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道的骗局与明星的果汁：流量资本主义下，谁在倒卖底层的苦难？下篇

上篇末尾我们质问：怎么跳出流量资本主义的围堵?

要回答它，需要的不是火热的批判，而是解剖学式的冷静——看清华丽铠甲之下，那套最隐蔽的操作系统。

把手术刀再切深一毫米，一个被刻意遮盖的真相就会浮出水面：

一场静悄悄的阶级掠夺，正在全社会的善意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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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我们必须揭开流量资本主义最隐蔽的操作系统：它不仅剥削苦难，更在系统性地掠夺全社会的善意，完成一场阶级间的财富和精神再分配。

谁是真正的生产者，谁是坐享其成的收割者，又是谁在默默承担一切后果?不妨彻底掀开苦难变现的利益链条，把这本藏在流量背后的账本公之于众。

在整条流量产业链之中，源源不断输出善意、孕育共情的生产源头，正是亿万普通网民与广大基层劳动者。为弱势群体的不公境遇仗义发声、主动转发助力声援，怀揣赤诚本心驻足助农直播间鼎力支持，甘愿为世间温情主动施以援手、倾尽心意的，从来都是这群最纯粹质朴的底层大众。

人们倾注的同情心、坚守的正义感，以及心甘情愿付出的消费支出，汇聚成互联网时代体量庞大的情感劳动，这份发自内心的柔软与善意，本质上是劳动群体之间守望相助的温情，更是底层大众对弱势群体与生俱来、最纯粹真挚的阶级共情。

流量的“收割端”，正是资本、平台与头部网红。

每一次因愤怒点下的赞、每一次因同情发出的转发，在算法黑箱里都被精准量化为流量数据。MCN机构、明星背后的操盘公司和平台资本坐享其成，将这些自下而上汇聚的情感劳动，瞬间转化为品牌商单和资本增殖。

在这里，善意完成了一次精妙的“阶级跃升”——它从普通劳动者的心头与口袋流出，最终变成了上层阶级银行账户里冰冷的数字。这比明火执仗的抢劫“文明”得多：它有转账记录，却没有受害者的签字。

而代价的“承担端”，则落到了最底层的真实弱势群体身上。当资本和顶流网红卷走利润、收割完人设红利后，骗局被戳破的剧毒副产品，最终留给了谁?

留给了1700万真正面临出行生死线的视障人士，留给了在天灾中真正面临水果滞销的底层果农。

赚钱的人早已离场，买单的人却被留在了原地。

主流评论常常痛斥摆拍透支了“社会信任”，引发了“狼来了”效应。但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信任透支的代价，在阶级之间从来不是均摊的，而是带着极强的“下沉性”——最终的伤害，只会一层层压向最底层

江某某的账号被全网封禁，但她早已通过商单和打赏完成了一轮资本积累;顶流明星在“假助农”的争议风波后，也能通过精心包装的“0佣金直播”完成公关反转，继续稳坐流量王座。制造骗局与景观的人，在资本的护航下几乎可以全身而退。他们的翻车，不过是换个姿势重新上车

可那1700万真正的视障者呢?每一次“盲道摆拍翻车”，都在给大众的心理防御墙添砖加瓦。未来，当一个真正的盲人在街头遭遇困境、无助发声时，公众的第一反应不再是共情，而是狐疑：“这不会又是哪个MCN写的剧本吧?”真正的弱势群体出门前，不得不平白多背一重“证明自己不是骗子”的自证包袱。

这是一种极其隐蔽又精巧的阶级掠夺：上层阶级通过消费、剥削底层的苦难符号完成变现，而骗局引发的“社会信任崩溃”这一负外部性，却被系统性地转嫁给了最底层的人去消化。他们替你赚了钱，最后还替你把骂名也扛了。

从《矛盾论》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任何社会的注意力与公共资源都是有限的。在这些跨越时间的摆拍事件与“景观公益”中，交警、交通委等公共职能部门被迫投入大量行政精力调查回应，全社会的公共注意力也被精心编排的剧本虚耗殆尽

这种行为在意识形态层面形成了极具危害性的遮蔽效应。注意力经济根植于资本逻辑，其本质本能便是刻意回避那些缺乏流量噱头、看似平淡琐碎，却直击社会内核的结构性现实问题

盲道建设的长期不规范、残障群体极高的失业率、无障碍设施的系统性缺失、农村供应链的散乱与抗风险能力薄弱等等，这些关乎底层的深层困境，恰恰因为“缺乏戏剧冲突”“不够猎奇吸睛”，在流量市场上天然缺乏竞争力，最终被虚假事件制造的喧嚣彻底掩盖。

资本用人工合成的、高纯度的、充满戏剧冲突的“虚假苦难”，彻底霸占了公共舆论的麦克风。在海量的资本垃圾信息冲刷下，真正需要被看见的、需要通过制度变革和集体经济改革来解决的结构性真问题，反而被系统性地“看不见”了。

高调的伪善驱逐了沉默的真苦，这就是流量资本主义最无耻的意识形态合谋。它让你为假故事流泪，然后对真苦难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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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逼弱势群体“自卖自惨”?

马克思主义不仅关注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更警惕其对主体话语权的消解。在流量资本主义的放大镜下，一个吊诡的现象正在发生：关于残障群体与“三农”困境的内容被批量生产、疯狂传播，动辄引爆全网讨论;但身处困境中的当事人，却在舆论场中被彻底边缘化。他们成了被镜头消费、被他人言说的“景观符号”，却从来没有机会握住麦克风，为自己的真实处境发声。

我们必须看到，残障群体和农村底层创作者并非天生就喜欢摆拍、喜欢演极端冲突的剧本。中国有庞大的视障群体和数以亿计的农民，他们渴望在这个短视频时代通过网络求生和表达。视障创作者马寅青等人的实践早已证明，做声优、做科普、接正规商业广告来谋生，是完全正当的劳动权。

但平台算法是一条冰冷的筛选流水线。在极度内卷的注意力黑箱里，资本只对两样东西感兴趣：要么是迎合中产审美趣味的“高端景观”，要么是能瞬间引爆大众情绪的“极端对立”

一个普通盲人每天摸索做饭、艰难出行的日常，没有爆点，没有冲突，算法不会给任何推流;一个普通果农在田间按部就班地施肥劳作，因为“缺乏戏剧性”而被系统性地判定为不具备商业价值。平静的劳动和生活，在算法的眼里就是流量的废料。

在“不迎合算法就无法被看见，无法被看见就无法生存”的冷酷现实面前，广大弱势群体创作者处于一种结构性的极度弱势。摆拍不是他们的天性，而是他们在流量丛林里被逼出来的生存策略。

正是在这种“要么向算法下跪，要么在沉默中消失”的窒息环境下，弱势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与异化。江某某的悲剧——和2025年无数被曝光的摆拍博主一样——正是底层创作者被资本逻辑深度收编的典型标本。

当她发现老老实实分享视障生活无法带来流量，而一旦把剧本极端化、制造“盲道被撞并被斥责”的爆点就能一夜收割全网注意力时，她最终向资本的指挥棒投降了。

这不仅是个人道德的堕落，更是资本对底层人格的一次精神凌迟：资本逼迫他们只有通过自揭伤疤、乃至不惜撒谎伪造更惨烈的苦难，才能换取在技术封建主义世界里活下去的“入场券”。

她由一个因疾病致盲的、本应被全社会保障和同情的受害者，在流量资本的利益诱惑和逼迫下，变成了用虚假剧本收割无产阶级眼泪、继而转嫁信任危机给全体残障群体的“资本共犯”。这种“底层互害”的生态，恰恰是资本最乐于见到的景观——你们自己打成一团，就没人在意是谁搭的擂台。

上层吃肉，底层互咬，看客鼓掌。

所以靶心要对准结构，而不是个体的堕落

作为马列毛主义者，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必须守住分寸：我们的批判之刃，在解剖骗局时既要保持阶级战斗性，又不能陷入民粹主义的无差别扫射。

要坚决捍卫残障博主和农民正当的自媒体创业权与商业谋生权。 绝不能因为“抱抱盲兔”翻车，就得出“残疾人拍视频就是想捞钱”的混蛋结论;更不能在争论赵露思议题上，连带否定广大农民通过网络直播自救的合法性。劳动群众靠真实的生产实践和真实身份赚取合理报酬，是光荣的。

批判的靶心，自始至终必须对准背后的资本逻辑与平台体制。 该被送上历史审判台的，是那些在背后出谋划策、为分成不择手段喂养虚假剧本的MCN机构;是那些掌握算法生死簿、为平台活跃度和广告费对摆拍卖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中推波助澜的平台资本，拿弱势群体当人肉电池的是它们，在翻车后隐身装无辜的也是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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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跳出“流量黑洞”?

针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留下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如果文章仅停留在批判平台资本、声讨MCN的层面，那充其量只是一次深刻的“解释世界”。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必须从“破”走向“立”：为何网信办多年高压整治，2025年争议刚过，2026年“抱抱盲兔”事件又接踵而至?虚假摆拍与伪助农为何如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究竟该如何砸碎这套将善意与苦难彻底商品化的“流量黑洞”?

短视频平台与算法技术，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产物。大数据、精准推送、智能分发——若运用得当，本可成为社会主义调配社会资源、精准对接弱势群体需求、实现广泛民主沟通的超级利器。

但残酷现实是：先进的生产力，被强行嵌套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所有制结构之中。

这便是打地鼠式治理陷入死循环的核心根源：现行监管举措始终停留在表层查漏补缺，仅做上层建筑的局部调整，始终未曾触及平台资本私有制根基，也没有撼动流量变现的底层运行逻辑。

在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固有法则之下，行业乱象自然而然滋生出极强的监管“抗药性”。2025年整治曝光大批伪助农乱象，2026年便衍生出真身份嫁接假剧本这类更为隐蔽的牟利套路;平台封禁头部违规账号，资本立刻批量孵化矩阵小号，不断游走试探监管底线。

究其根本，只要平台算法考核指标依旧唯用户停留时长、情绪互动数据马首是瞻，全然无视内容社会效益与弱势群体真实诉求，仅靠行政整治与行业自我约束，便永远无法挣脱流量乱象的困局。监管全力整治乱象，资本持续迭代套路，这场无休止博弈背后，消耗的始终是大众最纯粹的善意和阶级同情

因此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回归马列毛主义最核心的命题——变革生产关系，重构所有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数字技术与平台不应沦为少数资本大鳄收割全民剩余的私有财产，而应当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和人民性。

第一，探索将具有垄断地位的平台和算法逐步纳入公共所有制或社会集体所有的轨道。 在社会主义的信息生产中，算法的推荐权重不应由“商单转化率”决定，而应由“社会公共价值”决定。要用技术去服务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让人沦为算法流水线上的情感电池。

第二，建立不以资本增值为驱动的弱势群体话语权保障机制。 国家公共资源和社会集体力量应当直接介入数字空间，为残障群体和农村劳动群众建立直通全社会的数字化表达通道。我们不需要MCN作为中间商去剥削“抱抱盲兔”们，也不需要顶流明星空降来施舍“景观慈善”。通过建立去中心化、去资本化的公共助农网络和残障互助平台，让真正的果农和视障人士以最真实、最朴素、最具劳动尊严的姿态，直接与全社会的劳动群众完成物质和精神的对接。

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诫要坚持群众路线，坚决反对高高在上的“恩赐观点”

明星助农争议中折射出的最大意识形态毒素，就是用明星的“跨阶层恩赐”模糊了人民的“自救与主体性”。中国农村的出路、1700万视障人士的生存保障，绝不可能寄托于文娱资本的偶发性善心，更不能寄托于把苹果汁卖成奢侈品的“慈善带货”

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是回归到长效的、结构性的社会保障与集体经济合作中去。

农村需要的是深化新型集体经济改革，建立稳固的、抗风险能力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打破资本对农产品供应链的垄断，让农民在生产端和流通端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彻底拒绝“精英叙事”，回到人民叙述之中——农民不是镜头前等待施舍的“悲情道具”，而是自己土地、自己劳动、自己命运的当然主人。

培养人民自身的主体性，首先要让农民敢于对明星带货的“恩赐剧本”说：我们的收成，不需要你替我流泪

残障群体需要的是国家在财政、法律、就业、无障碍设施等物质层面的系统性倾斜与兜底保障，让他们不需要通过“自曝其短”或“伪造苦难”就能尊严地活在阳光下。同样，残障人士的主体性也不该被“精英替他看见”——他们不需要被MCN包装成流量符号，更不需要明星替他们“代言痛苦”。真正的人民叙述，是盲人自己走上讲台，自己设计盲道，自己谈判权益

当全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不再需要把自己的眼泪和痛苦当作商品卖给资本来换取口粮时，盲道上的虚假剧本和直播间里的高价果汁，才会真正作为历史的垃圾，被彻底扫进流量资本主义的棺材

人心向善本是世间最纯粹的温情，这份热忱与善意无比珍贵，绝不该被刻意算计，更不能沦为肆意贩卖的商品。无论岁月流转，世事变迁，这份发自本心的美好，都应当保有原本的赤诚，不被世俗功利所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