恰是对我们法治建设最大的讽刺。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让每一个劳动者在遭遇不公时，不需要去翻字典、翻译英文举报信，就能在国内获得最公正、最迅速的回应。

是让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在面对庞大企业时，可以毫无畏惧地相信《劳动法》;

是让一个普通工人在面对劳资纠纷时，可以理直气壮地相信工会能为自己撑腰;

是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走进劳动仲裁机构的大门时，可以坚信程序的正义与底线。

我们要让所有的企业老板真正明白：遵守劳动法，绝不是因为害怕失去外国的订单，而是因为你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经营，你就必须敬畏中国的法律，敬畏中国的人民!

这，才叫尊严。

这，才叫真正的站起来。

跋

一百多年前，安源路矿的工人们曾经在罢工的旗帜上写下了一句震动千古的话：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这句话为什么穿越了百年的历史烟云，直到今天依然能让我们心头为之一震?

因为它吼出了劳动者最朴素、也是最磅礴的愿望。

人，不应该只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人，不应该只是企业财报上的成本;人，更不应该因为没有资本、没有背景，就只能默默吞下所有的委屈。

从1922年的安源，到1949年的天安门，我们走过了无数的雪山草地，经历了漫长而惨烈的牺牲。

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在地图上换一个国号吗?

当然不是!他们真正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劳动人民能够真正挺起胸膛、有尊严地生活的新世界。

所以，当我们今天讨论一家企业如何对待应届生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劳资摩擦。

它背后拷问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灵魂：

劳动者究竟有没有尊严?

法律究竟是不是保护绝大多数人的法律?

制度究竟能不能坚定地站在弱者的身后?

那些无序扩张的资本，究竟应该被怎样的人民力量所约束?

1949年，老人家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七十多年过去了，这句话绝不能仅仅作为一句标语印在历史的课本里。它必须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身上，体现在深夜写字楼里加班的年轻人身上，体现在每一个刚刚毕业、满怀希望走进社会的大学生身上。

真正的“站起来”，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而是当一个普通人哪怕面对富可敌国的资本时，依然敢于目光如炬地相信：

法律会保护我!制度会保护我!这个生我养我的国家，绝不会让我因为弱小而失去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