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知了”这次为何赢得了舆论？魔幻现实的社会学解释

竹知了事件，整个过程我现在回顾下来，颇为魔幻。

一场明显带有戏仿性质的网络玩梗，在被官方投诉后，迅速发酵成了一场全民性的二次创作浪潮。大多数人最终站到了那只小小竹知了的一边。

为什么? 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反感大公司滥用权力"，但这太笼统了。作为一位社会学者会这样追问：在互联网这个具体场域里，人们为何如此自然地形成了这种站队?这种近乎本能的集体反应背后，有没有更深层的社会运行逻辑?

社会学的两个经典视角，或许比"流量""公关"这类流行词汇更有解释力。

一、弱者的武器：当玩笑成为一种低成本的表态

竹知了走红的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弱者武器”在互联网时代的演练。

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观察马来西亚赛达卡村庄的农民时发现，面对强大的权力体系，弱势一方很少采取正面抗争——那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他们更习惯用一些隐蔽、迂回的方式表达不满：说怪话、起绰号、唱反调的歌谣、在主流叙事之外悄悄传播自己的版本。斯科特称之为“弱者的武器”。

这些武器的具体样貌，远比“反抗”二字看起来琐碎，却极其有效。

在赛达卡，当联合收割机剥夺了穷人的劳动机会时，他们没有能力阻止机器的轰鸣。但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学会了刻意放慢手工收割的速度，在细节上“磨洋工”——斯科特称之为“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这种反抗不激烈，却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富人的收益效率，而富人几乎无法证明这是“故意的”。

更具象征意味的，是穷人用起绰号的方式消解富人的权威。当地一个富有的地主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哈吉”，但在穷人私下交谈中，他变成了“吝啬的哈吉”或“高利贷先生”。这些绰号永远不会出现在正式场合，却在村庄的非正式闲聊中无处不在。斯科特特别强调，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日常反抗”——穷人没有能力改变剥削结构，但他们通过话语悄悄夺回了对“公正”的定义权。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战术：私下传播流言蜚语，抱怨地主的苛刻、嘲笑富人的虚伪。斯科特将这种“幕后的谈话”视为弱者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造成直接的物质损失，但它持续地维系着一个“潜隐剧本”——在被迫服从的表面之下，弱者始终保存着一个不认同、不接受的内部世界。

所以，“弱者的武器”最核心的特征是：成本极低，难以追责，但能持续传递一种态度。它不追求一次性推翻权力结构，而是通过无数微小的不服从行为，像珊瑚虫构筑礁石一样，在长期积累中悄悄改变社会的“可接受范围”。当国家的航船最终搁浅时，人们往往只看到船只失事本身，却忽略了正是那些微不足道的行为造成了失事。

回到竹知了事件。当一个普通网友面对一家巨头企业时，个体是绝对弱势的。他没有资源去打官司，也没有渠道去谈判。他能做什么?

拍一条视频。套用一个句式。发出去。

仅此而已。

但从赛达卡村庄到数字时代的互联网广场，“弱者的武器”在底层逻辑上惊人地一致。竹知了事件中，网友做的事，本质上和马来西亚农民起绰号、唱反调的歌谣没有区别：用隐喻代替正面攻击，用段子代替抗议，用“玩梗”代替说理。成本极低，法理上难以精准追责，却能持续传递一种态度。

但互联网的杠杆效应在于：一个人的视频是自娱自乐，一万个人的视频就成了一种公共表达。当大量网友不约而同地用自己的方式复述同一个梗时，它就不再是单纯的娱乐了——它变成了一种集体表态，一种温和却明确的信息传递：“我们认为这件事的处理方式不太对。”

更关键的是，这种表态几乎无法被有效压制。你撤了一条，还有一千条;你封了一个账号，还有一万个人。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放大效应。昔日的赛达卡村民只能在井边低声交谈，今天的网友却能在一夜之间让一个玩具的价格翻几倍、让一家巨型企业的公关部彻夜加班。

而该公司法务的一纸投诉，则无意间扮演了“加速器”的角色。正如斯科特所说，当权威试图用正式力量摁住那些隐蔽的不满时，往往会把原本零散的“潜隐剧本”逼到台面上来。投诉让竹知了从一个数码圈的小梗，变成了全网都知道的“被大厂打压的玩具”——叙事瞬间逆转，弱者武器的威力被成倍放大。

互联网之所以总是“站在竹知了一边”，本质上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弱势一方，找到了一种成本极低、效率极高的集体表达渠道。这不是针对某家企业的恶意，更不是境外势力作祟，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立场倾斜——人们天然同情那个资源更少、但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说出点什么的人。那个在赛达卡村庄的井边悄悄抱怨地主的农民，和那个在抖音上发了一条竹知了视频的网友，相隔半个多世纪，却握住了同一件武器。

二、巴赫金的狂欢：公共符号一旦进入民间，就不再神圣

如果说斯科特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要参与"，那巴赫金则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参与能获得如此强烈的共鸣"——为什么一个竹编玩具，能让互不相识的千万网友心照不宣地加入同一场游戏。

巴赫金在研究欧洲中世纪狂欢节文化时，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概念——狂欢。他发现，在狂欢节期间，日常生活中的等级秩序被暂时悬置，普通人获得了表达的自由。小丑坐上王位，国王被当街戏弄，神父的祷文被编成打油诗。巴赫金认为，这不是单纯的胡闹，而是民众对官方话语体系的一种周期性"松绑"。在那个被允许胡闹的广场上，一切高高在上的东西都被拉回到世俗的泥潭里，人们用笑声暂时取消了等级、权威和神圣。

互联网，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永不停歇的狂欢广场。区别只在于，中世纪的狂欢一年只有几天，而互联网的狂欢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巴赫金特别强调了"戏仿"的价值。在中世纪，民间文化通过戏仿严肃文本、模仿权威腔调来完成对官方叙事的解构。修士的布道词可以被编成俚俗的段子，贵族的训令可以被编成滑稽的歌谣。这种做法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把一个被垄断的符号重新交还给大众使用——民众通过笑声，申明自己也有权处置这些语言。

竹知了事件正是这种机制的现代翻版。

"1000万元以内最好的SUV"，原本是一句该企业高管的公开言论。在企业方的意图里，这是一句精心打磨的产品宣言，每一个字都经过推敲，指向一款具体的、昂贵的、真实的工业品。但当网友把这句话套在一个售价几十元的竹编玩具上时，它被抽离了原有语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意义网络。句式还是那个句式，但填充的内容变成了来自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竹制工艺品。反差制造了笑点，而笑点背后是一种不自觉的"权力回收"——公众在用戏仿的方式告诉企业：这句话，现在也是我们的了。

如果事情停留在这里，它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网络玩梗。但企业选择了投诉下架。而这一纸投诉，恰恰是巴赫金所说的那种"官方试图收回符号控制权"的典型动作。

巴赫金会这样解读：企业试图把一个已经被民间接管的符号重新收回官方话语体系中。在互联网这个永不休眠的狂欢广场上，这是一种"逆势而为"。因为互联网有一条不成文的铁律——一个符号一旦进入公共传播网络，它就自动获得了被二创、被解构、被重新定义的资格。公众把"1000万元以内最好的"这个句式当成了可以自由使用的公共语言，他们不是在侵犯谁的权益，他们只是在行使一种早已被互联网文化反复确认过的权利：对公共符号进行再创作。有人用它调侃自家的宠物，有人用它形容路边摊的小吃，有人把它贴在电动车的后座上。这些行为的本质，和巴赫金笔下那些在中世纪广场上编排神父笑话的平民毫无二致。

巴赫金还有一处精妙的观察：狂欢中的笑声具有一种双重性——它既是否定的，也是肯定的。否定的一面，是嘲笑某些东西的严肃性、神圣性和不容置疑的权威;肯定的一面，则是通过笑声，民众确认了自己对文化空间的参与权——我能笑你，说明我与你共享同一个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我也有说话的份。

竹知了事件的深层张力就在这里：企业要维护的是话语的排他性——这句话只属于我的产品，你不能乱用;而公众要确认的是话语的可参与性——这句话既然被说出来了、被听到了、被传播了，那就人人都有份。互联网几乎一定会站在后者那边，因为互联网本身就是一部永不停歇的狂欢机器，它的底层代码就是"人人可发言、人人可解构"。

三、两种逻辑的碰撞

把斯科特和巴赫金放在一起看，竹知了事件的面貌会清晰很多。

斯科特揭示的是力量对比的结构：在资源悬殊的对峙中，弱者天然倾向于使用迂回、隐蔽、低成本的方式来表达态度。马来西亚农民在井边起绰号、在背后唱反调的歌谣，和今天网友用一段十秒视频玩梗，用的是同一套战术逻辑。而互联网，把这个古老战术的威力放大了成千上万倍。

巴赫金揭示的是文化心理的机制：公共符号一旦进入民间传播网络，就会自动获得被戏仿、被解构的属性。就像中世纪广场上，国王的训令一旦被平民听到，就难免被编成顺口溜。任何试图重新收回控制权的努力，不会平息笑声，反而会触发更大规模的狂欢式反弹。该公司法务的投诉，恰恰扮演了那个"试图把符号锁回柜子里"的角色。

两者的交汇点，就是竹知了事件的全部解释。

企业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梗，而是一整套由互联网生态滋养出来的社会互动逻辑。这个逻辑的特点是：同情弱者、保护表达、维护公共符号的可参与性。只要企业的行为与这套逻辑形成摩擦——比如用投诉的方式试图压制一场无害的戏仿——公众的天平就会自动倾斜。

这么热闹，怎么能少了某米呢？

这场涉及"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谁能说、谁不能说的"的较量中，舆论最终选择了那个维护表达空间更大的一方。互联网的基因决定了，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干预，它一般会倾向于支持"更多人的表达"，而不是"更精确的控制"。

References（参考文献）

Scott, J. C. (1985).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Bakhtin, M. M. (1984).Rabelais and His World(H. Iswolsky, Tran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