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低估一个社会体系的韧性和惯性

每当社会出现困难和矛盾，总会有人说：“都烂成这样了，还能撑多久?”

仿佛一个制度只要腐朽到一定程度，就会自己倒下。

可历史偏偏不是这样。历史上许多看起来千疮百孔、病入膏肓的旧制度，往往都比人们想象得更能“熬”。

晚清的时候，整个国家已经是一副摇摇欲坠的模样。列强环伺，赔款如山;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官场腐败成风，卖官鬻爵成为公开的秘密;朝廷上高喊“自强”“维新”，可每一次改革都半途而废。

那时候，几乎人人都知道，大清已经烂透了。

可就是这样一个“烂透了”的王朝，从鸦片战争算起，竟又延续了七十年;从甲午战败算起，也又苟了十几年。

为什么?

因为腐朽并不会自动终结一个制度。

农民起义一次次爆发，却一次次被镇压;百姓怨声载道，却仍然分散在广袤的乡村之中。地主阶级和官僚集团虽然内部矛盾重重，但仍然掌握着军队、财政和国家机器。

旧制度已经腐朽，却还没有一股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取而代之。

直到革命党出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经过长期宣传、组织和发动，把分散的不满逐渐汇聚起来，联合新军中的进步力量，最终促成了辛亥革命。

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它的腐朽。腐朽只是病症。一个社会体系可以腐朽，可以僵化，可以失去民心，可以矛盾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立刻失去了统治能力。

恰恰相反，一个腐朽的政权，往往仍然掌握着军队、警察、财政、官僚机构以及长期形成的社会秩序。它可能无法解决问题，却依然有能力压制问题。它可能无法创造新的世界，却依然能够阻止别人创造新的世界。

因此，革命从来不是一次就成功的。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进行了无数次尝试。广州起义失败了，惠州起义失败了，黄花岗起义失败了……许多革命者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如果仅仅因为清王朝已经腐朽，就认为革命能够一举成功，那么这些失败便无法解释。

因为腐朽的清王朝，仍然拥有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事力量，仍然能够一次又一次镇压革命。

真正让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是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组织人民、凝聚人民，并形成了能够挑战旧秩序的力量。

沙皇俄国也是如此。

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农民贫困，工人生活艰难，专制制度僵化，民族矛盾尖锐。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让整个国家陷入灾难之中。

今天回过头看，人们会觉得，沙皇的统治似乎早就应该结束。可事实上，沙皇制度并没有因为腐朽而立刻崩溃。1905年革命声势浩大，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许多人认为沙皇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革命失败了。沙皇政府虽然危机重重，却依然拥有足够的力量镇压起义，并继续维持十几年的统治。

原因同样在于，旧制度虽然危机重重，但革命力量尚未成熟，人民群众尚未形成足以改变社会的组织力量。

直到布尔什维克经过长期的斗争、组织和积累，在工人和士兵中建立起广泛影响，彻底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形成了新的政治领导力量，历史的天平才发生了倾斜。

沙皇不是被“烂死”的。它是被新的社会力量所取代的。

民国时期同样如此。军阀混战，官僚腐败，民生凋敝，恶性通货膨胀，战乱频仍。如果单看社会矛盾，人们很容易觉得，这样的统治不可能维持太久。但事实上，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旧秩序却延续了数十年。

为什么?因为一个社会即使矛盾重重，也仍然具有巨大的惯性。庞大的官僚体系，遍布全国的地方势力，既有的经济关系，以及人们对稳定生活的本能追求，都使得一个旧制度具有超出想象的韧性。很多时候，人们嘴上骂着旧制度，行动上却仍然按照旧制度的规则生活。

这就是惯性的力量。

直到后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壮大，把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形成新的政治力量对比，旧秩序才最终被新的秩序所取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同样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没有立即取得胜利。井冈山斗争曾经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中央苏区经历了多次“围剿”，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如果仅仅因为旧社会腐朽就能够取得胜利，那么这些艰苦卓绝的斗争便没有必要存在。正是因为旧政权虽然腐朽，却依然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革命力量才必须经过长期的组织、积累和斗争。

回头看这三段历史，会发现一个共同规律：

没有任何一个旧制度，是因为“太腐朽了”而自动灭亡的。

腐朽能够制造危机，能够积累矛盾，能够削弱统治的基础，但它本身并不能决定历史的终局。

旧世界往往已经没有能力建设新的社会，但仍然有能力保卫旧的秩序。

旧制度可能已经失去了创造力，却并没有失去暴力。

一个腐朽的政权，往往比人们想象得更能“熬”，也更能“打”。

它可能无法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但镇压革命，却常常仍然绰绰有余。

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从来不是一次冲锋，不是一场情绪的爆发，更不是等着旧制度自己倒下。

革命之所以艰难，就在于它面对的，不是一个已经死去的敌人，而是一个虽然衰老、虽然腐朽，却仍然掌握着巨大力量的旧世界。

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每一次成功革命，都不是偶然的胜利，而是在无数次失败、挫折和积累之后，阶级力量对比最终发生变化的结果。

腐朽可以孕育革命，但腐朽本身并不能完成革命。

旧世界不会自己退出舞台。

它往往会拼尽最后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存在，然后进行最凶残的反扑。

如果说清末、沙皇俄国和民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低估一个社会体系的韧性和惯性。

那么苏修的解体，则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

一个旧制度的崩溃，并不必然意味着人民的胜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苏修，早已危机重重。

经济停滞，官僚主义盛行，社会活力下降，人民群众对现实越来越不满。许多人都意识到，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出了问题。

按照许多人的想象，一个已经如此腐朽的体制，一旦崩溃，人民就会迎来新的解放。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发展。苏修解体以后，无产阶级并没有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工人没有掌握工厂，人民没有掌握国家，劳动者也没有成为新的统治力量。

相反，短短几年时间，大量国有资产被迅速私有化，一批新的资本家和金融寡头迅速崛起，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旧的官僚集团，一部分人摇身一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红旗落下，寡头升起。

国家的名称变了，制度的形式变了，但普通劳动人民仍然没有成为历史的主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因为决定历史走向的，从来不是旧制度有多腐朽，而是哪一种社会力量做好了准备。

苏修后期，人民群众固然有不满情绪，但这种不满是分散的，是无组织的。工人阶级人数众多，却没有形成能够代表自身利益的独立政治力量。原来的共产党已经失去了革命党的性质，失去了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能力。

于是，当旧体制开始瓦解的时候，真正准备好了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正在形成的新资产阶级。

他们掌握着权力、资源、信息和组织能力。当旧的大厦倒塌的时候，他们迅速接管了废墟。而人民，只能站在旁边，看着历史从自己身边走过。

这恰恰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历史不会留下真空。一个阶级退出舞台的时候，总会有另一个阶级登上舞台。

如果人民已经被组织起来，那么旧制度的崩塌，可能成为历史进步的起点。

如果人民仍然是分散的、无组织的，那么旧制度的崩塌，也可能只是统治者之间的一次换位，只是旧贵族变成了新寡头，只是旧的统治形式换上了新的外衣。

因此，苏修解体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提醒：

腐朽不会自动埋葬腐朽。人民的不满不会自动变成历史的进步。旧世界的灭亡，也不会自动诞生一个新世界。真正决定历史方向的，始终是现实中的阶级力量对比，是人民能否从分散走向联合，从自发走向自觉，从无组织走向有组织。

回头再看清末、沙皇俄国和民国，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所以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并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腐朽，而是因为历史上出现了新的政治力量，把分散的人民组织了起来。

辛亥革命如此，十月革命如此，中国革命亦如此。而苏修解体，则从反面说明了同一个道理：

一个时代的终结，从来不是历史的答案;只有将人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并形成新的社会力量，才能决定着下一个时代属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