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虞章｜关于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怎样看待精神独立性问题

【内容提要】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把他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毕生的追求和信念。这一信念在我国新旧社会更替的时代激流中，演变成了拒不遵循历史进步潮流、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思想凭借。不应把他的这种时代局限性当作美德来宣扬，以免颠倒了是非、误导了青年学子。在对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进行辨析的同时，要阐明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精神独立性问题：第一，首先必须强调坚持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个人的精神独立性必须与此相统一;第二，必须以唯物史观原理为指导，才能深入理解个人的精神独立性问题;第三，要鼓励在国家战略导向引领下的自由探索。把个人的自由探索融入国家战略导向引领的大潮。

陈寅恪是我国近代一位学识渊博、专长治中古史的著名学者，他把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毕生的追求和信念，付之于他的治史和人生实践。然而， 由于这一信念缺乏科学的思想基础，被赋予了先在的、至高无上的位置，在我国近代时代大变革的历史激流中， 就由一种学术理念演变为拒不遵循历史进步潮流、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思想凭借，这是令人惋惜的。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思想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陈寅恪热”。一些人把这位史学家的时代局限性当作美德来赞颂，不加分析地颂扬“一代大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股脑地赞扬他的“风骨”和“气节”;或借抽象地谈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表达“去意识形态化”、“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诉求。时至今日，还有人把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奉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准则和“大学的基本精神”。在一些年来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事件中，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已成为有些人为错误倾向张目、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旗帜。故此，怎样看待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进而阐明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精神独立性问题，已越出了史学的领域，成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必须讨论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陈寅恪对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过多次阐释，最早和最有代表性的见之于他1929年所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即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碑文，此碑至今仍然完好地矗立在清华大学第一教学楼的北侧。碑文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忘。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里涉及到了对王国维死因的看法。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于1927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其原因学界说法不一。据赵万里所编王国维年谱，“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指考新生试卷)毕，草遗书怀之，……”于是，次日在处理一些事情后，就怀着写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发生了投身昆明湖的悲剧。年谱中所说“甲子之变”，是指1924年冯玉祥率其国民军把溥仪逐出清宫一事，使时为溥仪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深感奇耻大辱。所称“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是指1927年第二次北伐的军事前锋，即将直抵北京的形势，使之预感到比甲子之变更甚的祸难将至，故才有义无再辱的殉身之举。从这样的联系看，王国维之死很难说与“一姓之兴亡”无关，而是与他内心深怀的清廷遗老的情结和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恐惧分不开的。

陈寅恪在赞颂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时，提出了“文化之痛”说来解释王国维之“不得不死”。他在1927年所撰《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种看法应说是较为深刻的。因为所谓“文化之痛”核心是价值观之痛，这种价值观是“为此文化所化之人”的生命所依、人生支柱，当这种文化无可挽回地衰落之时，视此文化为生命之人的人生支柱就在极度苦痛中垮塌了，就会觉得生命的存在完全没有意义了。这样分析也是合乎逻辑的。

但是人们不禁要问，这里所说“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因此文化的衰落而决意为之殉道的文化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化呢?他在这一挽词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之说”，就是说中国文化的要义和规定都体现在东汉班固编撰的《白虎通义》所阐述的以三纲为核心的整个社会伦理关系之中了。这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它还能存在的基础和支柱，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当这种制度走向灭亡，作为这种制度的反映和为之服务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已是“纲纪之说，无所凭依”，“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终于“一死从容殉大伦”了。由此看来，既然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纲纪之说已无所凭依，以致要“一死从容殉大伦”，那么，王国维之死也并非与清廷之兴亡无关。而是在思想精神上、文化上与之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此，“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的独立自由意志又在哪里呢?

陈寅恪当初提出和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本意，是否在赞扬王国维的学风和申明自己治史的方法论原则呢?这也是有根据的。就陈寅恪的治史实践说，他反对人云亦云、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要求注重充分占有史料，缜密研究，“在史实中求史识”，得出自己的结论。据他的一位卞姓学生1932年对陈寅恪开晋至隋唐文化史课的谈话记录，陈寅恪表示不赞成一些研究者一味抄袭古代典籍，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也不赞成当时的留学生用外国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而是强调：“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就是要看原书，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这里提到的实事求是，是古语中所说在训诂考据中要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的意思。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同他对多种语言文字的熟练掌握和对浩繁史料的娴熟鉴别运用相结合，使他每下一说，必博求佐证，致所得结论往往“发古人未发之覆”，在史坛形成新的见解。这方面，一些研究者举出了许多实例，来说明陈寅恪的考据之学如何长于对史料的占有、鉴别、运用，严密考证、旁征博引，提出新解的情况，其中有积极意义的内容自然值得有关学人借鉴。这不是本文所论的话题。

这里要讨论的是，陈寅恪自幼浓厚的家训熏陶和十多年间在西方游学的研读，固然使他具有中西文化的底蕴;但固守这一时期形成的世界观，却使1925年回国后活跃在中国史坛上的陈寅恪，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启的中国历史新篇、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的中国文化生力军向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的英勇进攻，隔绝开来。这不是说在革命风暴年代就不可以潜心于考据之学，而是说固守早年形成的世界观必然走向拒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这也使其治史的方法论原则具有因缺乏科学的思想基础而必然酿成的局限性。

一位李姓学生这样回忆当年上陈寅恪第一次堂课的难忘印象：“他不同意黑格尔把历史说成是人类理性或精神的自由发展;也不赞成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刻板地分为五种社会形态”，认为人类历史“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必然规律”。陈寅恪曾说自己读过《资本论》，但又不认同《资本论》中贯穿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他称自己的史学方法既非一元论，也非二元论，不属于唯心论，也非唯物论，可以说是多元的史学方法”。我们今天已无需去深究当年在概念和思想上的某种混乱，但需着重指出，由此可见陈寅恪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不理解、不接受和加以否认的，这对于社会历史研究者是根本性、致命性的缺陷。

马克思把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生产关系的总和称之为社会，又随时随地深入研究与这种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力之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就是一定的社会形态。一定社会形态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推动着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使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阐明的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演变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归根到底就是社会形态发展、演进的历史。陈寅恪说要在史实中求史识，可是否认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就不见了根本性的史实，又从哪里求得根本性的史识呢?当然历史离不开细节，对重要的细节进行深入考察，也可以求得重要史识，丰富对根本性史识的认知。那么不是把一定历史人物、一定历史事件、一定历史变动的有关细节的考据，放到特定社会形态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中去研究，才能获得更准确、丰富的认知，而不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吗?

当我们在进一步关注陈寅恪固守的世界观和基本理念的思想渊源时，可以发现它同柏拉图理念学说的内在关联。在1954年成稿的《论再生缘》中，陈寅恪说自己：“及长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期间他想必也读了柏拉图的著作。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他把柏拉图的理念学说同中国古代的三纲六纪说共同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所谓“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可见其对柏拉图理念说的推崇。

柏拉图的理念说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独立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永恒不变的、真实的世界，而我们所处的现实的、可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不真实的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和影子。这样，理念世界无疑就是世界的本原，理念世界先于现实世界、高于现实世界。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观点当然是站不住的，陈寅恪也不会同意。但从其对柏拉图理念学说的推崇看，从其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颂扬为“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永恒真理看，从陈寅恪的歌颂者对陈寅恪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以时代为转移”、是“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的称颂看，不能不认为柏拉图的理念学说是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重要思想渊源。当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当作先在的、至高无上的原则来面对中国新旧社会更替的伟大历史变革潮流时，就势必表现出本文开头提到的令人之为惋惜的时代局限性了。

二

新中国成立，新旧社会形态更替，宣告了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终结，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短短几年中，经过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大斗争，相继采取没收官僚资本，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取缔旧社会丑恶现象、三反五反等重大举措，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社会安定，国家生机勃勃，人民意气风发。

于新中国事业百废待兴中，党中央决定加强历史研究，以助资政。1953年在国家层面设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内设立上古史(一所)，中古史(二所)，近代史(三所)三个研究所。由郭沫若兼任一所所长，范文澜任三所所长，拟请陈寅恪出任二所所长。于是就由曾是陈寅恪的高材生和助教、这时已是共产党员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持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邀请信前往中山大学请陈寅恪北上任职。

汪篯1953年11月21日递交信件后，陈寅恪次日即作答复，提出了要他到北京任职的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陈寅恪的一位助手曾劝他不必如此，陈寅恪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十天后，陈寅恪又同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长谈，并口述了一篇长文，由汪篯记录下来，带回北京，作为对科学院的答复。

在这个答复中，陈寅恪重申了其宗奉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绝对性和至上性：“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答复中把历史学研究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对立起来，认为马列主义是历史学研究的“桎梏”，借以作为要求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理由”：“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

这里所说不要有“桎梏”，是沿袭1929年王国维纪念碑铭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说法。在此答复中，陈寅恪说“俗谛之桎梏”当时是指三民主义而言，可是接着又把马列主义指为“桎梏”了。

答复中还以其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标准，对昔日的弟子加以训诫和警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 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

这些言辞着实是令人惊讶的。就马克思主义指导与历史学研究的关系言，马克思以前的历史学至多只是搜集了片段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进程的个别方面。而作为革命家和科学巨匠的马克思，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利益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的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可能得出的结论，破天荒地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才为科学地研究和说明历史提供了唯一科学的方法。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社会状况作了精确的科学分析，科学把握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定位和特殊国情，才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中一系列复杂问题、形成一系列独创性理论的基本前提。可见，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历史研究的“桎梏”，同近代以来人类思想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发展历史的整个逻辑，是多么地相悖。

这里，我们试图进而发现陈寅恪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如此态度的一些思想脉络。

1948年12月当清华园已在庆祝解放、北平即将迎来解放的时候，陈寅恪选择了离开北平。在乘机飞往南京的途中触景生情，迸发出了“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的诗句，既把他在新时代到来前的逃离比作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又恰似对即将逝去的旧时代的挽歌。但毕竟一切时代的统治思想都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长期生活在旧中国的陈寅恪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关于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反动宣传的影响，故对他此时的行为和思想固不必多加苛责，但至少表明了他刻意同历史进步潮流保持着距离。在离开北平后他拒绝国民党方面人士的劝说，坚持不去台湾，这又是必须肯定的。在离开北平的前夕，陈寅恪曾对人明确表示“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 苏东剧变之时，有人说陈寅恪那时不赞成俄式共产主义，今天看来是可以理解的。言外之意是似乎陈寅恪早就看到了苏联在制度、体制、治理方面的问题。这种调换时空，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苏联曾是世界进步人士的仰望所在。“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实质上还是不赞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践，这同他所以要离开北平的原因也是有内在关联的。

建国之初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新旧社会形态更替中必然要发生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变革的进程。随着各项社会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事业的胜利推进，在全社会出现了学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对于政权的巩固和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发现和纠正工作实践中的缺点，也是为了更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立国之本。陈寅恪对于这一历史进程深不以为然。借听有人说北京琉璃厂的从业者已改营新书一事，赋诗称：“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表达对新旧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更替的不满和叹息。在前述对汪篯的谈话中说;“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 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就是在斥责他旧时的学生学马列主义去了。

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采取如此匪夷所思的态度，当境外敌对势力拿自己说事，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马列主义时，也就无动于衷了。陈寅恪在1954年成稿的《论再生缘》考证和歌颂了乾隆年间他认为是一位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女性，此文经赠送章士钊后被带去香港，香港某编译所获此文后加入了“关于出版陈寅恪先生近著《论再生缘》的话”于1959年出版。该出版的话中称：“自中共以马列主义的教条控制大陆文化学术界以后，一般学人已失去思想、研究、发表的诸种自由。除了合乎马列主义的教条者外，其余一概视为反动思想、千方百计地加以排斥……陈先生在此书中一再慨乎言之”。对于拿自己说事如此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马列主义言论，即便其时中山大学党委查明原委后表示出版的话无非想挑拨陈和党的关系，党信任陈寅恪，不会让别人的挑拨得逞后，也未见陈寅恪本人对出版的话的攻击有任何正式的回应。

从这些思想踪迹和脉络看，陈寅恪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采取不满和拒斥态度，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何以会形成这样的思想基础呢?如前文所提及，应是陈寅恪幼时的家学熏陶和游学西方十多年间形成的世界观所使然。这里还要重复引述陈寅恪的话：“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这是理解他复杂世界观的基本要素。

陈寅恪是一位中国文化本位论者，其所说中国文化是指中国古代文化。当他 把这种中国文化本位思想同柏拉图的理念学说融合起来，问题就大了。一方面会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主观理念当作先在的、永恒不变的、至高无上的原则来衡量处于时代变迁中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这种衡量褒贬的标准，最终也不可能越出由三纲六纪说所规范的中国文化本位的界限。这样，在中国大地上新旧社会形态更替之际，就不能不使得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曾经的学术理念进到他自称绝不愿涉及的政治领域，成为固拒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指导地位确立的思想支撑。越是固守他不能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就越是固拒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独立精神”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固拒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这不是什么足见陈寅恪是“一位真正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纯粹学人”，而是一位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进步潮流面前固步自封，走上孤独的生命之路的悲剧。

至于气节，是指在正确的政治原则、道德原则上保持坚定性和坚持性的正气凛然的品格。气节是有时代性和阶级性的。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气节观。在是否应坚持抗战问题上，陈寅恪虽曾持有错误观念。而在迁居香港后，日军有向正在香港的陈家馈赠米面一事，遭陈寅恪坚决拒绝，这尚不失为是有民族气节的表现。但把他建国后固拒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表现也称之为有气节，立场、方向就错了，固拒马克思主义是邪气而非正气。

在纪念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时候，在适当场合恰当地指出他的时代局限性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尤其不能把这种局限性当作美德来颂扬，奉之为典范和偶像，以免颠倒了是非、歪曲了历史、误导了众多的青年学子。

三

人们会问，如果撇开了陈寅恪赋予其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特定含义和相关的历史联系，我们不是也需要和应当强调精神的独立性和鼓励科学研究中的自由探索吗?应该怎样正确看待这一点，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必须回答的理论或实际问题。

第一，首先要强调坚持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个人的精神独立性必须与此相统一。

为什么首先要强调坚持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起来，必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发展。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灵魂。只有精神的发展达到一定高度，坚持这样的精神独立性，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独立性，一个国家、民族就不仅不可能发展强大起来，还会面临严重的恶果、空前的灾难。

有学者提到，西方的冷战专家曾声言：一个失去了精神的中国是无害的，只有让他们从精神上缴械投降，我们才有赢的可能。这话值得我们警觉。敌对势力扬言要使中国“去精神化”，就是妄想摧毁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将士能够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靠的就是我们国家、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昂扬。在今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安全形势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大的背景下，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要做到在任何困难、风险、挑战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吓不倒、压不跨，也必须靠坚持、发扬国家和民族精神独立性这种强大的精神支撑。因此，必须要把坚持和发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放在首位。这种精神独立性是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孕育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提升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鲜明特征的。为此，就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这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关键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道德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如果我国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这一深刻论述和告诫，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必须首先坚持、捍卫、提升我们国家、民族的精神独立性，绝不能让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受到侵蚀和冲击，个人的精神独立性必须与之相统一，这是没有疑义的。

顺便提一句，也许有人会说陈寅恪也提到过彰显民族的精神独立性，但那是在他晚年的力作《柳如是别传》中把这种独立性落实到清初一位有反清复明思想的名妓身上，这同我们讲的国家、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实在是大相径庭了。

第二，必须以唯物史观原理为指导，才能深入理解个人的精神独立性问题。

人是怀着自觉目的行动的主体，任何人的行动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这就会有一个错觉，仿佛精神是脱离客观世界而独立存在的，思想是完全自由而不受任何制约的。的确，人们是自己的思想、观念的生产者，但它们是必然地受到自己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发展的制约的。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有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传统和观念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们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不受一定生产方式、历史条件制约的精神、观念、思想等等是不存在的，只有一定社会存在、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精神、观念、思想等等，没有抽象的、脱离具体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问题只在于，在社会历史领域人们的精神、观念、思想是否符合历史进步要求和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历史进步要求和人民大众利益的精神、观念、思想才是有价值的、值得发扬的;反之就是不值得发扬以至要反对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论述了人的独立性和个性问题，它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独立性、个性概念的。他说：“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对我们党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创造性的个性“是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破坏性的个性“同党性不一致”。又说：“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强调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必须是与党性统一的”，而“有些人所谓的发展个性就是说，我们拥护新民主主义，就必须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新民主主义，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主张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打日本，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反对汪精卫，就一定要有一批人拥护汪精卫，才算是发展个性。这种发展个性，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这是结合当时具体历史条件，运用唯物史观关于是否符合历史进步要求和人民利益的标准，阐述个人独立性问题的生动范例，也为今天怎样看待个人的精神独立性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

要懂得我们讲精神独立性，是有立场有方向的。并不是任何一种精神独立性都是值得提倡和发扬的。今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大地上最伟大的历史进步潮流，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所在。把唯物史观的要求运用于今天的实践，就要坚持发扬与这种历史和时代要求及人民根本利益相适应和契合的精神独立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进军中，努力谱写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定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团结奋斗和攻坚克难、创新思维和创造才能的崭新篇章。

第三，要鼓励在国家战略导向引领下的自由探索，把个人、团队的自由探索融入国家战略导向引领的大潮。

对此，这里着重就科技领域问题进行说明。

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要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科技现代化作为战略支撑。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必然要求和充满着不断创新和积极的探索。尤其是今天，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和不断突破，科学研究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密集活跃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互相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这一形势把科技创新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而创新与探索是密不可分的，探索是创新文化、创新生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和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的全国科技大会暨两院院士大会上总结新时代党领导科技工作的经验时，提出的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战略导向，集中概括体现了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对科技事业的迫切需求，覆盖了科技事业的全链条、全领域，为所有创新、探索活动进一步明确了方向。他并指出：“强化重大科学问题的协同攻关，同时鼓励自由探索”，可理解为是指在重大科学问题协同攻关的明确要求和目标下，在选定的攻关路径之外同时鼓励其他路径的自由探索，以求在互相协同和良性竞争中有利于攻关的突破，更完善地提出原创基础理论，掌握底层技术原理。这是鼓励自由探索的重要目的和意义。从广义的角度说，只有把个人和团队的自由探索融入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引领的大潮，才能从社会的迫切需求中汲取创新的灵感和智慧，捕捉特定的发展趋势，获得激励前进的不竭动力，更好达到探索的预期目的。所以这种自由探索，并不是脱离社会实际需要的个人随心所欲的自娱自乐，鼓励自由探索的实质，既是鼓励发扬“创造性的个性”，弘扬科学家精神，在国家战略导向引领和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引下，不断在探索实践中解决主观和客观、已知和未知的矛盾。这将使得整个社会的创新生态更加富有活力。当然，探索中可能会有失败，以至遭遇多次失败，这是科学研究中的正常现象，而失败乃是成功之母，科技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例。

综合本文的全部论点，认为不应不顾其固有的时代局限性，不加分析地颂扬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条;要警惕打着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旗号，宣扬错误观点的倾向。同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重发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个人的精神独立性要与此相统一;要鼓励在国家战略导向引领下的自由探索，把个人、团队的自由探索融入国家战略导向引领的大潮。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3】《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

(作者：冯虞章;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