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危机与新法西斯主义的幽灵 || 艾莉森·Ｊ.艾尔斯

摘 要：自2008—2009年大衰退以来的时代见证了全球范围内众多具有右翼威权主义色彩的政治运动、政权和领导人的崛起和影响力的增强。到目前为止，这种政治态势尚未得到充分阐释，人们倾向于回避对激进右翼势力范围的批判性考察，并将这种政治态势概括为“民粹主义”。这种概括往往忽略了对新法西斯主义力量、战略和过程的分析。尽管对政治态势的考察涉及某些“经济”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潜在的系统性危机。文章首先质疑“民粹主义”这一范畴，认为它在理解激进右翼的力量及其发展动态方面存在不足;接着指出，在这种政治态势中存在一种新兴的或内在的新法西斯主义，并概述了关于新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和支撑法西斯主义政治因素兴起的八个论点;最后，文章总结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关键举措，强调要超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本身，而新自由主义国家和资本的替代方案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社会主义。

关键词：新法西斯主义;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民粹主义

一、民粹主义一词蕴含着什么？

研究右翼威权主义政权、运动和领导者的诸多文献都回避了批判性考察，转而倾向于 “一般性概括”，例如“威权民粹主义”，它过度概括了特定趋势并假设“单一的趋同”。以 民粹主义来描述这种现象在社会科学、政治和大众公共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民粹主义时代精神”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概念”。

对这种“民粹主义时代精神”的描绘在各个领域皆有呈现。例如，特朗普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被广泛地解读为美国“民粹主义的胜利”，预示着“民粹主义时代”的到来。同样，英国脱欧公投标志着英国政治正在“被民粹主义重塑”，成为“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民粹主义的狂热的受害者”。

然而，尽管民粹主义一词被广泛使用，但它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而且其本质上是有争议的，缺乏任何明确的实质性内容。玛格丽特·卡诺万(Margaret Canovan)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民粹主义》中提出了民粹主义的多种类型，但认为民粹主义本身无法被定义。这个概念在大多数主流话语中仍然缺乏意义，“面对种种关于民粹主义的论述……我们完全不清楚自己是否了解我们所谈论的对象”，甚至在判定某些政治人物何时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民粹主义者时也缺乏统一的标准。

在当前的话语中，民粹主义被视为一种政治风格，而非特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强调“纯洁”或“真正”的人民与包括“腐败的精英”在内的“局外者”之间的对立。然而，那些被贴上民粹主义标签的人，在数量、多样性和政治层面存在差异，使得这个概念变成一个空壳，可以被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内容所填充。例如，将所有反建制力量描述成民粹主义，从而抹去激进的意识形态差异，包括左翼与右翼之间的根本政治区别。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权宜之计，变成诋毁反对者的政治工具。因此，紧缩政策下的政治和具有严重不平等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秩序被视为常态，所有反对派都理所当然地被称为“民粹主义者”。这一概念被政治精英用于“自我防御机制”，以谴责任何试图绕过(新)自由民主体制的机构和实践、直接诉诸民众的政治吁求，而这种机制的作用在于遏制人民对政府产生影响。

与此相关，“民粹主义”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历史性的，明显缺乏对极右翼的历史谱系、政治形式、传统、文化以及不同运动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关注。资本主义主流叙事将政治态势从其历史背景中剥离，掩盖了法西斯主义过去和现在对右翼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包括对所谓激进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程度。正如奈杰尔·科普西(Nigel Copsey)所指出的，与其关注法西斯主义的最新进展和类型方面的研究，不如更多地对其进行历时性分析，包括认真参与对(新)法西斯主义的探究。然而，“右翼民粹主义”的概念被嵌入自由主义主流话语中恰恰是为了回避新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右翼民粹主义”在自由主义话语中同样受到谴责，与此同时，这一概念披上令人困惑的“外衣”，为右翼极端主义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政治合法性。

当前话语中的民粹主义主要被描述为与(新)自由主义—形式民主国家相对立，随之而来的是，它倾向于为(新)自由主义民主国家进行更积极的辩护，但这种立场无法认识到，这些国家体现并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积累，以及伴随而来的危机和必然产生的病态症状，包括右翼威权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崛起。将这类运动归为“民粹主义”似乎也与这样一种信念相关，即(新)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根深蒂固且不可动摇，至少在西方国家是如此，以至于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不可能的。

这种对法西斯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称谓的拒斥在二战后的欧美主流话语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毫无疑问，区分强化国家统治机器的威权极右翼与事实上的法西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至关重要，因为并非所有形式的反动的激进主义(reactionary radicalisation)都构成法西斯主义。夸大当前的新法西斯主义威胁将导致分析、政治和战略层面的忧虑。然而，如果在分析当前的危机时完全忽略新法西斯主义的范畴，则会影响对这种危机的剖析和理解，导致人们轻视新法西斯主义的实际威胁以及这种威胁可能性的增加，进而妨碍反法西斯运动和联盟的及时动员。

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长期危机与新法西斯主义的幽灵

当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积累和系统性危机已经引发了新法西斯主义进程的加速，并形成了一个独特且可识别的、作为全球现象的新法西斯主义轨迹。当然，特定的运动、政权和领导者具有重要的历史特殊性。此外，法西斯主义的可塑性是出了名的，但是，仅仅分析单个国家的案例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系统地研究新法西斯主义的全球现象，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所面临的危机的规模和多样性，并为反对新法西斯主义提供信息。

（一）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当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积累和社会化的危机构成了一种系统性危机，即这不仅仅是一种同时发生的失调，而且是不同层面上一系列破坏性事态的组合，资产阶级霸权的基础日益受到质疑。这种危机是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新自由主义最初是解决上一次重大资本主义危机(即1970年代初的危机)的一种手段。然而，尽管以往的系统性危机带来了重大的重组，并为新的积累阶段提供了条件，但在2008—2009年的大衰退之后，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全球政治经济已经进入新自由主义激进化的阶段，尽管它无法实现任何形式的共享繁荣，甚至有可能危及有组织的人类生活的未来。新自由主义的根本悖论在于，它无法解决当前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危机，也缺乏恢复总体盈利水平的战略，更不用说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或避免即将到来的气候和生态灾难了。

新冠疫情大流行加剧了各种层面的危机。这些问题持续时间长，也更顽固，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当前，全球经济陷入了自197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滞胀危机，主要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正在迅速放缓，并走向新的衰退。此外，新冠疫情造成的大封锁和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的压力将通胀推高至40年来的最高水平。通过加息和货币紧缩来遏制高通胀的尝试正在挤压实体经济，引发了银行业危机、房地产价格暴跌以及企业公共偿债成本增加。

这种态势应该放在大衰退以来主要经济体在投资、生产率和盈利能力方面“长期萧条”这一背景下去理解。盈利能力下降导致实体经济的投资和生产率增长缓慢，大多数人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或下降。与此同时，超级富豪从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投机热潮中牟取暴利，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大幅增加。这些投机活动也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越来越大，这些泡沫现在已经开始破灭了。

然而，将分析局限于传统的经济指标会大大低估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规模和复杂性。我们目前面临的状况之一是生态超载(ecological overshoot)，这关系到地球系统的生态社会危机，并危及人类文明的未来。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积累及社会机制威胁着我们所知的生物圈的基本生物地球化学循环(biogeochemical cycles)。在确定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九个行星生命支持系统中，至少有五个已经受到了影响：生物圈完整性丧失、土地系统变化、生物化学循环改变(磷和氮)、化学污染和气候变化。联合国曾警告说，目前“没有可信的途径将地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内”。灾难性的极端天气事件已经变得司空见惯，我们正走向不可逆转的气候临界点。

（二）“例外状态”与对形式民主的诋毁

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危机并未引发转型，而是变成一种超正常化的、半永久性的状况，并助长了“例外状态”(states of exception)。鉴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不仅无法管理经济事件，而且无法应对潜在的生态—社会危机及其病态衰退的症状，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模式对统治阶级而言越来越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例外状态”并不是由国家的外部因素或自身的异常扭曲造成的，而是在危机时期孕育并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例外状态”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延伸，而不是对其的取代或否定，尽管存在着广泛的反体制言论。

这些“例外状态”的兴起是形式上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空心化的征兆，它本身是经济和政治“重组”的间接后果，以及普通民众对政治制度和代议制疏远的结果。这种具有高度局限性且日益萎缩(去民主化)的资本主义民主模式构成了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霸权政治的形式。然而，面对新自由主义积累和社会化的多重危机，这种政治模式日益无法遏制或抵御现有的危机，也无法为现有制度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因此，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或程序模式不应被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常态”政治形式。这种模式构成了“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但只是在相对稳定的积累时期。在危机时期，或者当既定秩序受到威胁时，非民主的权力模式日益突出：

一旦体系开始瓦解……(资产阶级)对民主的承诺……显现出来的不是公理和永恒，而是实用和短暂。由于经济体系本身变得岌岌可危，使得拯救它所需要的所有政治措施，包括独裁，都变得具有合法性。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右翼威权主义政权与(新)自由主义形式的民主制度构成了管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形式。在这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并非“本身就属于‘反常’或‘被扭曲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统治的必要形式之一”。因此，当“政治危机非常严重，以至于在既定的政治统治形式的框架内无法解决”时，换言之，当统治阶级无法通过形式上的新自由主义民主机制以及常规的选举和政治程序来保障社会和政治秩序运行稳定时，法西斯主义就会被提上日程。

在危机状态下管理资本主义社会的法西斯主义选项，本质上是基于对民主的彻底否定。当下的时代见证了对形式民主的价值观、实践、制度和想象的持续且广泛的攻击，包括对国家行政部门、司法机构和新闻界的抨击，以及对异见者之间制衡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威胁不只是存在于(新)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内部。

与此相关的是对真理和理性概念的持续攻击。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相呼应，批评者强调了“真相”被广泛挪用而为权力服务，虚假资讯和谎言被无处不在地兜售，信息日益“部落化”(tribalisation)。“后真相”政治越来越依赖于道听途说、社交媒体的定向瞄准和寡头性质的商业媒体，这些态势对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至关重要。正如罗伯特·O.帕克斯顿(Robert O. Paxton)所指出的那样，“情感比思想更能推动法西斯主义”，“激情式动员”的功能是招募追随者并将其与(新)法西斯主义领导者相绑定。因此，无论是国家、种族还是社区，思想和理性都服从于这个群体的威力和历史命运。

此外，新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的撤离使得劳工及其支持组织越来越无法抵抗右翼对形式民主的实践、制度和价值观的攻击。事实上，传统政党和组织作为有效表达不同意见的渠道被日益回避。随着工人阶级生活的社会基础设施和组织被破坏，可靠和值得信赖的政治教育途径也因此丧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危机助长了政治的个人化，并出现了不受政党结构、宪法制衡、工会、社会运动及法律等稳定机构约束的“引人注目”的领导者。通过煽动民意和公开兜售谎言，他们培养了一种“激情式动员”的怨恨政治，但既没有方法也没有意图来消除普遍不满和绝望的根源。虽然这些领导者经常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特定方面或后果，但在掌权时，他们总是实施强化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的政策，同时攻击各种形式的反对派。

（三）僵局/停滞与替代方案危机

新法西斯主义进程充斥着一种停滞感或僵局感，在这种状况下，人们集体性地感受到了突破危机的紧迫性，但采取形式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组织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左翼无法抓住主动权并围绕社会变革的替代议程进行动员。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正如乌戈·帕勒塔(Ugo Palheta)指出的那样，法西斯主义不仅是资产阶级对迫在眉睫的革命威胁的回应，而且是现有秩序的替代方案危机和反霸权力量失败的表征。此外，(新)法西斯主义者经常煽动人们对左翼和进步社会运动的恐惧情绪。特朗普对马克思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气候运动等进行的抨击就是很好的例证。由于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无法参与社会转型的实验(无论多么有限)，极右翼才得以作为一种政治选择而出现，并赢得了极其多样化的社会群体的支持。

在这方面，由过去的左翼和工人阶级政党提出的“社会新自由主义”(social neoliberalism)和虚幻的“第三条道路”应运而生，这与右翼威权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运动及政权的兴起有关。随着左翼和工人阶级政党从先锋政党向社会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整个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以及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实际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在不同国家的背景下，不同的因素和阶级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并根据历史阶段、当地状况、社会力量和关系、国家权力等差异，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普遍的屈服构成“新自由主义正常化的最后阶段”。

那种扎根于工人阶级、决心动员起来进行有意义的结构性变革的左翼反对派实际上已经消失，这动摇了左翼所信仰的政治体系，使得这种体系遭到侵蚀、削弱且缺乏实质内容，逐渐向“右”倾斜。此外，随着各个政党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上趋于一致，政治进程沦为定期呼吁选民前往投票箱，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变体之间作出选择。最终结果是，人们对政治和形式民主进程的疏离感日益增加，权力被剥夺演变成公民权被剥夺，从而加剧了代表权危机。与此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混乱状态，无法有效地介入现有秩序的替代方案，致使危机助长了极右翼的兴起。

（四）掌握政权的阶级基础

掌握政权的阶级基础是新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关键方面。虽然法西斯主义作为获取政治权力的一种策略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相关，但它并不仅是掌握政权的阶级迅速组建起来的政治权宜之计，而且还包括为促进法西斯主义运动和政权的群众基础扩张而形成的社会联盟，至少在发展初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上述历史条件下，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特别是那些来自难以明确界定的“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也包括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通过所谓的群众运动联合起来支持法西斯主义。

然而，这样的联盟是非常有问题的。历史上，法西斯主义政党一旦掌权，就会清除那些帮助他们的激进分子和底层人士，并迅速与大企业主结盟。事实上，正如伊沙·兰达(Ishay Landa)指出的那样，将法西斯主义与“群众”联系在一起是很有问题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构成了精英阶层及其中产阶级盟友压制大众政治及其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的高潮。

这种模式在特朗普政府中迅速表现出来。尽管特朗普政府有些反复无常且冲突不断，但它的运作(总体上)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大资本家阶级”(如今主要是金融资本家)是减税、支持华尔街霸权、放松监管、任命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的联邦司法人员等方面的主要受益者。这不仅有利于长期存在的经济力量，例如军工承包商、能源行业和大型制药公司，而且有利于更外围的“落魄资本家”或“后工业腹地的敛财大亨”的捐款联盟，他们的利润来自房地产、私募股权、赌场以及从私人军队到“发薪日贷款”高利贷等服务。而“特朗普主义的基石”——即重振“铁锈地带”(Rust Belt)、拯救因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导致的去工业化以及遭受重创的经济的言论——“注定走向瓦解”。

尽管这样的社会联盟存在问题，但它们对理解当代社会运动和政权的社会构成仍然至关重要。例如，在美国，批评人士对主流叙事提出质疑，该叙事认为特朗普利用了“白人工人阶级”的幻灭和怨恨情绪，动员了不愿意投票的选民及心怀不满的蓝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更准确地说，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各州关键选区的总体情况是：工人阶级投票率下降，民主党在其许多核心选区的选票大幅减少。相比之下，难以明确界定的中产阶级构成了特朗普的主要选民基础，而且在2021年1月冲击国会大厦事件中人数占比较高。

尽管如此，美国部分工人阶级确实在2016年和2020年支持了特朗普，这种支持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反应。在这种政治中存在着“大众”或“群众”的因素，至少在最初阶段是这样。美国的两个主要政党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特朗普似乎为那些渴望重新恢复往日地位的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些不同的东西。但是，要理解这种立场，除了其他因素外，还需要考虑当前历史形势的主观性维度。也就是说，关于危机状态下的存在状态以及情感和心理层面，特别是不安全感的问题，使得工人阶级的某些群体，至少在最初阶段，极易受到“法西斯主义的诱惑”。

（五）新自由主义、不平等和不安全

新自由主义的权力制度和社会存在形式的特征是动荡、不安全和破坏性。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10多年来的紧缩政策加速了这一进程。由于经济停滞、生活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削减、工资及收入下降、就业不足和失业人数增加，各种因素叠加，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正如《世界不平等报告》所述，自1980年代以来，全球收入最高的1%人群在全球收入增长中所占份额是全球最贫穷的50%人群的两倍。仅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就严重损害了工人阶级，自1975年至2018年，上层阶层的收入再分配资产估计超过47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欧洲和北美在内的全球“中产阶级”也因这些过程而日益不稳定，变得负债累累、贫困、焦虑和脆弱。这个曾经“享有特殊利益”的社会阶层的残余力量哀叹他们的社会保障、福利和安全感不断下降，代际流动机会也在减少。

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就业、社会再生产和社区生活的影响一直是此类进程的核心，新自由主义涵盖了对劳动力进行结构性和“组织性”的规训。数以百万计的正规部门工作被淘汰或外包，由于私有化和“紧缩”，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缩减，工作稳定性、工资和工作状况恶化。与此同时，零工经济、临时工合同、兼职就业都有所增加。总体而言，工人变得越来越分散，缺乏组织性，被剥夺了权力并“去技能化”，在政治影响力和工资份额方面与资本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日益加剧的经济困境，加之各国内部以及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导致人们逐渐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非对每个人都有利，这进一步导致了政治日益两极分化，右翼政治运动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部分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未能充分理解那些逐渐被剥夺权利、被忽视和充满不安全感的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加入右翼阵营的原因。“进步主义”的解释通常假定并指责这些人存在着认知障碍、道德缺陷或两者兼而有之。这种所谓的“进步主义”世界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缺乏这样一种理解，即这些个人和群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对长期的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多方面的社会—生态危机作出回应。

各种形式的极右翼一直善于利用导致民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来源。极右翼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关键在于它有可能避免或扭转阶层向下流动和社会不稳定的局面。也就是说，恢复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和安全感。正因为如此，与长期的经济崩溃、社会分裂以及对过去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归属形式的破坏相关的社会失序，为各种狂热的自我主张的兴起提供了“沃土”。

（六）帝国主义、国家和种族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初期的几十年、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全球资本主义见证了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的主导地位。1970年代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危机促使资本向非资本主义或资本不足的国家及地区扩张，包括在国际层面上，例如北美、欧洲和日本的资本向海外大量投资。当今超帝国主义模式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资本的国际化。随着全球经济的整合，以及各国资本之间相互渗透和合作的日益增加(尽管“帝国主义链条”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分层)，这种帝国主义的变体继续成为国际上大多数资本积累的特征。

自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军国主义加速发展，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北美—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源于东西方对抗的死灰复燃。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国际化使得21世纪的帝国主义成为一个复杂的、充满竞争的、但不对称的全球体系，不能像20世纪初那样被简化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内部竞争。

然而，对于许多人而言，这并不妨碍帝国主义世界观以及随之而来的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经典帝国主义往往以极端民族主义和欧洲的“文明使命”为借口而得到辩护。阶级被民族身份所取代，这使得中产阶级能够获得下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的支持。由于社会地位不稳定，这些阶级特别缺乏安全感，在帝国主义的背景下，极易受到仇外心理和极端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影响。同样，当前，全球工人阶级团结的潜力受到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民族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浪潮和不断加剧的仇外心理的进一步破坏。

超级帝国主义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生产、全球劳动分工和全球劳动力套利，通过国际外包、移民和临时工作签证等方式，进一步加深了全球工人阶级的结构性分化。因此，除了“全球南方”的过度剥削外，移民以高度受限的条件被允许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而开放劳动力市场使得工人们面临的工资竞争压力加大、被剥削程度加深。这也助长了一种观念的产生，有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现实，即在日益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工人阶级生存场所内，移民劳动力导致工人获取工作的竞争更加激烈。虽然移民并非导致低薪的主要原因，但“归罪于移民”已经成为转移人们关注低薪的真正原因的政治手段。这种日益种族化的过程助长了所谓的“白人身份危机”，也破坏了基于阶级的社会团结的结构和机制。

因此，审视帝国主义对新殖民主义想象的影响同样至关重要——认识到帝国主义产生了“一种文化回旋效应”，殖民技术和装置(重新)构成大都市的政治条件，孕育了种族化的过程。亲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强调了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从经典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法西斯主义，可以确定一条清晰的历史轨迹——其本质是以前外部治理模式的内部应用，以及采取分裂社会的技术，包括种族化的技术和装置，从“国家和领土的宏观层面转移到身体、公民身份识别、语言监听、面貌和差异化标记的微观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帝国主义世界观中，右翼威权主义日益重塑了新自由主义的本体层面的不安全感，提出了一种极端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和或多或少明确的种族主义政治，模糊了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动态。在日益增加的压力下，中右翼和中左翼也经常采取这种种族主义的策略。

因此，新法西斯主义的幽灵本身并不直接或必然来自经济不安全感或社会地位的丧失，而是将经济不安全感转化为文化焦虑，这种焦虑在诸多政治领域被积极地制造出来并在现实层面“常态化”。这样的政治过程是“例外状态”的兴起和施密特式的“朋友/敌人”关系所具有的政治特征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种世界观导致特定群体被非人性化(dehumanisation)对待，并成为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攻击目标。“敌人”要么来自“外部”，要么来自“内部”。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反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剧毒混合物”都基于这样一种社会心理机制，即将系统性危机归咎于“他者”，从而将造成恐惧和焦虑的原因转移到“替罪羊”群体身上——在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以及生态崩溃愈益迫近的背景下。

（七）“唯一真正的法西斯化的神：市场”

法西斯主义的最终主角，不是基于“想象的共同体”(通常指向民族)的起源理论，而是“一种基于自然法则的想象，一种由‘赢家’和‘输家’组成的某种进化论叙事”，其地位是由“强者法则”决定的——这只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原则。例如，在特朗普首次上台之前出现的，不是对民族主义的反复狂热崇拜，而是数十年来对生活中各方面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化和“社会化”的贬低。这种贬低并非直接源自民族这一范畴，而是将“市场”概念压缩为另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只有“赢家”和“输家”：

在这样的模式中，我们所有人都正在变成的那个群体，一心只想着“获胜”，而非解放和自由，只是怀着经典的斯宾格勒式的……关于“大政治”的狭隘的、难以充分发展的愿景……(并且)最重要的是，对于当代法西斯主义倾向而言，一种种族分类法(racial axonomy)的“衡量标准”就是“金钱”或者说“财富”，这是成为“赢家”的证明。此外，由于自然法则支配着一切，我们都可能面临着沦为输家的恐惧。

特朗普煽动的正是这种社会想象，让美国原有的法西斯主义者幻想成为“赢家”，克服所有阻碍“财富积累情绪”的东西。在此过程中，仅仅“获胜”是不够的。相反，“输家”必须“顺从”，变得“文明化”，并适应唯一真正的法西斯化的神——市场。基于此，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右翼和中左翼与特朗普的追随者都信奉着同样的神明：“美元、数量、市场、帝国”。

这种“获胜”的狂想以及支撑它们的虚假政治主张，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一种集体的妄想或歇斯底里。但在另一种层面上，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蹂躏及其造成的多重破坏和社会原子化之后，一群愤怒、可怜和受压迫的人紧紧抓住“一个想法、任何想法、任何神话、任何东西，以感觉自己是政治和生活的集体体验的一部分”。特朗普主义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认为自己的梦想和抱负是关乎人类救赎的某种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这与中右翼和中左翼那种平淡无奇的管理主义、技术官僚主义和懦弱形成对比。但是，正如加文· 沃克(Gavin Walker)所指出的那样，最终，“只要(资本主义)市场学说仍然是制度政治的核心，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案就会继续从这片土地上涌现”。

（八）政治暴力、镇压与胁迫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新的“例外状态”的特征是政治暴力、镇压、胁迫以及社会控制的程度不断强化。这些“例外状态”试图应对积累的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社会和环境状况。因此，全球军国主义抬头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在国内加强镇压。在北美和欧洲，显而易见的是监狱—工业—军事联合体的扩张、无处不在的准军事化警务、先进的监控系统和人群控制技术、对抗议者和异见者定罪、犯罪的种族化、对有色人种和工人阶级青年人群的镇压、似是而非的反对毒品和“恐怖主义”的战争，以及通过边境保卫、反移民立法、设置拘留中心和制定驱逐制度加强对边界和国家的监管。这些残酷的国家政策包括欧洲堡垒对地中海和东欧边境的监管，非法、系统性和致命的“抵制”进一步危及移民的生命。

以广泛的准军事组织形式出现的暴力组织构成了区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其他反动运动的一个关键因素。目前，大多数新法西斯主义运动并非基于大规模民兵的动员。正如帕勒塔所强调的，民兵组织仍然服从于法西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领导者的战略。大规模民兵的形成取决于历史背景和总体战略的要求，即根据历史情况部署法律和暴力战术。在这一考虑中不可忽视的是，当前国家掌握着全面的监控和镇压手段，这是两次世界大战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在目前的状况下，国家暴力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足以消灭一切形式的反对派。

尽管如此，仍有多个且不断增加的与国家有关联的武装民兵暴力案例。特朗普支持的“骄傲男孩”“誓言守护者”“百分之三”、布加洛运动及其他右翼团体和武装民兵在夏洛茨维尔、波特兰、基诺沙和盐湖城等美国城市的街道上制造恐怖行为，将这些城市变成极右翼的“试验场”，为暴力政治预热。

三、结论：反对新法西斯主义

要理解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原因，关键是要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历史条件，即资本主义处于危机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恶化，诉诸新法西斯主义解决方案的威胁及现实变得越来越明显。然而，就其源于资本主义积累和社会危机而言，包括社会对抗的强化在内，新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过程既矛盾重重又高度不稳定，“法西斯主义运动绝没有捷径可走”。

法西斯化的过程并不一定会导致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最终取决于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是否有能力成功地挑战政治斗争的多个领域，将自身塑造为自主的政治主体，以实现社会和世界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必须与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的生态状况相一致：“虽然过去的革命斗争是努力将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但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对未来的想象，而是要求将地球从资本中解放出来。为了地球的生存，资本主义必须消亡。”

毫无疑问，这涉及抵制反动势力，对抗充斥在选举和制度领域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工作场所和街头的极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样重要的是，反法西斯主义被认为是相关斗争(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军国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的必要补充，而不仅仅是一场独立发动的、反对有组织的极右翼的斗争。这种斗争涉及创建多种类型的策略、组织和战略——基于不同政见者——在被压迫者共同行动的基础上打击新法西斯主义。

总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需要超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本身。战胜新法西斯主义这头怪物要求我们拒绝资本主义，并走出资本主义产生、扎根和蔓延的泥潭。新自由主义国家和资本的替代方案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社会主义。这对今天的激进左翼而言是一个重大挑战，但必然涉及解决极右翼和法西斯主义右翼试图利用但无法解决的阶级问题。这需要转向、理解和向外扩展至广大民众，以重新凝聚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真正反资本主义的、激进的左翼，从而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变革作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