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在活不下去和做个圣人之间，还有一条路

第七篇：在活不下去和做个圣人之间，还有一条路

我们的这一系列文章也是写到第七篇了。我们回顾之前，我们聊了实习交费的憋屈、赤脚医生的温暖、绩效压身的无奈、医患纠纷的裂痕、尊严与贫穷的撕扯。

一路写下来，我发现自己始终在绕着一个问题打转：在“活不下去”和“做个圣人”之间，我们这些普通人——既要还房贷、又要守住底线的人——到底还能怎么选?

当然，我今天不是来给你们大家灌鸡汤的。我也不想跟你们说“只要心中有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种漂亮话。今天这一篇，我想诚实地聊聊：作为一个将来要上班、要挣钱、要在这个系统里活下去的医生，我打算怎么面对这个撕裂的时代。

一、先说个真实的事，关于我师兄

我有一个师兄，比我高两级，现在在老家一个三线城市的三甲医院做心内科住院总。他是我认识的人里，最“理想主义”的一个。当年在医学院，他跟我们说，他学医是因为高三那年他爸心梗，县医院没条件做介入，转院路上耽误了，人没救回来。他说他这辈子就一个愿望：当心内科医生，别让人因为“来不及”而失去亲人。

他毕业那年成绩很好，本来有机会留校的，但他选择了回老家。他说，那边缺人。

上个月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聊了快两个小时。他跟我说了一件事。

前阵子他们科收了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五十多岁，农民工，没有医保。入院的时候已经过了最佳介入窗口期，但还有机会。手术费加后续治疗，总费用大概五六万。

病人没有家属陪。只有一个工友把他送过来，交了五千块押金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师兄去找了医务科，问能不能先开通绿色通道做手术。医务科说可以，但“费用要有人签字认领”。师兄又去联系病人老家的村委会，对方说会想办法，但“钱的事不好说”。

那几天他每天去看那个病人，病人躺在病床上，什么也不说。第五天，病情突然恶化。师兄说，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很久，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他用自己刚发的两个月工资加上卡里剩的钱，总共垫了三万。

手术做了，命保住了。后来病人老家的村委会筹了一部分钱，医院减免了一部分，师兄垫的那三万，最后追回来了一万八。

“你亏了一万二。”我跟他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但那个病人跟我爸当年年纪差不多，也是农民工。我在那个病房门口站了五天，我在想，如果当年县医院有人愿意帮他垫一下，我爸是不是也能活?”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这种事不能多做，再做下去我就要喝西北风了。”

我听完这句话，鼻子有点酸。他说的不是“我不后悔”，他说的是“不能多做”。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真实处境：我们心里有那团火，但我们不能让它把自己烧光了。因为烧光了，就再也没有人可以救下一个了。

二、什么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我的师兄这种人，我叫他“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这个词不是我自己编的。它指的是一类人：心里有理想，但脚踩在地上。知道系统有问题，但不只停留在骂系统。能帮一个是一个，但不把自己逼到“壮烈牺牲”的地步。知道自己要活下去，但活着的目的不只是“活下去”本身。

跟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比，我们承认——我们需要钱、需要稳定、需要在这个系统里有一席之地。跟纯粹的实用主义者比，我们还有一个“不做”的清单——有些钱不挣、有些检查不开、有些态度不摆。

说白了，就是戴着镣铐跳舞。镣铐是系统给的，舞是自己跳的。你不可能把镣铐砸了，但你可以在有限的空间里，让自己的动作尽量好看一点。

三、我的“生存底线”清单

我跟很多同龄的医学生聊过这个问题。我发现大家虽然没有明说，但心里都有自己的“底线清单”。我把它们归纳成几条，也许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想法：

第一条：能治病的时候，先治病，别先算账。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DRG在那儿，绩效在那儿，科室的“平均住院日”在那儿。但我还是想说：如果有一天你面对一个病人，他掏不出钱、又没有医保、但他需要马上处理——你能不能先去处理，再去想钱的事?

我知道医院不是慈善机构，我也知道欠费最后可能要从科室绩效里扣。但有些时候，“先处理”和“先算账”之间的那几分钟，可能决定一个人的命。

师兄那种“不能多做”的态度，我认为是对的。你不能每次都垫钱，但你可以每次都先去看一眼病人，而不是先去看一眼他的缴费单。

第二条：开检查之前，多问一句话。

这一条我们前面反复说过，但我觉得值得再强调一遍。那句话不需要很长，就是：“你医保是哪种?”“这个检查大概多少钱，你心里有数吗?”“如果费用有困难，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替代方案。”

这三句话加起来，不到三十秒。但这三十秒，能让那个“攥着皱巴巴钞票”的人，觉得自己被看见了，而不只是被开了一张单子。

第三条：记住你对面坐着的，是一个人，不是一份病历。

我们实习的时候写病历，习惯性地写“某男，56岁，因‘胸痛3天’入院”。后来我慢慢意识到，每一个“某男”背后，都有一个具体的人生。可能是谁的父亲、谁的丈夫、谁家里的顶梁柱。

病历模板是统一的，但人不是。如果你能在写病历的时候，脑子里浮现出那张脸——那你在开药的时候、在交代病情的时候、在决定“这个检查要不要做”的时候，你的判断会多一点温度。

第四条：守住“不做”的底线。

这条最难。有些检查你明明知道做了也白做，但开了科室能多一笔收入。有些药你明明知道效果一般，但开了药代那边有回扣。有些高值耗材你明明知道便宜的也能用，但贵的主任指定了。

“不做”比“做”难得多。因为“不做”意味着你跟系统对着干，意味着你可能被边缘化、可能评不上职称、可能几年都升不上去。

但我觉得，每一代医生里，都得有那么几个“不配合”的人。不配合，不是要闹革命，而是在该说“不”的时候，能张得开嘴。

四、给还没上路的自己，说几句话

写了这么多，最后我想跟自己说几句话。这些话也送给每一个和我一样，正在准备上路、或者刚刚上路的年轻医学生。

第一，不要因为看清了制度的裂缝，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意义。你每天背的书、练的技能、熬的夜，都是你自己的。系统可能不完美，但你的手艺是你的。再乱的环境，也需要那个“凭实力进来”的人。

第二，不要用“大环境就这样”来原谅自己的冷漠。环境确实不容易，但你变冷漠了，环境会更不容易。你选择多解释一句、多看一眼，这可能不会让你多挣一分钱，但会让你在十年之后回头看的时候，不那么讨厌自己。

第三，接受自己“既要又要”的拧巴。你想当个好医生，又想挣钱养家。你想要病人的认可，又想要按时下班。你想要职称，又不想搞关系。这些矛盾本身，就是“正常人”的标志。那些一点不拧巴的人，要么是圣人，要么是已经放弃了。

第四，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允许自己偶尔“做不到”。

比如你今天太累了，没有跟病人解释清楚那个检查的必要性;你今天心情不好，对那个反复问问题的老人语气重了一点;可能还有就是你今天实在没有勇气去垫那三万块钱。

但这些都没关系。第二天还在，下一个病人还在，你还有机会重新做一次。

那个“穿着中山装”的老爷子，他教会我的最后一件事是：一个人最后被记住的，不是他做过多少台手术、发了多少篇论文、拿了多高的职称，而是他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里，留下过什么样的温度。

我可能一辈子都成不了“名医”，但我想做一个“良医”。不是圣人，不是烈士，就是一个在每一个普通的门诊日里，尽量让自己有温度的人。

这就是我的选择。

写在这个系列的末尾：

这个系列写了七篇，从实习交费的困惑，到赤脚医生的回望，从绩效压身的现实，到医患纠纷的裂痕，从尊严与贫穷的撕扯，到一个普通医学生的自我交代。

它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它只是一个开始。我把问题放在这里，不是为了求得一个标准答案，而是为了让我们这一代人，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先想清楚一些问题——关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医生、想守住什么样的底线、想在病人心里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如果你读到了这最后一篇，还能想起之前文章里那个穿中山装的老爷子，想起那个在走廊上问“CT能不能不做”的工装女人，想起那个选择“不治了”的父亲——那我们这一路的对话交流，就值得。

路还长，我们慢慢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