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的“天才少女”，让当代女大学生成为“最差的一届”

① 她懒得装

从前有个懒人，自诩为天底下第一懒汉，结果邻居媳妇说她老家有个人比你还懒。懒汉不服，遂登门拜访，敲门后说出来意，过了半晌才有人应声：

你要乐意，就推门进来，我懒得起身开门;你要不乐意，就算你赢了，我懒得和你比。

毫无疑问，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樊同学，正是这样一位“连装都懒得装“的领军人才。

2025年12月7日，由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主办的首届全国“AI+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成功闭幕，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樊同学(女)与K同学(男)组队获得二等奖，其中K同学负责做模型、写代码、跑程序验证，懒得做这些俗务的樊同学，专门负责穿得美美的，在大会上做PPT汇报。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也没什么。再说了，这年头，文化创作者都不一定要有文化，做AI创新的不懂AI又怎么了，吃你家大米了吗?

据悉，该获奖经历对学生的评奖评优、奖学金分配及职业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在医学院就读的樊同学正是通过此奖项获得转专业资格，随后被纳入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培养体系，并迅速成为学院“立足国情培养的领军人才”，随后又再次转专业，去了热门的电气学院。

另外还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奖励是，樊同学与K同学共获得5000元的奖金。

就是这区区5000元，让吃瓜群众欣赏到了一出狗血大戏。简单地说就是：

樊同学在这场无限制格斗大赛里，表现出了“无知、无畏、无下限”的三无女青年气质。

让我们把时钟拨到2026年2月，5000元竞赛奖金下发到了樊同学的资金账户，在K同学的连番追问下，樊同学懒得查账户信息，接连数次推脱说“还未发放”。直至2026年3月，K同学直接找到学校财务科核实，真相瞬间大白。

然后名场面来了。

樊同学说懒得进一步解释，干脆编造了一个实发奖金2000元的收据，并说请辅导老师social花了1000元，剩下的两人平分吧，一人五百。

初听起来，樊同学还怪大方的呢，还知道V你500，够你吃10次肯德基星期四了。

据说K同学“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分配方案”。因为樊同学发过来一张豆包生成的“收款收据”，收据右下方“豆包AI生成”的水印都：

懒得P掉。

这敷衍塞责的态度，不但羞辱了头部985大学生的智商，同时还羞辱了成年人的人格。你说气不气?

更离谱的是，当K同学戳穿这拙劣的AI骗术后，樊同学直接承认自己“就没打算装”。懒得装的樊同学还反过来还质问：

你凭良心说，你的工作500够不够?

樊同学懒得回复K同学“既然你这么优秀这么聪明，为什么不自己把项目做出来“的诘问，她唯一的失策，就是”凭良心说“这四个字。

因为对于樊小姐来说，良心不良心的有点超纲了，你不能指望她理解一个自身不存在的东西。

接下来，事情变更更加有趣了。

2026年4月，K把这个事情反映到学工办和学院，均未获处理。甚至于学院某副书记(Hww，女)懒得调解，还反问K同学：

她受处分对你有什么好处?

在K同学把这破事捅到饮水思源BBS之后，神秘的“有关部门“虽迟但到，明确要求樊思睿退还2500元给K同学 。

再次然鹅，樊同学竟拿出自己去年的生日账单，谎称奖金大部分用于请老师、学长吃饭。意思是：

我有钱，但我懒得给。

经常吃瓜的朋友都知道，瓜田旧事就像怀孕，时间久了就会凸显出来。2026年5月中旬，“上海交大女生伪造证据，私吞同组男生竞赛奖金“的新闻冲上热搜，交大迅速出具了一个号称是“零容忍”的公告。

这份公告和樊同学一样的懒散：它懒得告知樊同学的姓名、学号、专业…等信息，回避了樊同学“伪造单位公章、收据”的犯罪事实，只轻飘飘地说“依规严肃处理”。

难怪有交大毕业生吐槽：

期末考试作弊开除学籍，涉嫌刑事犯罪严肃处理。

更离谱的是，这份通报落款处，连落款公章都懒得盖一个，连发布主体的真实性都没法坐实…你说这是严肃处理?

于是吃瓜群众一顿猛挖，才发现樊同学及有关部门的懒，仅仅是该危机中最细枝末节的小事而已。

2021年，樊同学以推荐生的身份被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闵行分校预录取。这意味着只要中考时象征性地达到640分(最低控制分数线)，她就能战胜七宝、闸北等地的高分考生(2021年分数线在700分左右)，成功进入交大附中闵行分校这所上海市头部高中。

2024年，交大闵行分校共有155人毕业，其中被清北录取3人，被复旦录取13人，被上交录取48人，其中含上交医学院7人。而樊思睿同学，就是被上交医学院录取的7人之一。

众所周知，交大医学院的录取分数在总体上低于交大，而樊同学又是被上交医学院医学技术类录取，由于其学历不作为报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该专业分数线显著低于临床医学，是上交医学院分数线最低的一类——樊同学是以最“经济”的分数捞到了上交的船票，至于上船之后的换舱选位，那就容易多了。

在入学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樊同学先是以新生身份主持了学院活动，又担任王振义院士宣讲团副团长，并获得2024级新生大学英语级别调整的机会，还在三个月后通过AI科创大赛的获奖评分，从医学院转到了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并在事发后再次转到电气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院是交大比较热门、分数线偏高的专业之一。

这生活，果然多姿多彩。

所以事情就比较微妙了。

樊同学大概率从中考起，就走上了一条非常高明的道路。她先是通过推荐，以低于60分左右的成绩上了头部高中，然后通过招生捷径进入分数较低的上海交大医学院医学技术类(分数线大约与华东理工、华东师大差不多，低于交大本部的绝大多数专业)，再走竞赛镀金，绕道智慧能源创新学院，最终转入上交电气类专业。

这样的奋进之路，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当年协和的董小姐就这么干了，今天的樊小姐换个姿势，再来一次，又怎么了?

关于教育资源错配与学术旋转门问题，我们此前讨论得太多，今天我们换个角度。只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每一步都走在取巧边缘的樊小姐，一点都没有“我菜我低调”的韬光养晦智慧，反而一路火花带闪电，拿了转学的关键荣誉之后，竟然连5000块钱都敢私吞九成?是谁给了他们普通但自信的孤勇?她就真的不懂得老学长“闷声发大财”的人生箴言么?

其实，中国的历史很长，长到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到任何奇葩人的原型。比如樊小姐，她大概率不是什么普通家庭出身。只不过家境优渥并未培养出所谓的贵族气质，反而培养出“我全都要”的强权怪胎…

此类咄咄怪事，在《三国志》中亦有记载。

例如四世三公的袁氏出了两位大人物：袁术在兵败后被断了粮草，欲得蜜浆却无果。被手下怒斥“止有血水，安有蜜水”(注：袁术索要蜂蜜水的事被记录在三国志中，但被手下训斥的内容是三国演义改编的)。

又例如另一位大佬袁绍，被郭嘉怒斥为“袁公徒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意思是想礼贤下士，可想法太多，实际上做不出任何正确的姿态。

可见，就连古往今来有案可稽的精英人士，都很难做到真正的礼贤下士、体恤下属。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不是不会，而是骨子里就不屑。他们和本文开头中的懒汉一样：

懒得装。

② 她理解不了

我们这个社会，正在越来越严厉地惩罚正常的女大学生，她们明明什么都没干，却要承担“最差一届”的骂名。

起因是炒股群里有人说，千万不要接盘老登资产三件套：

白酒，玉石，富养女。

老登们说起“穷养儿，富养女”，彷佛那是中华五千年智慧的结石…啊，结晶。其实但凡他们翻一下《颜氏家训》、《朱子家训》、《增广贤文》等传统家训，根本就看不到这个奇怪的概念。

直到千禧年之后，人民群众的日子开始好起来了，才有类似的说法流出。当时的说法是，对男孩要在物质上培养“克制”的意识，要磨砺意志、培养男孩的担当与责任;对女孩要在精神、见识、情感、物质上给予富足，目的是开阔眼界、建立自信、不贪小利、不易被诱惑。

这套观念本质是传统性别分工+风险规避+阶层维护的实用主义生存哲学，难崩的是，偏偏有人要把庸俗的内容拔高到国粹高度，还要在消费主义的怂恿下，故意舍弃“精神、见识、情感”等多个方面，仅仅强调“物质富足”。

这就好比赫西俄德所描绘的：

宙斯送给潘多拉一只匣子，里面装满了世间所有的罪恶。潘多拉打开匣子，释放出瘟疫、痛苦、嫉妒、战争、死亡…她慌乱之间关上匣子，却把希望关在其中，未能飞出。

因为出身优渥，备受宠爱，被“富养”裹挟的人(不只是女性，也包括自诩贵族、端起来没完的公子哥儿，在这里统称富养女，下同)永远都觉得自己高人一筹，而且觉得这种“配得感”是理所应当的。

她们和经历过社会毒打的人不一样。后者想要使坏，动机往往比较直白，要么是存在利益冲突，想从你手头抢东西;要么就是眼红你过得比ta好，非要整个大活才能内心平衡——对于这些恶意人士，我们或躲避或针对，但至少逻辑上是容易判断的。

然鹅，配的感过高的富养人士则不同，他们完全可能因为“你不顺ta的心意”、“你让ta感觉被冒犯、被轻视”、“你的三观和本人不同”…而下手，并且不留缓冲地下死手。因为以他们自身角度来看，他们就是应该被这个世界富养与包容的，他们就是要高常人一筹的，你也配和他们坐一桌?

如果被富养的是女性，问题可能更复杂一些。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社会分工对性别的塑造不容小觑。

例如男性被更多地赋予打猎、战争等高度组织性的活动，相对重视任务型合作;女性则更多地参与族群聚居、抚育后代、维系邻里社群等活动，更偏重于关系型合作。

所以就出现了有趣的一幕：

被认为是偏好竞争对抗的男性，在日常生活中更尊重真正的底层规则，因为违背规则的原始人会捕猎失败饿肚子，会战争失败被献祭。但在出现严重不公、规则被打破的极端情况下，他们会迅速采取不合作态度，双输好过单赢。

相反，被认为更擅长协作的女性，在日常中更倚重于既有的顶层秩序，因为她们更多地依靠对规则的解读，通过情绪感知人际关系中的差序格局，进而进行资源的再分配。她们默认现有规则的合理性，很少考虑规则被打破的情况。

行为经济学中有一个“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的社会实验，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

1982年，德国经济学家古斯设计了一个实验方案，假设有一笔100金币的钱在两个人之间分配，这两人分别是提议者(Proposer)和回应者(Responder)。已知：

1，只能由提议者P提出任意分配方案，例如分给对方0-100之间的任何数字的金币;

2，回应者R只有两种反应，接受和不接受。接受了则按照提议分钱，不接受则两个人都拿不到钱;

3，双方信息均为匿名，只博弈一次，以后不会见面。

那么提议者至少需要分配多少枚硬币给回应者，才不会被拒绝呢?

如果按照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提议者P肯定不能独吞100个金币，否则肯定会遭到R的反对。那么他最理性的方案是分给回应者1个金币，自己获得99个金币——只要分给对方一枚金币，R同意了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1枚金币，不同意的话连1枚金币都分不到。

但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多次实验结果表明，以25枚金币为界，上下波动5枚金币(即按照20%-30%分配)的分配提议，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安全底线。只要分配给R的金币少于20枚，双方达成协议的概率非常低;分配给R的金币大于30枚，则基本可以平稳接受。

古斯对此解释说：

现实生活中的人不符合传统的“理性人假设”，因为人类有着天然的公平偏好，即在分配中不仅在意自己拿多少，还在意和对方差距大不大——如果被认为不公平分配，人们宁愿不要钱，也要惩罚对方的贪婪。

古斯进一步证实，由于文化、人种、性别、经济水平…的影响，不同群体对厌恶不公的忍耐度存在细微的差异。例如北欧人接受分配方案的阈值接近30%，但东亚文化圈的接受底线是22-25%。又例如：

由于情绪同情更强，女性对极端不公方案(低于20%)的拒绝率显著高于男性，但在20%-30%的争议分配区域里，女性的包容度更高，更容易妥协于中等不公分配方案。

这个结论似乎支持一个推论：

男性更在意博弈输赢的结果对自身的影响，而女性更在意“是否被刻意轻视”。

我们基本可以推测到上交樊同学的心路历程。

一开始，被家庭富养的樊同学就意识到自己被善待，无论是初中推荐到高中，还是高考时低分上岸，再通过各种加分转专业，这种无微不至的优待让她很享受，让她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而且乐于享受这种区别。

正是因为意识到“我们不一样”，樊同学比F同学更早地理解了AI竞赛的本质——它不是一个展示学生能力的平台，而是为特定群体搭建的加分平台。樊同学从一开始就知道，她参加这个竞赛就是要获奖加分的，和谁组队都差不多，只要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于是她才会找F同学坐模型，但由她本人汇报，做模型的是工具人，竞赛名次由汇报者“刷脸认证”。

这种高高在上的心态，让她瞧不上F同学的工作能力，更瞧不上F同学的“低级认知”——连竞赛的获奖逻辑都看不懂，也配和我平分荣誉和奖金?所以她把5000元奖金吞了九成(4500元)，然后在面对F同学的质疑时随手P了个收据，并在撕破脸皮后反问“你凭良心讲，给你500够不够”，完全是“城隍庙里卖假药——糊弄鬼”的嫌弃模样。

樊同学真正的弱点，是她从小到大被照顾得太好，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一直以来都把自己想象成正义的化身，神祗一样的存在，凡事都要占便宜，连粪车路过家门口都要抢先尝一口咸淡。

她总认为，规则从出现起，就是神圣的、亘古不变的，是天然要保护“规则之子”的，至于所谓的公平正义，那是BZ的内裤，只能当情趣用品，没有实际意义。

说白了，这种思维和女频作者笔下的主角一样：拿着皇帝的金印发一道矫诏，在前线领兵十万、浴血奋战的老将军就得交出虎符，引颈待戮。

她们永远不可能认识到，大千世界多姿多彩，总有那么一些对不公容忍度较低的人，会发出“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的沉吟，她们更不会知道，领兵十万的老将军，手头真的有枪!

于是，只分得10%金币的F同学恼了，他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出卖队友。

对于这样的F同学，除了拍手称快之外，我只恨他为什么不早站出来。

③ 她即社会

这些年来，从江西周公子到深圳的鲇鱼姐，从北协和的董小姐到南交大的樊同学，人们对社会公平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不是一个人的贪婪与腐败，而是一个群体的溃烂与堕落。

回顾樊同学的来时路，中考被推荐，高考走低分快速通道，上大学后刷荣誉两次转专业，更逆天的是入选了“荣程储备计划“——这是上海交大最顶尖的人才计划，每年只选取不到50人，用于定向培养体制内骨干、选调生、央企高管。

想象一下，樊同学将来以“精英女性“的身份出现在学术界/实业界，然后一幅心安理得地产生“自我以上众生平等，自我以下等级森严”的世界观…那将是怎样一种惊悚美?

难怪屈原说：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严格说来，以2008年畅销书《穷养儿子富养女》的出版为标志，“贵族礼仪班”逐渐在全国爆红，然后就养出了一批欲望高涨、内心贫瘠的存在——此事无关男女，但富养女的版本正确程度相对领先，富养男只能做不能说，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

屈指一算，从“粥里加碗水”的养娃方式过渡到“穷养儿，富养女”的性别化风险对冲，不过是区区二十年而已。

因此不难推断出：

第一批完整贯彻富养的新概念女性正在大学里。

江湖险恶，连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顶尖大学也逃脱不了疯批的命运。那么其它学校，其它部门和单位呢?

但在十多年，事情不是这样的。

某年某月的一个夏日，我和一位女教授聊起大学里男女比例那点事。教授说这是一个阴盛阳衰的年代，她看到大学里女生比例越来越高，成绩绩点越来越高，毕业时升学高光点越来越多…那真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模样啊。

说到男生，她恨铁不成钢，说看到太多的“男大“(男大学生)无所吊谓又无所事事的样子：

像极了大学时候的你。

我?我的内心是抗拒的!

但仅仅是十多年之后，事情正在起变化。

女大学生的比例真的超过了男性。例如2025年6月，《经济观察报》发表了《大学里的男生，为什么越来越少了?》的文章，引起极大关注。原文称：

2002-2022 年，本科男生入学人数从 91.8 万增至 176 万(+88%)，女生从 66.9 万暴涨至 294 万(+348%)。男生占比从 56% 跌至 40%。

文章暴论频出，认为“男大危机“已成现实，应试教育”偏爱女生“。

虽然该文存在严重的统计口径问题(把 “专升本女生” 算进 “本科新生”，“专升本男生“则不纳入统计)，但结合教育阶段分流的特定事件以及身边统计学的直观感受，我认为”女大“略微超过”男大“的结论：

基本属实。

然鹅，当我把文章转给女教授之后，却没有等来她的热烈讨论，反而是招致她的一通数落，例如说现在的女生做事如何抽象，待人接物完全不顾他人感受，也不害怕对方过激的潜在风险，总之就是，校园的流浪狗看了女大，都得摇头耸腰、夹着尾巴躲一边去…

未了，忧伤浸湿了女教授的脸，但她还不忘习惯性地吐槽：

现在的女大学生，素质还不如你呢!

我?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干什么???

有人说，在某种程度上说，女大学生已经成为了最没素质的特殊群体，我觉得这个说法太不严肃太不负责人，但是，近年来的女大已经成为老师口口相传的“最差一届”，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只是这锅，该谁背呢?

最后我说个段子。昨天，狗蛋老师说他前些年实习带队过的一个女大学生聊天了，她向他聊起尼采，聊到米兰昆德拉，聊着存在主义和达达主义，还聊她童年的悲惨遭遇和心里孤独的海怪…最后她一脸忧郁地聊起《VOGUE》上的某个包包，因为包治百病。

狗蛋老师说他其实不在乎一个包包，但他困惑于那个女生的风淡云清、理所当然，以至于让他怀疑自己是“搂草打兔子“守则中的那抱猪草。

我劝他不要想太多，因为王小波都说了：

活下去的诀窍是保持愚蠢，但要不知道自己有多愚蠢。

——(全文完)——

写在后面的话：

这篇文章我写得非常别扭、非常艰难。其实在知乎刚出现爆料时(18号晚上)我就已经选题，甚至于文章标题和用到的梗都准备好了，但写得很不顺手，用了三天才写完，然后该事件全网发酵，黄花菜都凉了…

当我写完初稿后才发现，我感觉别扭的地方，就是试图在一篇文章里安排两个主题，分别是“学术腐败事件”和“为什么纨绔女大这么作”，重点在于后者，也就是试图说明：周公子这样的明坏容易理解，但把病人晾在手术台上的董小姐、逆行打拳的武大杨小姐、川大张小姐、你奈我何的黄杨小姐、摸着对方良心讲话的樊小姐…为什么坏得这样理直气壮理所当然?

如果我当两篇文章写，可以说得很明白，但合在一起，文章主线就开始左右互搏。可惜，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已经不能再拖稿了，再拖延的话文章就会流产——从写公众号开始，我有差不多一半的稿子写着写着就未能写完发表，就是因为拖稿超过三天，创作热情消退，遂无疾而终。

这就是写长文章的痛苦。一篇7000字长文章对作者的消耗，绝对不是两篇3500字的短文所能弥补的。

Anyway，本文的主旨是讨论社会现象，不涉及站队打拳，更不涉及反向打拳，望周知!例如从UG(最后通牒博弈)出发，将樊同学视为Proposer，将F同学看作Responder，分析两人的思维差异，更便于大家理解两者的博弈。我认为生活中的经济学，比一味的情绪输出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