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事件九十周年：不要被民粹夺舍了思想，不要把追求公正的理想寄托于本就不公正的体制

(本文主要参考约翰·托兰《日本帝国衰亡史》等资料，结合相关政治理论进行简单的历史科普)

(电影《226》剧照)

就在上个月的8日，日本自民党与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众议院赢得了过半席位;而后不久，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演讲中强调了新政府的防御政策，一般认为其言辞中在对中国含沙射影。

在大家纷纷担忧右翼势力的崛起，军国主义的复活的同时，一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日本民众尤其年轻一代会右转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九十年前的一场兵变中寻找答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胜国的日本可以说是进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不仅吃到了战胜国的时代红利，而且正值“大正民主时代”，这是一个屡屡被后世的日本人提起的一段美好的共同记忆：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下，是市民生活的多姿多彩：大城市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欧美电影、咖啡屋这些西方的事物也并不少见;随着普选法的实施，各类政党纷纷参与民主选举，人人都想从繁荣的发展中捞取一笔好处。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理想似乎已经实现，日本已被建设成了高度现代化的西式民主国家。

然而，同历史上众多资本主义的经济上升期一样：繁荣之下，危机四伏。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的是人口的爆炸式增长——这是国家经济难以承担的。在城市，失业工人展开罢工运动;在农村，农民则因为农产品价格下跌也同样组织起抗议活动。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不断被爆出腐败丑闻。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下，民主选举只不过是投机倒把的工具，很少有政客会真正把底层民生放在心上。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尤其是青年们认识到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并且开始对现状感到强烈的不满。

在这样阶级分化的背景下，国家最容易走上两个方向：要么是左转，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要么是右转，法西斯主义上台。很不幸的是，日本走上了后者。

所谓法西斯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为了国家重生的、以排外和暴力为手段的、在紧急状态下要求个人完全服从集体(通常是国家和一个领袖)的政治行为方式。而在当时的日本，一个叫北一辉的理论家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代表。

我们来看看北一辉的思想主张：重要的产业都应国有化;选举权应该只由每户人家的家长拥有;任何人都不得积攒超过100万日元(当时约合50万美元)的财富;女人应该退回到家里，“去发扬光大日本古老的花道和茶道”。

而最重要的是：在他的构想中，天皇与国民应该直接接触，而二者之间的官僚机构(内阁等)则是妨碍这种接触的障碍，应该被取缔，从而建立起专制独裁政体。

(以上两段文字分别是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中关于天皇地位与妇女职责的论述。该书是北一辉的法西斯理论代表著作。)

这种思想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自然是很荒谬的：它竟然把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在天皇一人身上，觉得只要建立起天皇的绝对权威，一切都会好起来。

而在当时，在那些了解到了民间疾苦、渴望改变现状的年轻军人那里，北一辉的这套说辞广受欢迎。一时间这些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帮助天皇“清君侧”，让日本带领东亚拜托西方人的统治、走上解放。

自诩为代表全体人民，并且将自己的主张描绘为一场对抗腐败官僚的神圣运动，排斥一切反对者并将其列为敌人——这就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一种特定的对政治的道德化想象，是一种在政治领域内一群道德纯洁、完全统一，但在我看来纯属虚构的人民，对抗一群被视为腐败的，或其他方面道德低下的精英们的认识方式。”(扬-维尔纳·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

法西斯主义正是以民粹主义作为生长的土壤，在当时的日本青年军人那里也不例外。

而民粹主义还有另一个特点：使人丧失思考的能力，陷入一种人云亦云的无意识状态。这就注定了这将会是一场悲剧。

在这种狂热情绪的支配下，这些基层军人们在3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暗杀活动。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这段历史可谓是妇孺皆知。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九·一八事变在日本国内也掀起了些许波澜。

自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沙皇俄国后，日本就控制了“南满”地区——也就是中国东北的南部，并往那里派遣了驻军，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关东军”。而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时任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怀揣了更大的野心：控制整个满洲东北三省，并将其建立成一个自治区，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对抗苏维埃俄国的缓冲区。

石原莞尔(1889—1949)

石原莞尔的主张深刻影响了上文中提到的青年军人们。于是，九·一八事变后，这些人在国内也积极响应石原莞尔在中国东北的行动。由基层军人组成的秘密组织“樱花会”计划在东京发起政变——具体来说，他们准备刺杀多名政府官员。

这场代号为“锦旗革命”的政变由于计划泄露，很快就流产了，主要策划者都被逮捕了。但值得玩味的是此事之后日本官方的处理方式。事实上，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锦旗革命”，都并非是政府官方意志的执行，而是军方自作主张进行的，是日本的“下克上”传统的。当时日本高层并不全都认可对华扩张路线，比如时任首相犬养毅就主张与国民政府谈判温和地换取殖民利益。

而日本官方对九·一八事变和“锦旗革命”的表态也可谓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对于关东军只是略加责备，说今后不要再独立行动;对于“樱花会”的军人，也只是关了十到二十天的禁闭而已。

“锦旗革命”虽然很快就被取缔，但它只是一个开始：它将国家机器朝通往战争深渊的路上推了一把，并且使国家机器内部分裂成了两派——统制派和皇道派。前者由高层官僚主导、代表国家意志，认为日本的势力不能停留在满洲，更应该南下、将势力扩张到全中国;后者则以信仰北一辉学说、石原莞尔路线的青年军人为主，认为当前应该集中精力建设满洲、抵御苏联的共产主义，而不是继续扩张。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皇道派又整出了一连串政治暗杀的狠活：

1932年2月，藏相(职务相当于当时日本的财政部长)井上准之助被当街枪杀。

不到一个月后，三井总裁团琢磨也被枪杀。

1932年5月15日，一批皇道派军官冲进首相办公室，朝犬养毅首相连开数枪将其击杀，史称五·一五政变。这次政变可以说标志着从大正时期开始的政党民主时代的终结。

然而，对于这些刺杀凶手的审判是很值得玩味的：由于国内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凶手，将他们奉为对抗贪腐者的英雄。结果这些行刺的皇道派军人几乎没受到什么惩罚，并且很快就被释放。

人们都看到了体制的腐败与社会的不公，但是却没有思考合适的出路，而是躲到了“天皇”这面来自文化传统中的旗帜之下，走上了极端的道路。这点后文会有更详细的论述。

在这种浪潮的推动下，时间来到了1936年2月26日，一切矛盾迎来了高潮，并将得到一个最终的结果。

从当天凌晨开始，一批尉级军官(注意这在当时是最基层的军官，是负责直接带兵到前线的作战的)带领他们手下的士兵在东京展开行动：他们先后强行闯入各个重臣的官邸，前首相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先后被刺杀。原本也在刺杀名单上的时任首相冈田启介躲在洗浴间里逃过了一劫，并且被他的一位秘书瞒天过海地从住所中救了出来。

(电影《226》片段。从这段台词也可以看出皇道派的思想主张)

等天亮时，叛军已经占领了东京城内的几个主要据点。

随后，叛军散发传单。这里我找到的传单原文版本如下：

神国日本之国体，体现于天皇陛下万世一系之统率，其目的系使国家天赋之美传遍八纮一字，使普天之下人类尽情享受其生活。

顷来，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无视天皇尊严。国民生灵涂炭，痛苦呻吟，国家内忧外患，日益激化。

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

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君侧之奸臣，粉碎重臣集团。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

祈皇祖皇神保佑我辈成功，拯救祖先国土。

显然还是和此前一样的“清君侧”思维——依靠天皇消灭敌对官僚，振兴国家。这也是皇道派一以贯之的立场：再怎么兵变、造反、“下克上”，也不会说自己反对天皇与整个国家。

而高层在兵变后也依然犹豫不决：事实上很多陆军将领也比较认可这些皇道派叛军的主张。

这里我们要结合日本的文化来理解这种政治现象：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把本土宗教神道教定为国教，并且将天皇包装成了一个不可侵犯的神，具有神格。在教育系统长期这灌输样的思想后，在日本人心目中天皇愈加成为一个神圣的形象，以至于看到天皇画像要鞠躬、听别人讲话中提到“天皇”一词都要立刻严肃起来认真听。事实上北一辉的理论也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种文化环境。

而此时，既然叛军打出了天皇的名号，不少高官也不敢采取太强硬的措施予以镇压。我们从下面这份当时发布的含糊不清的呼吁书中便可窥见高层的意见不一：

1.举事之目的天皇已知晓;

2.尔等行事之动机可谓真诚谋求彰显国体;

3.对现时国体形式之展现，我等之敬畏无以复加;

4.各军事参议官一致认同致力实现上述目标;

5.余事均依天皇旨意定夺。

然而，事情并没有一直这样僵持不下，有一个人的发生终结了这一切，他就是天皇本人。

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裕仁天皇一直对军方“下克上”的行为不满。早在1928年，关东军炸死拒绝让出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时，他就曾对时任首相田中义一大发雷霆，指责军队的单独行动肆意妄为，而此时面对在自己眼皮底下，造反的叛军，尽管他们打着自己的名号，又岂能不怒?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抽象很尴尬的局面：发动兵变的皇道派效忠于天皇，可天皇本人却对他们感到恼火。

于是在天皇的施压下，镇压开始了。

说是镇压，其实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几乎没有人员伤亡：2月28日，陆军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斥令，要求叛军立即撤离所占据的官邸等阵地。在叛军内部纠结于这份制定的内容是天皇本意还是统治派胁迫天皇发出的、要不要服从的时候，政府方面控制的海军、陆军已不断集结，在东京布下包围圈。到29日，东京的通讯、交通都被切断了。政府军在坦克、热气球上挂起劝降标语。

这里展示一些当时政府军的标语、呼吁书的内容：

“1.速回本部，为时未晚。

2.抗拒为叛，将予枪决。

3.尔等父母兄弟正因汝为国贼而哭泣。”

“你们真诚忠实地服从你们的长官，相信他们的命令是正当的。但是现在天皇命令你们回归本部。如果继续顽抗，你们就是违抗敕令的国贼。你们以为自己在行正路，但现在你们知道自己错了，便不可继续违背陛下，致使自己堕落为万世国贼。为时未晚，罪尚可恕。你们的父兄及全国人民都真诚地祈求你们回头。立刻撤离现在的阵地，返回原部。”

“敕令已出。勿抗军旗。”

对军人来说，“叛国”“国贼”的罪名可不是能承受起的，更何况是天皇制下接受军国主义教育的日本军人。

于是，在政府军的这种心理战下，叛军士兵陆续撤离。至于叛军的首领，荒木贞夫大将尽管钦佩他们的勇气，但还是要求他们切腹自尽、践行武士道，毕竟他们已经得罪天皇了。最终，除了野中四郎大尉选择留下遗书控诉这些年来“国内卖国贼的罪行竟然要用我们在‘满洲’和上海的战友们的鲜血来赔偿”后切腹，这些青年军官大多选择接受军事法庭审判，这样就可以借机在法庭上揭露日本社会的腐败。

就这样，二·二六兵变潦草而惨淡地收场了。

在兵变后，秩序看似是恢复了：叛军首领被秘密审判，最终连同他们的理论导师北一辉一起被处死;新首相广田弘毅上台组建了新内阁。但实际上政权却已完全由军部的统制派掌控了：军部如果对内阁不满，只要拒绝派出陆相(陆军大臣)人选，内阁无法运作。也就是说，文官极大程度上受制于军部了。

而军部掌权只意味着一件事情：扩大战争。这也是一个很讽刺的结局：皇道派反对扩大战争，主张集中力量建设满洲，但他们发动兵变造成的结果反而是使得主张扩大战争的统制派控制了全部政权，适得其反。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第二年也就是二·二六兵变的第二年，日本走向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卢沟桥事变后，即使是石原莞尔也无力抵抗统制派要求扩大战争的声音。

纵观整场兵变及其前因后果，我们会发现这是一场悲剧：那些皇道派士兵何尝不是认清了社会不公、渴望做出改变的理想主义青年?而最后，满腔热血却在军国主义体制下碰得粉碎。

但同时，他们也并不无辜。和被他们视为敌人的统制派一样，他们也是法西斯，他们也一样主张对侵略他国——尽管反对扩大战争，但还是坚持认为满洲即中国东北是日本的重要土地，并且沉迷于“以满洲对抗苏联”“对抗共产主义”这样的大国竞争叙事之中。面对社会的不公，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军国主义这套本就不公平的体制之上，甚至寄托于把苦难转移给他国，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所信仰、效忠的天皇本人会站在自己这边。

面对不公，尚存良知的人都会感到愤怒，但是，愤怒终究只是一种情绪，从情绪里只会产生民粹，而产生不了能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就容易陷入狂热、失去自我，将世界简化为“敌我二元对立”——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大底层逻辑。

(电影《226》片段)

九十年后的今天，在日本，依旧有人陷入了这种将会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无意识状态，二·二六兵变的影子还留在那个岛国的青年间，这是中日两国人民都应当予以警惕的。不禁让人想起了一位哲人说过的话：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