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社论：这不只是一场闹剧

2026年8月17日19时30分许，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一家演艺公司——时代峰峻所在的长江国际写字楼——楼下发生了一起人员聚集事件。这栋楼被粉丝群体视为所谓“蘑菇头”男团练习生的活动据点。当晚，大量年轻女性粉丝聚集于此，用围栏在楼门口圈出一块“领地”。一名戴着头盔的外卖小哥要进入楼内取餐，因穿过粉丝设置的围栏“挡了道”，被多名追星女性辱骂。此后，越来越多的男性路人开始聚集。冲突升级：有人向男性群体泼水、投掷水瓶，部分男性予以回击，随后警方到场处置，带走了一名涉事男子。8月20日，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发布通报，称已对现场多名涉事人员进行法治教育，并将对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人员依法开展进一步调查处理。事件通过抖音等平台迅速传播，引发了关于性别对立、公共空间秩序及青少年文化导向的轰轰烈烈的大讨论。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事件的性质：这和21世纪之后我们的每次一样，仍然是一场市民的自发运动而非有组织、有纲领的斗争，但完全可以说这是由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市民社会对资本文化工业长期统治的一次突发性反抗。它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的偶然性恰恰是它的本质的反映：一种长期被压抑的社会能量，在未找到更高级的组织形式之前，只能以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寻求出口。

让我们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基本判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不止是某种单一的、自上而下推行的意识形态，而是一套由资本文化工业生产的、以消费主义为内核、以性别身份为切分工具的复合型意识形态，而时代峰峻及其所代表的偶像工业正是这套文化工业在青少年群体中最具渗透力的载体之一。它通过制造“少年偶像”、培育“粉丝经济”、建构“打投文化”和“应援仪式”，将大量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冷漠而缺乏情感陪伴的青少年——主要是年轻女性——组织进一套既高度情感投入又高度消费导向的文化实践中。法兰克福学派——虽然饱受诟病，但在这一事件上无比权威——说过，文化工业的实质不是满足需求，而是制造需求。它“把人们雕刻成它所希望的那样子”。偶像工业通过长期、系统、全方位的文化生产，将“追星”建构为一种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并将“围堵偶像”的行为合法化为一种“爱的表达”——哪怕这种表达以侵占公共空间、骚扰普通市民为代价。

粉丝群体用围栏圈出的那块“追星领地”正是一种文化工业的物化形态：它把公共空间私有化了，把市民的正常通行定义为“挡道”，把路人的抗议定义为“骚扰”。这正是一种微观层面的文化霸权——不是通过国家机器强制推行的，而是通过长期的文化浸润和情感投资，使特定群体自觉地将资本的利益内化为自己的利益，将资本的目标内化为自己的目标——正好地证明了被部分人士批判为“反动”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无比正确。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霸权不是强加于人的，而是通过争夺‘常识’来赢得同意的。”偶像工业正是这样的活生生的案例——通过经年累月的内容生产、社群运营和情感动员，它在粉丝群体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常识”：偶像是值得用一切去维护的，阻碍偶像的人是应该被驱逐的，公共空间在“追星”面前是可以让渡的。这套“常识”不需要法律背书，它只需要被足够多的人当作“理所当然”来接受。

然而，文化霸权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它在其统治范围内不断生产着自己的对立面。当一群年轻女性可以在城市主干道旁的写字楼门口用围栏圈出一块“私人领地”、辱骂一个正常通行的外卖小哥时，她们实际上是在向整个社会展示文化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傲慢——一种已经忘记了自身边界、开始把公共空间当作自己私产的傲慢。而这种傲慢一旦被看见，就会激起反抗。

那些在事后聚集到现场的路人显而易见并不全是“男权主义者”，更不是某些人士说的“某些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代理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普通的男性市民——他们可能是外卖员、快递员、学生、上班族。他们的反抗是一种自发性的反抗：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领袖，只有一种模糊的、直觉性的朴素正义感——凭什么一群追星的人可以用围栏封住公共空间?凭什么骂人可以不受惩罚?凭什么先动手泼水的人没事，反击的人却被按倒?

这种反抗的自发性既是它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局限所在。关注本刊的朋友一定知道我多次引用的列宁的这个论断：“工人的自发运动只能产生工联意识，只能停留在经济斗争的层面，无法自动上升到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重庆这场事件中的男性反抗者，他们在直觉上反抗的是一种“不公平”——为什么女性先动手可以免责，男性反击就要被抓?为什么追星可以扰民，路人抗议就是“闹事”?这种直觉是真实的、正当的，但如果它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它就仍然是一种“工联意识”的变体：它反抗的是“执法不公”，而不是“制造这种文化工业的资本逻辑”;它要求的是“男女平等地受到法律对待”，而不是“取消将青少年异化为消费机器的文化工业本身”。而恰恰是这种自发性使得这场运动极易被更反动的力量所收编。我们已看到极右翼的极端男权主义正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类事件，试图将市民的自发不满重新编码为“男性对抗女性”的叙事——不是“劳动者对抗资本文化工业”，而是“男人对抗女人”;不是“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应该归还给所有市民”，而是“女性不应该出现在公共空间”。这种收编力图用一种虚假的、倒退的叙事，替代了真正的、进步的叙事。它将“性别对立”作为解释框架，掩盖了更深层的阶级矛盾——文化工业的资本所有者与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它将“男性气质”的复兴作为解决方案，掩盖了真正的解放路径——取消私有制下文化工业对人的异化——进而接着与资本家沆瀣一气赚得盆满钵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商品拜物教时指出：“在商品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伪装成了物与物的关系”。而在文化工业的统治下，人与人的阶级关系被伪装成了性别与性别的对立。追星女性不是“女性”的天然代表，她们是资本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消费者人格”的承载者;反抗的路人男性也不是“男性”的天然代表，他们是资本文化工业所挤压的“劳动者人格”的承载者。真正的对立，从来不是男人与女人的对立，而是生产这套文化工业的资本逻辑与承受这套文化工业的劳动者之间的对立。极右翼极端男权主义的危险正在于它将后者偷换为前者——用性别战争替代阶级斗争，用“男性气质的复兴”替代对资本逻辑的废除。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阵地战”理论在此恰好又可以提供了一个更清醒的战略框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区分了“运动战”(war of manoeuvre)和“阵地战”(war of position)。运动战是正面突击，在特定的时空节点上集中力量突破敌人的防线;阵地战则是在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教育、文化、媒体、日常生活——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看似琐碎的争夺，逐步改变“常识”的结构。重庆这场事件本质上就是一场“运动战”——它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以特定的事件为导火索，爆发了一次短促的、激烈的正面冲突。但文化霸权的争夺从来不是靠一次运动战就能解决的。偶像工业的文化霸权不是靠一次警察干预、一次舆论谴责或者一条法院判决就能瓦解的——它首先是靠经年累月的内容生产、情感投资和“常识”建构才建立起来的。要瓦解它因此同样需要经年累月的“阵地战”：在校园里、在家庭中、在社交媒体上、在文艺创作中，持续地生产另一种“常识”，持续地提供另一种叙事，持续地让劳动者认识到：你不是“男”或“女”，你首先是劳动者;你的敌人不是另一个性别的劳动者，而是那个把你异化为消费者、把另一个性别的劳动者异化为“应援机器”的资本逻辑本身。

重庆这场事件是一个极大的警示，因为它警示我们：当文化霸权出现裂缝时，市民社会会自发地产生反抗，但如果这种反抗不能被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它就会被更反动的力量所收编。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从德国的“褐衫队”到当代互联网上的各种极端主义——极右翼最擅长的就是把群众的合理不满从“反对资本”转向“反对他者”，把阶级斗争偷换成种族战争、民族战争或性别战争。而我们的任务不是以一种精英主义的傲慢对这种斗争泼冷水，对能赋能这种斗争的武器嗤之以鼻(比如某些说葛兰西是反动派还自诩为马主义者的臭不要脸的家伙)。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把自发性提升为自觉性”，是把那种模糊的、直觉的正义感翻译为清晰的、科学的阶级意识，这才是宣传的真谛、意识形态斗争的真谛。

再回到本刊读者们耳熟能详的《怎么办?》中经典的“灌输论”吧，我多次强调灌输是翻译——即把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种种“不对劲”翻译成一套可以理解自身处境、可以指导集体行动的语言。网络男性们感受到的“男女矛盾”的“不对劲”当然是真实的：为什么先动手的人没事，反击的人却被抓?但仅仅停留在“执法不公”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好在现在的群众往往都有比这个更深刻的认识，因为执法不公的表象背后，是整个文化工业—国家机器对“消费者人格”的系统性偏袒——因为消费是资本循环的命脉，维护消费者的“安全感”就是维护资本的流通条件。因此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劳动者正常的通行就会被定义为对“追星”的冒犯：这背后是资本文化工业对公共空间的系统性侵占——资本主义伙同文化工业把公共的空间变成了“私人的舞台”，进而把普通的人民变成了路边的“盗跖”。

这场重庆的泼水冲突本质上仍然是一场前政治的反抗。但它是我国劳动者对资本文化工业的第一次正面本能反击，是“自在的阶级”在特定时刻的偶然闪现。它的形式是混乱的，它的方向是模糊的，它的结局是被警方驱散——但它的出现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它证明了文化霸权是有裂缝的，证明了“常识”是可以被质疑的，证明了即使是最深度、“最先进”的文化工业也不能完全窒息市民的反抗本能。

然而，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中间横亘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这道当然鸿沟不是靠一次泼水冲突就能跨越的，更不是靠社交媒体上的另类右翼式的“boys help boys”就能跨越的。它需要艰苦的、长期的、系统的理论工作——需要有人把“为什么我被抓了”翻译成“为什么劳动者在资本面前总是处于劣势”，需要有人把“为什么她们可以骂人”翻译成“为什么文化工业要把女性消费者培养成最忠诚的士兵”，需要一种既不同于极右翼极端男权主义、也不同于自由派“理性追星”呼吁的第三种立场——一种以阶级分析为骨架、以群众路线为血肉的立场，时间紧迫，任务重大。

这种立场的核心不是反对女权运动或者不是捍卫“男性气概”——那都是十分反动的，而是反对一切将人异化为商品的力量。在一个被异化并且也主动异化的社会，追星女性是异化的，被按倒的男性也是异化的——只不过前者被异化为“消费者机器”，后者被异化为“潜在的暴力者”。他们的对立是虚假的、机械的，他们的团结才是真实的、有机的。只有当他们——以及所有其他劳动者——都意识到这一点时，这场泼水冲突才不会只是互联网上又一个三天就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摁下去的热搜，而是一个伟大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