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老的资本主义，为什么更加危险？

原编者按：2018年5月7日，著名思想家萨米尔·阿明教授应邀到访清华大学，发表题为《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代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主旨演讲。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由该所所长汪晖教授主持，岭南大学刘健芝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慕唯仁(Viren Murthy)副教授担任特邀与谈嘉宾。

本篇演讲整理稿分为三部分，本文为第二部分。

萨米尔·阿明教授(右)，岭南大学刘健芝教授(左)(薛翠拍摄)

资本主义的衰老：从周期危机到系统性崩溃

对当代世界的分析，不能停留在讨论资本主义遭遇何种挑战、如何调整以延续自身运行，而必须直面一个核心命题：资本主义已进入不可逆转的衰老阶段，抵达其历史发展的临界点。在这一节点上，资本主义内部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扭曲、社会两极分化与结构性矛盾，已经无法通过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市场的延伸与技术的迭代得到根本性修复，资本主义赖以维持运转的内在逻辑正在失效。

回溯历史，早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一批具有远见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已敏锐洞察到，资本主义体系正开启一场旷日持久的深层危机。这场危机并非短期波动、周期性衰退，而是贯穿数十年、渗透经济政治文化全领域的系统性崩溃。从历史脉络来看，资本主义经历了两次漫长的系统性危机：第一次危机发端于19世纪末，第二次危机则以1973年为标志性起点，而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正深陷于第二次漫长危机的纵深之中。

19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众多司机在美国一家加油站排队加油

面对这场贯穿数十年的系统性危机，掌握生产资料与国家权力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并未选择推动社会公平、改善分配结构、修复生产关系，而是采取三套以维护垄断资本利益为核心的应对策略，进一步将资本主义推向自我瓦解的边缘。

第一，全面走向垄断，推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加速转型。垄断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市场集中，更演变为垄断资本对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少数寡头资本集团通过兼并、联合、控制产业链与金融体系，形成凌驾于市场与社会之上的权力结构，彻底颠覆了自由市场的理想图景。

第二，深度推进全球化，以全球化作为转嫁危机、强化霸权的工具。全球化并非资本主义的独创产物，早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人类社会就已存在跨区域的交流与联结：古代丝绸之路打通亚欧非大陆的商贸往来，宗教跨地域传播形成文化与信仰的全球流动，都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的典型形态。但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服务于危机应对与霸权扩张，其核心逻辑是加剧中心与边缘、帝国主义霸权国家与被支配社会之间的两极分化。这种分化不以边缘国家是否获得形式上的政治独立、是否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实现局部发展为转移，而是根植于资本全球扩张的剥削本质。

第三，全面转向金融化，为过剩资本开辟投机性获利通道，形成以“浪费”为特征的剩余价值吸收机制。金融化的本质，是让大量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剩资本不再投入生产体系扩张、技术革新与社会再生产，转而通过金融投机、品牌溢价、非生产性消耗等方式获取超额利润。我将这种机制概括为“组织消耗”，这种消耗呈现出双重性：一部分消耗具有社会正向价值，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虽以消耗资本为形式，却服务于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另一部分则是纯粹的无效浪费与破坏性消耗，如过度营销、品牌溢价、军备竞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等，这些行为不创造社会财富，仅为资本攫取暴利，加剧社会资源错配与人类生存风险。

这一金融化与第三部门的理论框架，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巴兰(Paul A. Baran)和斯威齐(Paul Sweezy)在1966年左右提出，成为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关键工具。马克思经典理论中将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已不足以解释当下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必须引入以吸收剩余价值为核心的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以多样形态吸纳社会剩余，无论这些剩余对社会有益、有害或完全无用，都是资本主义维持运转的必要环节。

令人深思的是，多数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学院派学者，未能认识到第三部门的核心意义，而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导者，却在实践中深刻把握这一规律。他们并非书斋学者，而是领导社会革命、执掌国家政权的实践者，正是基于对现实资本运行的透彻理解，才看清金融化与剩余吸收机制的本质，这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根本立场。理解金融化、理解第三部门，是读懂当代资本主义衰老本质的关键钥匙。

衰老的资本主义：更凶残的生存逻辑与暴力转向

资本主义进入衰老阶段，绝不意味着像自然生命一样，在某一时刻因自身衰竭而平稳消亡。相反，衰老的资本主义体系会为了延续自身存在，变得愈发极端、愈发暴力、愈发不择手段，以摧毁社会公平、破坏和平稳定、践踏民主权利为代价，维护少数资本集团的利益。

这一转变意味着，人类社会彻底告别了战后一段时期内相对和平、民主发展、追求理性进步的阶段，告别了“历史终结论”所宣扬的资本主义永恒胜利的幻象，进入一个战争与革命、进步与反动、暴力与反抗并存的动荡时代。在这一时代，资本主义为了自救，不惜挑起冲突、制造分裂、推行霸权，将整个世界拖入持续动荡之中。

回顾历史，资本主义第一次漫长危机引发了全球剧烈震荡与历史转向，催生了截然不同的应对路径，深刻改写了人类文明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全球大萧条等经济政治灾难，触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抗与变革：俄国革命冲破帝国主义链条，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法国、西班牙人民阵线运动兴起，推动社会改良与工人权益保障;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通过国家干预缓解社会矛盾;与此同时，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等极端反动势力崛起，以侵略、屠杀、独裁回应危机，给人类带来空前浩劫。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更是第一次危机的历史性回响：苏联红军战胜纳粹法西斯，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万隆会议凝聚第三世界力量，一大批国家实现政治独立。这些历史事件共同构成世界对资本主义第一次漫长危机的总体回应，而凯恩斯主义仅为其中微小的政策调整，绝非历史变革的核心动力。历史清晰表明，应对系统性危机的，从来不是局部的政策修补，而是颠覆性的社会运动与制度变革，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激烈博弈，决定着人类历史的走向。这一历史逻辑，在当下第二次漫长危机中同样适用，一系列重塑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正在以新形式重演。

1945年4月30日，红军夺取德国国会大厦

第二次漫长危机的核心特征：垄断、全球化与金融化的极致化

相较于第一次漫长危机，资本主义应对第二次危机的策略呈现出三大核心特征，既是历史逻辑的延续，又在程度与形式上实现质变，将垄断资本的统治推向新的高度。

（1）垄断资本的全面控制：从市场垄断到社会统合

垄断资本在第一次危机中初步形成，在第二次危机中实现力量的极致强化，完成从经济垄断到社会统合的质变。垄断资本的控制不再局限于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是渗透到所有经济活动、社会分工与日常生活之中。当下，几乎所有市场主体，无论形式上是否独立，都已沦为垄断资本的分包商：小型企业、个体经营者、农业生产者，看似拥有独立经营权，实则被垄断资本牢牢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失去定价权、生产权与发展权。

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为例，农场主在形式上是独立经营者，却完全受制于垄断资本：上游，种子、化肥、信贷、农机等生产要素，被少数巨型垄断企业垄断，农场主没有选择空间;下游，农产品收购、加工、销售、流通环节，同样由垄断资本掌控，形成完全人为操控的价格体系，彻底背离所谓“市场均衡价格”。垄断资本可以肆意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将农场主的收入压缩至零甚至负值，迫使政府动用财政资金补贴农业。本质上，这是全体纳税人通过政府补贴，向垄断资本输送巨额垄断租，是资本对社会财富的公开掠夺。当前，全球多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已通过详实数据与实证研究，充分证明垄断资本已进入全面控制的新阶段，关于概念界定的学术争论，无法改变这一客观现实。

（2）全球化的深度异化：回归原始自由主义的剥削本质

第二次危机的第二大特征，是全球化的深度异化，以“新自由主义”为名，行“原始自由主义”之实。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并非从零开始，而是历史的延续，但其核心目标从跨区域交流，转变为通过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彻底解除对资本的约束，回归19世纪初英国早期资产阶级的野蛮自由主义。

1820年的原始自由主义，以彻底剥夺工人权利、放任资本剥削为核心，没有劳动保护、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分配调节，资本可以无限制压榨劳动力。当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欧日等西方权力机构，将这套原始自由主义包装为“全球发展良方”，向世界各国强行推行，本质上是为垄断资本扫清全球扩张的制度障碍，加剧全球范围内的剥削与两极分化。

（3）金融化的指数级扩张：资本主义衰老的核心信号

第三大特征是金融化的指数级扩张，第三部门成为美欧日三巨头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唯一持续增长的领域，成为资本主义衰老的最鲜明标志。数据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金融化主导的第三部门在GDP中占比仅约1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比重上升至30%左右，呈现缓慢增长态势;而在过去70年，尤其是近20至40年间，第三部门占比呈现指数级飞跃，增长速度持续加快，彻底打破经济结构平衡。

金融化扩张伴随着资本消耗的加剧，这种消耗同样具有双重性，我明确反对在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推行紧缩政策，这类资本投入虽属于“第三部门”，却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必需的正向消耗;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无意义的军备竞赛、过度商业营销等，则是纯粹的破坏性浪费，既不创造社会价值，又威胁人类安全，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集中体现。

当我指出资本主义已陷入系统性困境、难以为继时，西方的保守反动势力，以及一些善意的中国友人，往往会以相似逻辑提出反驳：“不对，不是这样的。”他们宣称，当前增长放缓仅局限于美欧日三巨头等工业强国，全球经济增长重心正转向南方国家，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南方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未来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也可能接续动力。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当下并非资本主义整体危机，而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局部危机。

对此，我必须明确回应：这种增长重心的转移，究竟意味着什么?将带来怎样的后果?答案是，旧式西方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全球霸权，会以愈发激烈的对抗与更暴力的手段，强行维系对世界的控制。这种企图从未停止，并且在当下仍在不断得逞。

文字整理：薛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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