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从当代苏联“农村题材”作品看苏联社会——苏修文学述评之二

翁义钦/倪蕊琴

苏联自从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来，继承并发展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加速在农业和国民经济中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进一步破坏了苏联的农业，使苏联农村中出现了人口大量外流、土地荒芜的局面。苏联的农业生产，从1965年至1972年期间，曾经出现了五次减产，不得不动用黄金储备进口大量粮食。仅1972年，苏修就从国外进口粮食达二千八百多万吨，花了二十多亿美元的外汇，达到了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最高年份进口量的二倍以上。

文学艺术从来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苏修社会中发生的这种深刻的农业危机，必定要反映到当代苏联“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来。苏修统治集团为了寻找解决农业危机的途径，一方面在经济领域里推行以利润挂帅为中心的“新经济体制”，加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全国农业的垄断;另一方面，要求其文艺界的喽啰们配合苏修政治上的需要，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加紧宣传所谓“对土地的爱”。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大量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纷纷出笼，它们对解决农业危机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和方案。

究竟怎样才能培养农民“对土地的爱”?在这些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中有两类不同的意见。一类作品拥护苏修目前实行的经济政策，强调扩大企业资本主义自由经营的权力，在农村中加紧推行“经济刺激”、利润挂帅等措施，其代表作有《幸运的布肯》、《爱和功勋》、《黑风暴》和《适得其所的人》等。这一派适应了苏修统治集团中现行经济政策当前的政治需要，可以称之为“经济派”。另一类作品对苏修当前实行的经济政策直接或间接地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强调加强思想统治，强调从所谓加强“党性”、道德教育等问题着手来解决农业危机，其代表作为《人世间》、《现代人》、《最后的期限》、《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边缘》、《老家》等等。这一派反映了苏修统治集团中对现行经济政策表示不同意见的那些人的情绪，可以笼统地称之为“道德派”。

从阶级本质上来看，这两派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同样地拥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统治，只不过是在如何解决农业危机的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从目前趋势来看，前一派由于拥护与支持苏修的现行经济政策，得到了苏修统治集团更多的赏识，处于占上风的地位。但只要苏修叛徒集团还能苟延残喘地维持其统治，这两派的争论就仍将长期地继续下去。

现在先来看看所谓“经济派”中的代表作品。这一类作品虽然都强调通过“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来加速农村的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但在如何加强农业的“经营管理”上，又有着不同的倾向和意见，即所谓“土地的主人”是“农民”还是“领导者”之争。前者以剧本《幸运的布肯》为代表，后者以特写《爱和功勋》为代表。

《幸运的布肯》曾获得苏修1972年“关于农业劳动优秀剧本比赛”的三等奖。它打出了“土地的主人”是“农民”的旗号，强调在农业经营管理上必须采取所谓“包工”到组的方式。作者阿齐姆·塔吉通过列欣·马克西姆国营农场第二分场负责人布肯的试验活动，极力鼓吹“包工”组的优越性，认为这种把一切权限下放到小组的办法，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因此有着“明显的好处”。剧中一个“莫斯科来的客人”文捷尔教授明确宣称：布肯的“包工组”试验具有“巨大的国家意义”。在剧本的“尾声”中，布肯作为“包工组”的创始人而成了州官首长，并且获得了一大批追随者。

“包工组”是什么东西?它同苏修统治集团扩大自留地、自由市场等发展私人经济的措施一样，目的是为了在农村中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自由化。在《幸运的布肯》这个剧本中，布肯原来所在的分场有四百名工人，但由于布肯建立了“包工组”，采用所谓按照“每个工人用他所得到的产品和货物来决定他的劳动价值”的经营管理制度，把四百人的活由二十三个人包下来，其余的人统统解雇。据说这样做的结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二十倍”，留下来的人的收入也因此而大大增加。至于解雇掉的三百七十七个工人在沦为“失业者”后如何生活下去，他是一概都不管的了。布肯在剧本中完全是一个活生生的工头形象，是土地的主人，而农民则成了土地的奴隶。布肯的所谓革新措施，正如列宁在《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一文中所揭露的那样：“资本家取尽工人所有的精力，再把他们赶出工厂。他们只雇用年轻力壮的工人”，“谁留下来，谁就要四倍紧张地工作”。从这个作品所歌颂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苏联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已经达到何等猖獗的地步!

列·伊凡诺夫的农村特写《爱和功勋》(登载在1971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农村特写集《又是春天》中)与《幸运的布肯》恰正相反。它虽然同样地强调“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但却反对“包工组”这种小型的自由竞争方式，而是强调集中兼并，扩大经营规模，推行所谓“完全的经济核算制”。作者在《爱和功勋》里描写了一个国营农场，由于场长叶列奥弗夫由于场长叶列奥弗夫调换了这条路线，使原先的一个落后的养猪场改变成长期经济亏损的面貌，在这个基础上，又进而并吞了一个育肥场，大大地扩展了经营规模，结果使这个农场由一个“烂摊子”而一跃成为“州里最先进的农场之一”，从而建立了所谓“功勋”。在这篇特写中，农场的管理权集中在叶列奥弗夫一类“全权的人物”、“指挥官”、“指挥者”的手里。他们所推行的“完全的经济核算制”，被美化成农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重要杠杆”和“巨大的推动力”，甚至说什么凭藉它的“威力”，农场就象长了“翅膀”，得到了“广泛和充分的发展”，劳动者生活获得了不断“改善”，生产了“对土地的爱”。最后，作者通过叶列奥弗夫之口，强调必须给农场和农庄的领导人以更大的权力和利益，让他们自由地支配企业单位所获得的利润，不应当规定他们的最高工资限额，以便进一步刺激他们发展生产和追求利润的积极性。由此可见，“红星”国营农场是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垄断资本主义企业，而叶弗列莫夫之流则是一小撮地道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

苏修农村题材作品中所反映的不同倾向，即所谓分散经营还是集中经营之争，实质上是苏修统治集团中不同经济派争论的反映。这就是在农业中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究竟是应当走资本主义自由化的道路呢，还是应当走垄断资本主义的集中兼并的道路。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目的都是为了加速苏修统治集团在农村中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结果呢，都是苏联广大农村日益加剧两极分化，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使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成为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全权统治者。

近几年来，苏修统治集团为了适应社会帝国主义政治制度的需要，在经济领域中强调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加速合并农业企业，建立联合公司、农业、工业综合体，以加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农业和全国经济的垄断。这种情况反映在农村题材作品中，就是歌颂农业中加强集中兼并的趋势越来越强。苏修作家阿·彼尔采夫在1973年写成的长篇小说《黑风暴》，就是这样的一部典型作品。描写被苏修评论界吹捧为反映了“现代精神”的“权威性”作品，描写的是1960年发生在库班地区的三次大风暴。作者通过对这些风暴事件的描绘，除了竭力鼓吹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修大小头目对灾区的“关怀”之外，还力图表明农业是一个“全盘的战线”，必须加强集中兼并，抹掉一个个农庄的“分界线”。在小说的尾声中，作者声嘶力竭地喊道：为了彻底战胜灾害，必须在整个区、整个边区进行统筹的规划，建立庞大的联合组织，毫不掩饰地表明了要在农业中加速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步伐。至于1974年维·切尔内赫的剧本《适得其所的人》就更进了一步，拼命鼓吹发展“农业工业综合体”了。剧本的主人公鲍勃罗夫被公认为“农业领域的切什可夫式”的“当代英雄”，即“善于占据国民经济中的关键位置的人物”。鲍勃罗夫原为列宁格勒某工厂的工程师，带着改造农村的使命回到家乡。在一次改选农庄主席的会议上，他毛遂自荐，要求当选主席，自称懂得“新的时代——新的农庄，新的思想”。他的思想“新”在哪里呢?用他的话说，就是：“农业必须转移到工业的基础上去”。列宁曾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联合制”。鲍勃罗夫鼓吹发展跨部门的农业联合公司、建立“农业工业综合体”，正是符合了苏修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所以他才被捧为“适得其所的人”。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勃列日涅夫集团要在农业中加速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心情是何等地急切啊!

如果说在苏修当代农业题材的作品中“经济派”代表着主流的一面，那么，所谓“道德派”可以说是代表着非主流的一面。这些作品由于直接或间接地对苏修社会现状表示了某些不满，往往因此而受到了苏修舆论界的谴责。苏修作家巴巴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和《现代人》，可以说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在小说《人世间》中，作者把苏修农村中所发生的问题，不归结于一定的政治路线而归结于某些领导人的个人品质，从而诱引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理想的“领导人”的身上。《人世间》中的主人公霍尔莫夫，就是这样一个“清官”的典型。这个霍尔莫夫曾任普里库班尼耶州委书记职务，由于不忍心“年计划让生产粮食的人有粮食吃”，“为民作主”，拒绝上缴比计划多一倍的粮食，因此受到苏修统治集团的排挤，被迫退休。但是，这位“忠心耿耿”的霍尔莫夫并不甘心于过默默无闻的退休生活，居然微服出行，跑遍“人世间”。他所到之处，真可谓“黑暗立即消除，光明普照大地”。凡是各集体农庄中发生的问题，只消他向“老同事”、“老部下”打个招呼，就立即迎刃而解了。你看，在偏僻的丫叉屯，群众一听说霍尔莫夫驾到，立即聚集起来，让一位“身穿毛呢服、活象个‘圣母’”的妇女领头，双手捧着放在绣花大毛巾上的面包和盐，“恭候着他”，并向他告发专横霸道的原苏维埃主席伊凡赫宁赫。此时的霍尔莫夫就象一个青天“大老爷”，骑着马，在一群被选派出来的代表簇拥下，在群众夹道欢送声中，亲自到伊凡赫宁赫科的办公室去兴师问罪去了。在那里凭着一个电话，喊来了“老部下”，狠狠地训斥了伊凡赫宁赫科，算是为的是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事情主要决定于领导人，这个是真理。”然而，这完全是把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弄颠倒了。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今日苏联农村由于苏修统治集团推行了一条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不决定于某些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在勃列日涅夫之流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国营农场、集体农庄普遍地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的农业企业。贪污行贿、横行霸道是这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只要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一天不被推翻，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天没有被打倒，苏联农村中贪污行贿、横行霸道的现象就一天不会消灭。因此，霍尔莫夫这个人物的形象是不真实的。他诱引被压迫人民寄幻想于反动的国家机器，起着麻醉苏联人民革命斗争意志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这类作品既要歌颂“清官”，就不能不对苏修社会的真实情况作一定程度的暴露，尽管作者的本意在于小骂大帮忙，无奈苏修社会今天已处于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境地之中，经不起半点风吹雨打，最后终于把作者的眼睛当作白眼看待，在舆论界掀起了一片斥责声。

所谓“道德派”中另一部分人，则不仅不敢触及路线问题，就连触及领导机关的勇气也都没有了。他们仅把农民的不受土地，归罪于广大苏联农民的不良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最后的期限》、《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老家》、《热爱》、《边缘》等等，就是这一类的代表作品，要求苏联农民树立起热爱农村、热爱土地的道德风尚。这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代苏修社会中的城乡矛盾，暴露了苏联农民不安心农业生产而大量流往城市的现象，但由于他们根本不去揭露这个问题的阶级实质，却把原因推到了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头上，在某种意义上起着转移苏联人民视线的作用。这类作品中，1970年瓦连京·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最后的期限》最为典型。小说主人公安娜是个年满八十的农妇。她一生辛勤劳动，养育了十三个子女，大都夭折、战死。剩下的五个，只有小儿子留在农村和她一起生活，其他几个都住在城里。在她临死前几天，接到电报的子女才陆续回来，老太婆由于高兴又苟延了几天，这可急坏了那对母亲、家乡、土地毫无感情的子女。他们在预计的“最后的期限”到来时，纷纷离去，让老太婆孤苦伶仃地死去。作家对老太婆寄予同情，以她对待劳动和子女的深情来反衬“城市化”的子女对土地和母亲的无情，从而表达了作品的一个主要思想：只有农村生活才是道德美的源泉。

由于这类作品歌颂农村中的古老、老太婆、老冠以，美化农村中的封建宗法道德、传统、风俗习惯等，因而被冠以“古风派”的称号。这些“古风派”作家虽然不满苏联当前农村中复辟资本主义的现状，但其正面主张是回到古代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去，同样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当代苏修文学中出现这类作品，反映了在今天的苏修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一股古老的封建残余势力，而且在农村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苏修一向向这股封建残余势力求救，企图用封建的宗法道德观念来把农民维系在土地上，这完全是捞着稻草当救生圈，真可谓病急乱投医了。

当代的苏联社会是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他们与封建残余势力对于今天的农村现状散布了有限的、怀疑的情绪，逐步地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苏修统治集团的恐慌。近年来，苏修评论界对这类作品发动了攻势，1971年5月苏修党刊《共产党人》带头批评“古风派”作家不去反映农业劳动者生活中的新事物(如科技革命等)，反而大力歌颂旧农村的生活方式。表面上指责他们的作品缺乏时代气息，实质上是批评它们不能为苏修当前的农村经济政策服务。苏修文学中农村题材的作品所反映的各类方案走马灯式的登台表演，反映了苏修统治集团对解决农业危机问题上的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苏修社会已经是病入膏肓、气息奄奄的了。除了革命之外，无论是哪一种药方都不能挽救它的没落命运。“他们的事情是并不美妙的，他们将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这就是历史所能作出的唯一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