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与分配：生产力是技术进步问题，分配是权力结构问题

这个命题极其简单，但拆开之后，它指向了当代几乎所有技术争论中被刻意回避的核心。某种意义上，它是理解我全部思考的几何原点。

一

生产力是技术进步问题。这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我们“能做什么”的边界。更高效的能源、更精准的医疗、更便捷的通信、更强大的计算能力——这些都是技术进步的真实成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判断：“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技术，而非别的什么东西，决定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基本性质。

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从不含糊。《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生产力表达的震惊并非反讽，而是严肃的历史判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赞美，而是对生产力本身的肯定——技术进步是人类解放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将科学定位为“历史的有力的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表达的正是同样的判断。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共产主义只能是“匮乏的普遍化”，那正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物质根源。

当然，马克思从未对技术抱有简单的乐观。他清醒地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同时扮演着压榨劳动的工具。但这恰恰是他的深刻之处：他对技术持一种“二重性”的批判态度——既不敌视机器本身，也不神化机器本身。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严肃理解，都不可能包含对技术进步的敌意。砸碎机器不是革命，是愚蠢。

二

分配是权力结构问题。这是人与人的关系，是“谁得到什么”的博弈。技术不会自己决定谁能享受它的成果，谁会承担它的代价。决定分配的是所有制、法律框架、税收政策、所有权结构——归根结底，是权力。

当一项新技术被研发出来，它优先服务谁的利益？当它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入时，成本由谁承担？当它产生意料之外的副作用时，风险由谁承受？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是“技术本身”能回答的。它们全部落在权力结构的领地之内。技术的方向、节奏、准入门槛、利益归属，每一步都在权力结构中被定义。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早已点透了这个问题。他批判拉萨尔派“公平分配”的空洞口号时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关系。“公平”从来不是一个道德概念，而是彻头彻尾的权力概念：谁能定义“公平”，谁就掌握了分配的尺度。

更根本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揭示了机器体系本身即是权力载体。他直言：科学、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科学对于劳动而言，“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这并非修辞，而是对技术之权力维度的根本洞察：机器体系从来不是纯然中立的技术性存在，它同时也是蕴含权力关系的政治存在。所谓“技术中立”，从一开始就是谎言。

三

把这两个维度混在一起谈，会产生两种最常见的意识形态烟雾弹。

一种是技术乐观主义：“技术进步自然会解决不平等。”它的潜台词是：分配问题不需要专门去斗争，等着技术发展就够了。这是为现有分配秩序争取时间的遮羞布。它把“能做什么”偷换成“谁得到什么”，把人与自然的矛盾伪装成能够自动消解人与人的矛盾。西方左翼思潮中一度流行的“完全自动化奢侈共产主义”，将解放的希望全部寄托于技术进步本身，幻想自动化将自然带来全人类的丰裕——这种思潮恰恰偏离了马克思将共产主义视为经济社会形态变革而非技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立场，最终沦为技术乌托邦主义。

另一种是既得利益的自我辩护：“保护既得利益就是保护生产力。”它的潜台词是：如果改变分配结构，就会伤害技术进步的动力。这是把少数人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包装成“客观规律”的恐吓。它把权力结构的稳定伪装成技术进步的必需。

两套话术，两种烟雾，服务于同一个目的：让分配问题在公共讨论中消失，让权力结构在“技术中立”的话语掩护下免于被质疑。数字平台资本的剥削机制尤其擅长此道：劳动过程被愉悦的交互体验所掩盖，劳动成果被抽象为可交易的数据资产，剥削关系被技术中立的假象所遮蔽。三重烟雾叠在一起，让“谁得到什么”的问题几乎无从追问。

四

两种话术，两种欺骗，但骗不了人。当算法决定你能看到什么信息，当平台决定你能否接入社会生活，当脑机接口试图读写你的神经信号——当你的注意力被无偿收割为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商品——这显然不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而是赤裸裸的人与人的矛盾。分配的对象，从财富扩展到信息，从信息扩展到注意力，从注意力扩展到意识本身。但分配的机制始终是那个机制：少数人定义规则，多数人承受代价。

当代理论家将这种格局命名为“技术封建主义”：数字平台如同当年的封建领主，通过算法黑箱实现对流量资源的等级化垄断，以封闭的技术接口剥夺用户的生产自主性，强化依附关系。异化的主体已从产业工人扩展至全体数字公民，异化的机制从显性控制转向隐形操控，异化的后果从劳动异化升级为存在异化——当算法推荐系统持续强化认知偏见，技术异化已威胁到人类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的自主性。这不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这是权力结构在技术外衣下对生活的全面殖民。

五

把这个命题再推一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展望，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人不再被束缚在单一的活动领域，可以在任何部门中发展自己的才能。这是一种关于彻底解放的想象。而当代技术与权力的合谋，正在反向运行：不是消除旧的分工，而是制造一种更极端的分工——少数人掌握决策权，多数人的意识被精准管理。

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曾用“有意识的器官”这个隐喻来描述机器体系中人的处境：人的活劳动沦为机器体系的附属器官，机器与人之间发生了可怕的倒置——机器的拟人化与人的非人化同步发生，劳动被规训、被肢解，生命本身走向赤裸化。这一判断在当代并未过时，反而以更精致的形式实现了跃迁：不是让人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才能，而是让人的才能本身被精确校准到系统的需要。不是分配给人自由，而是在分配自由本身。

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将这个过程称为“普遍无产阶级化”：技术对劳动、生活和理论知识的全面代管，导致个体化的丧失、欲望的结构性毁灭以及精神的贫困。当代技术对人的宰制，已经从“失去生产资料”推进到“失去知识、失去欲望、失去个体性”——意识的全面无产阶级化。这已经不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这是彻头彻尾的人与人的矛盾——是权力结构在技术外衣下的终极僭越。

六

所以，将“生产力”与“分配”拆解开来看，不是为了低估技术的重要性，恰恰是为了准确地理解它。技术进步可以改变分配的尺度——让某些资源不再稀缺，让某些负担不再必要——但它不会自动改变分配的权力结构。后者需要的不是等待，是斗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了工人阶级革命启蒙的方向：“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这是一个需要实践和经验的启蒙过程，但方向是明确的：砸碎机器是愚蠢的。砸碎那个锁定了分配权的权力结构，才是问题的全部。

技术是解放的工具，但解放不会从技术中自动长出来。由于资本的本性，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不可能最终解决人的自由个性实现的问题，只有在机器的共产主义使用中，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机器对人的奴役和支配。解放来自斗争——来自让技术成果的支配权不再被少数人垄断，来自让分配规则由多数人的声音共同塑造，来自让进步的方向由人民的意志来定义，而非由资本增殖或官僚逻辑来裁定。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对技术问题的真正回答。

*注：该段文字的通行中译本另有一版表述为“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二者含义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