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韩国三星公司五万人罢工：现状、历史与未来

原编者按

2026 年 4 月，在韩国平泽市三星半导体工厂外，三星员工在罢工前举行集会。

2026 年三月中旬，6.6 万名韩国三星企业的工会成员参与表决，以 93.1% 的压倒性优势通过罢工决议。根据这一决定，三星电子工会将在5月21日至6月7日发动为期18日的总罢工。

这一罢工非比寻常。三星电子约占韩国出口的22.8%，股市总市值的26%。韩国总理金民锡公开警告，三星半导体设施即使停摆一天，也可能带来最高约1万亿韩元的直接损失。5月18日，水原地方法院部分支持三星的禁令申请，限制工会占据设施或阻碍人员进出。这也意味着，三星电子工会罢工的前景不容乐观。

在这一背景下，韩国左派的意见往往会分裂为两类：一类认为三星电子工人的罢工诉求过于注重经济利益，属于经济主义罢工，在行业整体利润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三星工人的奖金诉求未必会得到广泛认同。例如，中左翼李在明政府，在本次罢工中要求劳资妥协，对工会采取了较为强硬的立场。而另一类，以韩国民主劳总为代表，则将本次罢工视作对劳动三权的再确认，认为不能因为三星企业对经济的重要性，就剥夺劳动者的合法罢工权，经济危机话术不能成为压制工会的借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编辑部收到了一份投稿。文章以三星电子工会工人本次总罢工为引，详细回顾了三星集团中，资方打压劳权和工人争取工会组建等等波澜壮阔的历史。同时，作者也对前文所述“认为三星工人经济诉求过于贪婪/经济主义”的观点，做出了自己的批判。

距离三星电子工会的总罢工还有不到2天的时间。无论结局如何，都希望三星电子工会与勇于争取自身权益的劳动者们一切顺利。

文| 忍冬青

原编者按| 叁零柒计划编辑部

前情提要：三星电子工会将要举行罢工

近日来，世界电子商业巨头三星公司到达了罢工的边缘，在5月13日的时候，三星电子工会代表宣布劳资谈判破裂，如果工会的诉求得不到满足，超过五万名工人将在5月21日开始为期18天的集体罢工，而这预计将导致三星每天将近一万亿韩元(6.8亿美元)的亏损。这次罢工除了给三星公司带来震动，给韩国政府带来影响外，还改变了全球电子资本市场的平衡局面 ，就连市民阶层也受到了撼动，只不过这次撼动是因为他们所投资的股票即将迎来大的变动(参考香港经济日报“三星電子史上最大規模罷工通過!18天行動恐癱瘓50%產能”)。

作为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内存条生产公司，三星电子跻身世界五百强中的第25位(2023年的数据)。三星集团对于韩国的影响深远，以至于韩国一度被称为“三星共和国”，三星家族控制的公司几乎遍布所有工业领域，其势力之强大甚至影响了韩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曾几何时，卢武铉总统也承认三星的影响力超过了政府。

三星电子本次的罢工并不是以往常见的那些场景：集体欠薪、工厂搬迁补偿问题(这在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常见)、社保缴纳不足问题或是工资长期低迷。而这些都常发生在公司经营不善或者经营区域调整的时期。相反的，三星电子本次罢工发生恰好是在其盈利大幅发展的时期，得益于全球存储器市场的超级周期(这也受到了人工智能发展对于存储器尤其是内存条的需求的影响)，三星电子去年下半年盈利大幅反弹，仅今年第一季度就实现了高达 57.2 万亿韩元的营业利润，成为全球第四大盈利公司。

如图为三星和SK海力士的腾飞的股价

三星怎样的做法，引发了员工的不满，以至于成为此次罢工的导火索？

问题在于，三星电子在营业利润的分配方面没有给员工足够的支持，在这方面三星电子工会和三星电子的竞争公司SK海力士进行了对比。SK海力士在2025年的营业利润达47.2万亿韩元，并且在25年的9月，SK海力士公司还和工会达成协议，在新的协议中，海力士同意废除奖金的上限，并把营业利润的10%划作奖金池。而三星公司在绩效奖金的设置中不仅有上限，还仅仅愿意拿出利润的10%作为奖金的固定来源。三星公司在绩效奖金设置上限会使得员工无法获得随着公司利润的猛增应有的奖金报酬，而这一点也成为了工会最难以接受的。

因此，三星电子工会早在25年末就开始和资方谈判要求提高奖金待遇。根据2025年12月16日首次谈判会议的记录，工会认为“如果不改变奖金发放公式，2026年的绩效奖金可能只有竞争对手SK海力士的八分之一”，并且“必须取消奖金上限，才能使奖金水平与竞争对手持平”。(参考韩国时报的文章“Why Samsung labor unions’ strike plan means more than corporate dispute for Korea”)主导本次谈判的多数派三星企业工会SELU(三星员工工会，英文全名为：Samsung Electronics Labor Union)在此前还仅仅有六千多名会员，但在介入集体对于奖金的诉求后，其迅速成为了三星电子中的多数派工会，代表了七万名员工。

图为在位于京畿道平泽市的三星电子主要半导体生产基地，三星电子工会成员举行大规模集会，挥舞工会旗帜

在三星电子工会和资方的谈判过程中，资方没有答应工会的两大诉求：一是对于奖金不设置上限，二是把奖金额度从年利润的10%增加到15%。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并介入了劳资谈判，5月13日，国务总理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相关部门积极协调，避免罢工发生，韩国总理金民锡表示，“无论如何，都必须积极支持劳资双方持续对话，避免事态发展为罢工”。 财政部长也公开表示，罢工将对韩国经济、出口和市场造成重大风险。“考虑到半导体产业在韩国经济中的比重，三星电子的罢工，已经不仅仅是一家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而是正在演变为动摇整个韩国经济的重大风险。”

如今，韩国政府也到了考虑直接介入此次罢工事态的时候，包括启动“紧急调整权”。一旦启动紧急调整权，工会必须立即停止争议行为，在30天内不得重新开展争议行动，并接受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和仲裁程序。而迄今为止，韩国启动紧急调整权的案例只有4次。(参考环球网“劳资谈判陷入僵局，芯片生产面临中断，韩国讨论紧急应对‘三星罢工风险’”)

三星共和国：资方打压劳权和劳工运动的历史

尽管今天看来三星电子公司中的劳工运动声势浩大，并且资方在运动面前显得手足无措，但这种手足无措实际上是因为其缺乏应对工会的经验。韩国三星公司在其长达八十年的经营历史中都不存在工会，如果熟悉韩国劳工历史的读者会了解到在朴正熙执行安保法和维新体制的时候，财阀企业中不允许自行组建工会，而即便是官方的福利性质黄色总工会韩国劳动联盟也往往识相的避开了财阀企业，这一趋势在全斗焕时代仍旧维持着，直到韩国在87年民主化后才得以松动(参考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在对于工厂中工人的规训过程中，除了韩国政府发布打压劳工的法律外，直接规训工人的是工厂中的资方和管理层。

在三星企业中一直奉行着禁止工会的策略，每当三星员工试图组建工会时，公司都会想方设法通过绑架、监视、威胁或贿赂等手段来摧毁工会。2012年，三星的劳资关系战略文件被曝光，清晰地揭示了三星如何精心策划，以维持禁止工会的政策并摧毁工会。在下图中展示了三星内部反工会培训手册：

三星企业对于工会的打压措施包括：一，通过跟踪和监视所有工会成员和潜在工会成员来收集对话信息。二，收集可能影响工会退出的个人信息，包括与熟人的关系、个人腐败行为、审判进展、财务状况(包括债务)、与家人的假期活动以及个人及其家人的健康信息。每日进行报告。三，利用黑名单阻止重新就业(资方间往往存在交流网络，把积极工人分子登上就业黑名单是常用的手段)。四，通过警方调查策略咨询进行逮捕。(参考自“Breaking the 80-Year 'No-Union' Myth: Struggle of Samsung Electronics Service Workers”)

今天看来三星似乎是一个完全的电子公司，但是在其历史上，三星最早日本殖民地的一个贩卖商品的商会，在二战后首先涉及到纺织等轻工业，随后在1980年代涉及电子产业并成立了三星电子等独立产业实体。在《全球化中的劳工：亚洲企业和斗争的场景》(“LABOUR IN GLOBALISING ASIAN CORPORATIONS A PORTRAIT OF STRUGGLE”)这本书中对于三星公司在民主化的劳工运动历史作了详细的介绍，这一部分的作者是韩国进步派劳工社会学家张大镛。

在韩国1987年民主化过程中的劳工大攻势时期，即便三星财阀集团成功的组织了企业的工会化，但是在水涨船高的背景下，三星也没能成功避免剥削成本的增加，三星的特点是其是在没有和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背景下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通过给工人更高的福利来延缓他们对于企业中建立工会的需求。

到2004年的时候，全球共有13.5万名三星员工。仅三星电子在全球就雇佣了约12万人，其中韩国有66586人。其中，10042人为办公室和管理人员，16787人为生产线工人，39757人从事研发、营销和其他专业领域工作。2004年三星电子员工的年薪约达7万美元，而韩国制造业普通工人的平均年薪约为2.7万美元(《时事杂志》2005年9月20日)。

据报道，20世纪90年代初三星电子每年在企业福利上的花费超过5000万美元。尽管三星进行了大规模重组，但即使在经济危机后，其福利体系在该行业中仍是最好的。当被解雇的工人寻找维持生计的工作，外包工人带着破碎的自尊哀叹时，留下来的员工却获得了大量福利。三星员工可享受11项特殊福利，包括医疗补贴、私人养老金补贴和心脏手术补贴。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三星员工享有着全韩国最好的企业福利，以及要远高于三星海外分公司如中国三星的员工保障和福利，但是也不能忽视三星中的员工分化。

三星公司中的员工分化客观的来说，是由企业的招聘策略所塑造的，白领和蓝领员工间的差异变得巨大。正式工人和临时工人，外包工人的差异变得巨大。白领工人如工程师和办公室职员在进入大学前往往来自于韩国的精英大学，白领被培养成为三星的主人，并通过各种方式反复鼓励他们将自己与品牌形象联系起来。在此过程中，他们成为了三星人，身心都臣服于三星资本。

因此，尽管三星的蓝领工人仍然因较高的薪酬和企业福利而自豪地称自己为三星人，但他们意识到即使快速晋升也不会有太多收获。所以，他们更倾向于短期的额外收入，而不是晋升或其他长期前景。白领和蓝领之间的这种划分也是一种高度性别化的划分，并且再次受到性别关系的强化。在性别层面，韩国三星工厂的工人以年轻女性为主(2005年16787人中14417人)，而三星的经理则主要是男性(2005年10042人中7966人)。男女薪酬存在很大差异。男性年收入约79000美元，而女性工人仅为52000美元。由于没有作为“三星女性”的未来长期前景，平均工作四年的女性蓝领工人离职率较高，而男性工人平均工作7.5年。

因此在本次三星电子罢工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外互联网上的一些评论幼稚的认为三星电子的这些员工年收入几十万美元为什么还罢工，是否过于贪得无厌了？这就忽视了三星内部员工的分层，这种年收入几十万美元的或许只存在于三星电子的高管和三星电子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中间，对于三星电子的大量一线生产蓝领和基层边缘白领来说，获得和企业发展相适应的奖金对于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和反抗资方的剥削至关重要。

在三星企业中建立工会十分困难，在下表中可以看到，在多年来的建立工会尝试不是受到公司的破坏就是受到了政府的干扰，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中也提到了尽管在民主化后建立起来的韩国民众政府，在对待劳工这一方面也总是倾向于资方的。尤其是在李明博和朴槿惠这两届保守派政府时期，对于工会的打压简直家常便饭(如对于大宇汽车和双龙汽车罢工的打压)。在韩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劳工斗争中所建立起来的独立工会联盟）参与烛光运动抗议后，保守派政府下台，开启了从文在寅（曾经是人权律师）到现在的李在明（曾经是劳动律师）的进步派政府时期。三星劳工运动的环境才有了质的改变。(参考文章“KOREAN LABOUR MOVEMENT: THE BIRTH,R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MOCRATIC TRADE UNION MOVEMENT”)

在“Breaking the 80-Year 'No-Union' Myth: Struggle of Samsung Electronics Service Workers”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三星电子中的更加偏向蓝领的电子服务的部门组建工会的斗争历史，三星电子服务公司的员工并非该公司的正式员工，而是受雇于三星电子服务公司非法维持的一百多家分包公司的维修技师。

三星电子服务部门的劳工运动图像记录

三星电子服务公司组建工会的历史如歌如泣，甚至在这一过程中有工会的领导人死于斗争，在争取组建工会的过程中，曾经有上千名工人集体罢工并在三星集团外户外静坐。尽管三星公司态度强硬，但是几年后，三星公司内部打压工会的政策文件泄露并公开，这导致了包括三星电子服务公司总裁和几名警官在内的七人被捕。副会长李在镕承诺承认三星电子服务公司工会，并让工人转为正式员工。2018 年，三星宣布结束其禁止工会的政策后，三星集团旗下的工会在各地纷纷成立。例如，三星电子大型工厂的工人组建了工会，数万名工人加入其中。

除了提及到的工人争取组建工会的历史，韩国三星工人参与的劳工运动还有争取职业病援助的集体运动，在文章《韩国工伤运动史、三星劳工抗争与疫情下的劳权》这本书中把韩国称之为工伤共和国，在长期涉及电子产业的车间中，尤其是涉及有机化学如光刻胶的产品线厂房中，白血病作为一种受辐射和化学品影响产生的疾病已经成为了默认的职业病。而三星半导体工厂不只是在半导体晶圆的生产线上出现白血病案例，在最后组装的生产线也有相似的白血病案例。三星公司中不幸患有白血病的群体参与了集体工伤维权，但频繁的遭到三星公司的拒绝，他们还参与组建了韩国“半导体劳动者健康与人权守护联盟”（SHARPs），最终他们的斗争使得三星电子公司被迫认定了一些工伤案例。下图为2007年，在三星器兴工厂前召开SHARPs大会，要求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认定工伤(图片由SHARPs提供)

到2019年的时候，全韩三星电子工会NSEU正式组建，其隶属于韩国的劳动组合总联盟(现在韩国两大总工会中更加偏向于经济性质的一个)。在24年的时候，三星才发生了其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规模级别罢工，在2024年7月8日，韩国三星电子超过6500名员工发起了为期三天的大规模罢工，要求增加一天带薪年假、上调加薪幅度，并改变目前绩效奖金的计算方式，最终罢工获得了成功。

三星规模级别罢工的意义

在2026年的三星规模级别（预计会有五万人）的罢工不管最后会不会落实，能否坚持下去十八天，这对于全球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劳动者群体都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在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这本书中刻画了这样一种自动化背景下劳权衰退的场景：随着机器的发展和科学管理的普及，传统的、高技能的匠人劳动被拆解为碎片化的简单工序。工人的技能被“剥夺”了，从而变得更容易被替代，资本对劳工的控制也因此大大加强。因为去技能化导致的劳权的衰退，不管是对于蓝领阶层还是白领阶层来说，都广泛的存在。尤其是在2020年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后，对于白领阶层如公司文员的冲击远超对于蓝领阶层(参考“杭州一主管被AI取代获赔26万不准拿AI当裁员挡箭”)，而这也引起了他们对于技能再习得的重视和对于劳权的意识。

不管是劳动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还是过去或者现代劳动斗争案例都揭示了这样的一条劳资斗争铁律：劳动群体的团结组织性越强，其不可替代性和技能性越强，其在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中就越占有优势(参考“红色彼得格勒：工厂中的革命”)。笔者是很乐于见到三星电子工会如此强的组织力和员工的如此高涨的权利意识，这种后天自为的阶级权利意识表现为对于资本剥削过程的深刻反省和基于此的对于压榨剩余价值行为的反感。因此，三星电子的劳动者们才期望通过从三星电子的利润中获取更多的奖金来作为对于剥削过程的弥补，并且更多践行工厂产业民主。

三星电子公司中的工会是强工会，而且劳动群体技能型较强，这使得他们可以主动提出对于再分配的更高的抗争诉求，相比之下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态势则更为恶劣，这些发展中国家中的产业抗争往往呈现的是一种防御态势。不管是对于加班费的争取和工厂订单减少的不满，还是对于搬厂的解雇N+1补偿金都反映了自发的阶级集体行动，不过是因为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中欠缺工会运行的空间和集体谈判的空间而使得这些集体行动往往失败，且使参与工人遭到报复。

总结

本篇文章首先对于韩国三星电子公司2026年5月因为劳资谈判破裂而引发的罢工做了介绍，在评论部分首先回顾了三星集团中资方打压劳权和争取工会组建等劳工运动的历史，并且考证了三星电子集团中的劳动群体分化，回应了互联网上幼稚的批评观点。随后，本文探讨了三星规模级别产业罢工对于全球劳动者的意义，更分析对比了三星电子公司中的员工和东亚其余发展中国家中员工的处境和困境。

笔者在这里预祝三星电子公司劳动者的行动顺利进行，取得他们应有的劳动激励报酬进而实现在工厂内部的民主再分配。三星电子公司劳动者的行动使得资方、韩国政府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食利阶层恐惧不已。但是应当强调，这种恐惧究竟是真的对于因为罢工引起的经济下行的恐惧，还是对于组织起来的劳动者的恐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