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为战争买单？征兵制度、政治生存与战场的代价 || Douglas B. Atkinson 等

战争不仅是国家间实力的较量，更是政府与国内民众之间的一场政治博弈。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在讨论兵源动员时，往往简单地将其划分为“志愿兵役制”与“义务兵役制”。然而，这一二元划分忽视了政府在分配战争成本时的巨大操作空间。为什么某些国家在面临惨重伤亡时依然能够维持战争，甚至最终取胜?答案或许并不在于武器的先进程度，而在于政府如何通过制度设计，精准地决定“谁该上战场”。本文选自政治学顶刊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的最新研究。道格拉斯·阿特金森(Douglas B. Atkinson)等学者提出，除了普遍征兵和市场化募兵外，广泛存在于历史与现实中的“选择性兵役制”才是政府延长政治寿命、提高伤亡忍受度的关键利器。通过对1800年至2015年全球兵源动员数据的深入分析，本文揭示了政府如何通过“屏蔽”核心支持者和“排除”不忠诚群体，将战争的代价转嫁给政治边缘人。这种策略不仅改变了战场的伤亡曲线，也重塑了我们对战争、制度与政治生存之间关系的理解。

谁在为战争买单？征兵制度、政治生存与战场的代价

摘要:

军事冲突决策深刻影响政府的政治生存，而军事劳动力制度(Military Labor Systems)则决定了这种风险的分布模式。本文批判了既有文献中将兵源动员简单划分为“志愿兵役制”与“义务兵役制”的局限，提出了“选择性兵役制”(Selective Conscription)这一概念 。研究认为，选择性兵役制允许政府通过“屏蔽”(Shielding)核心政治支持者和“排除”(Exclusion)潜在不忠诚群体，来调控战场的国内政治暴露度 。利用新开发的“军事劳动力获取数据集”(MLAD)，作者对1800年至2015年全球274个国家的历史实践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结果证明，采取选择性征兵制的国家表现出显著更高的战场死亡忍受度，且参与的战争持续时间更长。这表明，军事制度通过重塑政治家的风险偏好，直接定义了战场的残酷程度。

一、引言

在战争研究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政府随时面临着赢得战争与维持统治的双重压力：赢得战争需要投入巨大的物质与人力成本，然而过高的投入则会侵蚀民众支持并导致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乃至政权更迭。

传统的理论通常聚焦于“志愿兵役制”或“义务兵役制”。作者指出，这两种制度实际上都剥夺了政府精细调控风险的能力。在市场化的“志愿兵役制”下，公民通过自愿选择决定是否服役，政府虽能通过激励调控兵源供给，但如此征兵成本高昂，且政府无法准确把握兵役来源;在“义务兵役制”下，所有人都要承担服役义务，这种“无差别”的动员模式容易触动全社会的敏感神经，一旦爆发巨量伤亡，社会的不满会迅速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威胁政府的政治生存(Political Survival)。

相比之下，广泛存在于历史实践中的选择性征兵制度，赋予了政府一种“手术刀式”的风险分配能力。通过这一制度，政府可以主动操纵谁该走向战场，谁该留在后方。

这种制度的政治精髓在于两个并行的机制：一是屏蔽(Shielding)机制，即政府会识别出那些对政权稳定至关重要但忠诚度存疑的群体(如摇摆选民、关键产业工人和经济精英)，通过设置不透明的豁免规则或自由裁量程序，使他们免于动员。二是排除(Exclusion)机制，即政府会基于对特定族裔或宗教团体不忠诚的考虑，禁止他们服役，以防止武装潜在的对手或引发该群体的集体行动。

通过这种差异化的动员，政府成功将战争的代价转嫁给了政治上的边缘人，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伤亡耐受限度”。

二、核心假设：兵役制度对战场行为的塑造

文章中列举了多种“选择性征兵制”的典型案例。例如，在朝鲜，虽然名义上所有男性都必须服役，但政治与军事精英的子女往往能获得豁免，或者因其忠诚度受疑而被排除在核心战斗序列之外。1793年法国开启“全民皆兵”，但七年后拿破仑执政府即允许以缴费方式免除兵役，使土地贵族得以合法避险。类似地，科特迪瓦在两次内战中也未实施大规模动员，而是维持小规模军队，原因在于政权无法信任一个种族与宗教高度分裂的社会，并担心武装这些群体会威胁其选举或生存。这些现象均体现了“排除”逻辑。

因此，当政府通过选择性制度将战争成本转嫁给政治边缘人时，决策者在战略决策中会更倾向于罔顾“道德风险”，采取伤亡密集型的军事策略，因为这些伤亡不会直接动摇其权力根基。

基于基于上述理论逻辑，作者提出两个核心假设：

假设1 (H1)：在战争中，采取选择性兵役制的国家的“伤亡耐受限度”显著高于采取志愿兵役制或义务兵役制的国家。

假设2(H2)：采取选择性兵役制的国家平均参与的战争持续时间（War duration）更长。

三、数据构建：MLAD 数据集的采集与编码逻辑

为了检验这些假设，作者构建了全新的军事劳动力获取数据集(MLAD)。该数据集涵盖了 1800 年至 2015 年间全球各国的军事劳动力政策，是一个包含 15,015 个观测值的不平衡面板数据集。

图1 兵役制占比随时间的演变

首先，作者认为，仅仅观察法律文本是不够的，因为许多名义上的“义务兵役制”在实际执行中充斥着政治性的豁免和滥用。因此，MLAD 数据集通过挖掘海量的档案资料和历史叙述，识别那些具有“模糊性、任意性或政治动机”的豁免条款，从而将真实的“选择性兵役制”从伪装的“义务兵役制”中剥离出来。

其次，MLAD数据库揭示了兵役制度的世纪演变。在长达两个世纪的跨度中，MLAD 揭示了全球兵源动员模式的演变。在 19 世纪，选择性兵役制是绝对的主流，约占观察值的 80% 左右;而到了 21 世纪，随着市场化和专业化军队的普及，已有 70% 左右的国家以志愿兵役制为主。然而，在冲突多发地带和部分欠发达国家，选择性兵役制依然是政府的首选。

MLAD通过大量数据揭示了兵役制度变迁的基本事实：这种制度变迁与国家建构、技术进步以及民主化的波次密切相关。通过将这一数据集与 Mars 项目的战争数据相结合，作者获得了一个涵盖 410 个“国家-战争”观测值的样本，为后续的定量检验提供了基础。

四、研究设计和结果

针对第一个核心假设，作者设计了基于负二项回归的实证模型，以检验伤亡耐受限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战场伤亡属于典型的计数数据，且具有明显的长尾分布和过度离散特征，即少数极大规模战争的伤亡远超平均水平。相比于普通的泊松回归，负二项模型能够更准确地处理这种方差远大于均值的数据分布。在该模型中，自变量为三种兵源获取制度，因变量为经过对数处理的阵亡总数。通过控制人均 GDP、相对实力对比、军事支出以及政权类型等变量，作者成功分离出了制度设计对伤亡忍受度的独立贡献。

表1 关于战场死亡人数的回归分析

针对第二个核心假设，作者引入了生存分析中的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制度对战争持续时间的影响。这一设计不仅是在计算战争持续的总天数，更是在衡量在任何特定时间点战争结束的“风险率”。作者将选择性兵役制设定为参照组，通过模型观察其他制度下战争结束的概率是否显著更高。这种设计巧妙地捕捉到了政府的“战略韧性”：当政治家能够将伤亡风险定向转嫁给边缘群体时，他们在面对消耗战时表现出更低的退出动力，从而延长了战争的进程。

表2 有关战争持续时间的Cox模型

为了进一步说明不同兵员征募制度对战争持续时间的影响，作者进一步展示了各类兵役制度的预测生存曲线。该图表表明，对于持续时间少于 50 天的短期战争，不同兵役制度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每种制度下持续作战的概率均约为 0.8。当战争持续至 250 天时，差异开始显著显现：选择性兵役制制度的持续概率预计约为 0.55，市场化兵役制度约为 0.45，而普遍征募制度的持续概率则降至 0.30 左右。随着战争推进，这种差异持续存在，说明采用选择性兵役制的国家因其能够庇护具有政治价值的群体，相对更愿意承受战场伤亡，从而倾向于进行更持久的战争。

表3 各类兵役制度的预测生存曲线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作者还设计了多组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首先，他们将样本区分为“战争发起者”和“被动卷入者”，以验证选择性兵役制的效应是否仅存在于那些主动挑起冲突的国家。其次，作者进行了“机制拆解”，分别考察了“屏蔽机制”与“排除机制”是否都在发挥作用。最后，研究还剔除了两次世界大战等极端异常值，并更换了不同的控制变量组合，结果均显示选择性兵役制国家表现出更高的伤亡耐受限度。

这些多层次的实验设计共同证实了：军事制度不仅是动员工具，更是一种精准分配政治代价的“再分配机器”。统治者操纵的国家机器通过采取不同的军事劳动力动员策略，得以在维持其政权“基本盘”的同时，促进其核心战略目标的实现。

结论：战争作为一种再分配政治的本质

究竟谁在为战争买单?作者又试图通过对兵役制度的分析说明什么?

首先，上文的研究已经表明，军事劳动力制度在本质上构成了一种政治代价的分配机制。在传统的义务兵役制下，战争风险在社会中相对均匀分布，任何阵亡都可能引发广泛的公众关注与不满。然而，选择性兵役制通过在招募过程中对不同群体进行区分，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核心选民(如中产阶级或政治影响力较大的群体)较少暴露于高风险之中，从而在战场伤亡与政权支持之间形成某种“缓冲”。这种制度安排使政治家在推进军事目标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战争成本在社会中的分布，而不至于直接冲击其核心支持基础。

其次，兵役制度的不同选择也会影响国家在战争中的承受能力。实证数据显示，采用选择性兵役制的国家，往往参与持续时间更长且伤亡更高的战争，并且更有可能取得胜利。这种差异并不完全来源于国家实力的绝对优势，而更多与伤亡成本在国内的分布方式有关。当主要伤亡集中于政治影响力相对有限的群体时，决策者所面临的国内约束可能相对较弱，从而使其在战争过程中更有空间采取风险更高、伤亡更大的作战方式。换言之，兵役制度通过塑造“谁承担战争代价”，间接影响了国家的战争行为及其结果。

另一方面，本文的发现也提示我们，在评估一个政权的战争行为时，不能仅依赖宏观的政体类型，还需关注其具体的军事劳动力动员制度。既有理论通常认为，民选政府由于面临更强的国内问责机制，会对战争伤亡更加敏感。但本文表明，即便在民主国家中，只要其招募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政府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伤亡带来的政治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