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是奠定在对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深刻剖析之上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然而，马克思的独创性贡献，并不在于发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早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阶级作过经济上的解剖。

巴菲特在2006 年 11 月 26 日《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说道：

“阶级战争确实存在，但这(场战争)是由我所在的阶级——富人阶级发起的，而且我们正在大获全胜。”

在这段话流传开之前，巴菲特在 2005 年 5 月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鲁·多布斯采访时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这就是阶级战争，我所在的阶级正在获胜，但他们不应该获胜。

巴菲特为什么这么说?

作为一个身处金字塔尖的亿万富翁，巴菲特抛出这一论断并非为了煽动对抗或是对打工人同情，而是为了揭露和批判美国税收体制的荒谬。

当时，巴菲特在自己的公司做了一个内部调查，计算了办公室里每个人所缴纳的联邦所得税和工资税占其总收入的比例。

结果令他震惊，作为世界首富之一，他因为大部分收入来自资本利得(当时美国资本利得税率远低于个人薪资所得税率)，他的实际税率只有 17.7%;而他的秘书、前台甚至清洁工，却要承担高达 30% 以上的实际税率。

巴菲特对此现象产生了警惕，于是他公开炮轰当时的政策，认为政府在过度“溺爱”富人，而针对富人发起的“减税”和福利剥夺，本质上就是富人阶级利用政治和资本影响力，对中产及底层发起的一场单方面劫掠(即他所说的“阶级战争”)。

因为巴菲特很清楚，这种局势一直发展下去，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毁灭。

而马克思的真正突破在于此，他用一条贯穿始终的逻辑红线，将阶级斗争指向了一个必然的终点。

马克思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个判断，绝不是理论家在书斋里的主观臆断，也不是道德控诉，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以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手缔造了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并将其推上了夺取政权的历史舞台。

阶级斗争为什么必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要看清阶级斗争的走向，首先要看清资本主义财富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是点金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打大的财富，但它的每一枚金币，都浸透了打工人的汗水。

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不是因为他们“勤劳致富”，而是因为他们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些隆隆作响的机器、堆积如山的原材料、宽敞的厂房。而工人除了双手和一双眼睛，一无所有。

为了活命，工人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卖给资本家。

资本家按天付给工人薪水，买下了工人一天的劳动时间。假设工人干了4个小时，制造出来的商品价值就足够支付他一天的工钱和伙食费了。这前4个小时，叫做“必要劳动时间”。

如果资本家此时让工人下班，资本就无法增殖。因此，工厂的钟表不会停，工人必须继续干。后面这超出的时间，叫做“剩余劳动时间”，它所创造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

这笔被白白拿走的剩余价值，没有回到工人的口袋，而是变成了资本家的利润，变成了账面上的流动资金，变成了第二年用来购买更多机器、雇佣更多工人的新资本。

随着技术的发展，资本家开始大规模引入机器。织布机代替了手工织梭，蒸汽锤代替了锻铁工的臂膀。机器的出现本应减轻人类的负担，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成了奴役工人的新枷锁。

机器越先进，效率越高，工厂需要的工人就越少。大批工人被抛向街头，沦为“相对过剩人口”，也就是庞大的失业大军。

门外排队等候工作的失业者越多，门内工人的腰杆就越软。资本家借此可以肆无忌惮地把工资压低到维持生存的最低极限。

机器是不知疲倦的，为了让昂贵的设备不闲置，工人必须像一颗螺丝钉一样，死死钉在传送带旁，跟上机器的节奏，承受超负荷的肉体折磨。

这种生产方式结出的果实，只能是两极的绝对对立。

在一极，是财富的疯狂积累。地租、利息、利润像潮水一样涌向少数资产阶级的金库。他们用煤炭、钢铁、棉花和股票编织起一个庞大的金融与工业帝国。

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无产阶级在创造世界全部繁荣的同时，自己却陷入了朝不保夕的赤贫状态。

正如马克思所形容的，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脏东西。这种经济上的绝对不平等，构成了阶级斗争无法调和的火山底座。资本主义越发展，这座火山的熔岩就积压得越厚，未来爆发的威力也就越大。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庞大的现代生产力，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不是一天长大的。从一身泥土的破产农民，到砸毁机器的盲目暴动者，再到组织起来夺取政权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经历了一个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痛苦受洗过程。

在资本主义初期，工人们并不知道折磨他们的真正元凶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把愤怒发泄在具体的物件上。

工人们成群结队地冲进工厂，用铁锤砸碎蒸汽织布机，纵火烧毁厂房。他们以为，是这些“铁怪兽”抢走了他们的面包。

这种抵抗是原始的、自发的、孤立的。

在这个阶段，工人阶级还是一群散落的砂砾，甚至经常被资产阶级利用，去反对封建地主和专制王权，他们是在为别人的敌人而战。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最好的阶级教具。随着大工业的扩张，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蒸汽机和工厂把成百上千、成万上亿的工人集中到了密集的工业城市中。在同一个车间里，在同样的恶劣环境下，工人们并肩劳动。他们发现，大家的命运是一样的，工资是一样低廉的，前途是一样绝望的。

大工业抹去了他们个体之间的差异，把他们熔铸成了一个统一的集体。

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底特律)让无产阶级感受到了自己的群体力量。他们不再是乡村里孤立的农奴，而是城市里密密麻麻的产业大军。

铁路、电报以及后来的现代化交通网络，打破了地域的界限，让不同地区的工人能够互相声援、彼此串联。

工人们开始结成同盟，建立工会，为了防止工资被继续压低而共同斗争。他们开始学会罢工，用集体停工的武器让资本主义的动脉停摆。

面包的斗争终究是有极限的。工人们很快发现，即便通过罢工赢得了几分钱的工资提高，或者缩短了一小时的工作时间，资产阶级很快就会通过提高物价、房租或者发明新机器来把这点果实重新夺回去。

更重要的是，每当工人运动触及资本家的核心利益时，警察的警棍、军队的枪弹和法庭的判决书就会立刻砸向工人。国家机器掀开了它“中立”的面纱，露出了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本质。

无产阶级终于醒悟过来：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工人阶级的目标不能仅仅停留在厂房里和资本家讨价还价，而必须把矛头指向天平的顶端——夺取国家政权。

在资产阶级学者的笔下，国家被描绘成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公证人”，是凌驾于所有社会阶级之上的、为了“公共福利”而存在的组织。

法庭是公正的，宪法是平等的，议会是人人可以发声的。

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的解剖刀，彻底割破了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唯物史观表明，国家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神灵的赐予。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分裂为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时的产物。为了防止这些对立阶级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一同消灭，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才成为必要。

这种力量的作用，就是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

而这个“秩序”，就是允许统治阶级合法地、安稳地剥削被统治阶级的秩序。国家本质上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来镇压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如果没有常备军、警察、监狱和官僚机构这些特殊的武装队伍，少数资产阶级凭什么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老老实实地接受剥削?那些冰冷的铁窗和上了膛的步枪，才是资产阶级国家最真实的底色。

资产阶级常常夸耀他们的民主制度，比如定期选举、言论自由、三权分立。但这种民主对穷人来说，是一场玩不起、也赢不了的游戏。

正如马克思辛辣地指出，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每隔几年允许人民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代表并压迫人民。

只要生产资料还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只要经济的命脉还在董事会手里，那种表面上的政治平等就是一张擦脚布。

这个国家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既然资产阶级可以用暴力和伪善的法律维持他们对多数人的专政，那么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就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打破这个旧瓶子，建立属于自己的新政权。

既然旧的国家机器是剥削阶级的压迫工具，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能不能直接继承这套旧机器，搞一个温和的、“全民的”民主政府?

马克思的答案是：绝对不能。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打碎它、摧毁它，并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深刻性决定的。

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退出历史舞台时，都绝不会甘心自动交出自己的权力和财产。

资产阶级虽然在革命中被推翻了，但他们在国际上还有强大的资本纽带，他们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广泛的海外联系，以及大批隐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技术官僚和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私有制的陈旧观念，每天每时都在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倾向。

被打倒的资本家会百倍地疯狂、千倍地仇恨，企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如果无产阶级没有铁腕手段，没有枪杆子，没有属于自己的坚强政权，那么昨天的起义者今天就会被推上断头台，巴黎公社流血成河的惨剧就会重演。为了保卫革命果实，无产阶级必须对剥削阶级实行坚决的、毫不妥协的专政。

以往的任何革命，例如奴隶主代替氏族首领、封建地主代替奴隶主、资产阶级代替封建地主，都只是用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用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代替旧的剥削阶级。

他们的国家机器不需要大改，只要换个主人、调整一下枪口方向即可。

但无产阶级革命不同。

无产阶级是最底层、最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阶级。它的历史使命不是去占有别人的财产，而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阶级压迫的根源。

要把银行、铁路、矿山、大型工厂从私人手里收归国有，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产。要打破资本逐利的盲目生产，建立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标的计划生产，彻底消灭经济危机。要逐步缩小并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触及社会骨髓的伟大改造。没有一个集中统一、权力高度凝聚的革命政权，要完成这个跨越时代的巨幅工程，完全是痴人说梦。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恰恰相反，它是历史第一种新型的国家体制。

无产阶级专政 = 对绝大多数人的民主 + 对极少数剥削者的专政

在私有制社会中，民主是富人的特权，专政是穷人的枷锁。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掌握了国家的印章，成为了社会的主人。这种对劳动人民的广泛民主，正是对反革命破坏分子实行无情专政的力量源泉。

马克思眼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绝对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更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永恒的、高高在上的国家怪物。

恰恰相反，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国家形式。

它的诞生，就是为了给国家的消亡创造条件。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产生、发展到消亡的过程。国家既然是阶级对立的产物，那么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

当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私有制被彻底送进历史博物馆，大工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像泉水一样充分涌流时，划分阶级的经济基础就不复存在了。

世界上不再有资产阶级，也不再有地主;大家都是自由的劳动者，彼此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压迫。既然没有了需要被镇压的阶级，没有了需要被剥削的群体，那么负责镇压和剥削的特殊武装力量——国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在过渡时期结束后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的政治管理职能将逐渐失去作用。

政府对人的统治、对阶级的压迫，将逐步转化为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和对物质资料的分配。原本用来维持统治的警察、法庭和监狱，将变得多余;原本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将简化为处理公共事务的、透明的志愿者网络。

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随着国家的消亡，人类将彻底告别那个充满血腥、压迫、剥削和阶级仇杀的“史前时期”，正式跨入真正的人类历史——共产主义社会。

在那样的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类将不再受盲目的经济规律和资本锁链的摆布，而是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真正完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伟大飞跃。

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不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而是一把剖析人类历史发展大势的解剖刀。它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繁荣不过是暂时的历史驿站，它内部孕育的矛盾必然导向自我的否定。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哪一个天才理论家的发明，它是亿万工人在面对冰冷的机器、贪婪的资本和残酷的警棍时，为了生存、为了自由、为了尊严而不得不走上的唯一道路。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曲折、会有低谷、会有暂时的回流，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摆脱的内在逻辑矛盾，注定了它最终的归宿。

只要雇佣劳动制度还在榨取最后一滴剩余价值，只要两极分化的鸿沟还在扩大，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就依然是高悬在统治阶级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无产阶级必将用自己的双手，打破旧世界的锁链，去赢取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