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基建与“草原硅谷”：中国人类学者的肯尼亚田野笔记

在我所有攻读博士学位的朋友里，@红五月 算是个人经历非常传奇的一位。在开罗的日子里，她给东非的难民孩子们教了几年课。几年前，她又成功申请到了美国某大学的人类学博士项目。

在博士期间，她选择回到非洲进行田野调查。我过去曾在国际关系相关专业就读，“全球视野”的口号听了无数遍，但就我认识的朋友里，或许她是少数真正把论文写在全球南方的大地上的人。所以趁着最近她的空闲时间，我和她聊了聊她在东非的肯尼亚进行田野调查的思考。

以下是她的讲述。

为什么是肯尼亚?

我也不是特意选择的肯尼亚，我是先有研究的问题意识，再去具体考虑田野地点的。

我目前念的是一个人类学博士项目。之所以读人类学，是有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因为历史原因，人类学是一个相对包容的学科，可以容纳很多激进左翼的理论。人类学发展之初，是与殖民主义深度共谋的。到了大概20世纪后半叶，人类学经历了一场自我批判，但是自此之后，人类学对学科边界的定义一直存在困惑和模糊，但这种边界的模糊也最终带来了包容性。

如果让我定位自己的研究兴趣，我会说我最感兴趣的是“政治经济学”。在人类学领域，这个词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进入人类学的通关密语。不过这种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政治经济学”，在人类学当中也同样是相对边缘的，唯一一本有分量，并且至今依然会被列在学科书单里的书就是《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

如果要进一步定位我的问题意识，我会提到人类学针对“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研究，大概十年前，这个研究方向炙手可热，同时还有一派都市人类学，他们也引入了大卫-哈维“批判地理学”的视角，所以我是在这两个方向的基础上，去寻找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空间。

从我个人的角度说，我最有感情的田野其实在国内，我去过皮村，受到当地一些打工者团体和工人文艺的启发，在深圳和广州采访过当时的一些机构，也装成工友“卧底”在富士康流水线上做模具。但是如果我要以中国作为自己的田野点，会遇到问题。在西方社会，那些关注中国的人类学者，其实对中国的劳工群体没太大兴趣。所以我只能从我自己的另一条人生经验做突破口：我在北非生活了六年，又在开罗的社区大学待了三年，给很多东非的难民学生教课，算是对他们有一个相对深度的接触。我把非洲作为田野，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但是具体哪个非洲国家?除了因为语言问题不考虑法语区之外，我没有太多偏好，选哪个国家，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案例是否典型。所以博一的时候，我利用寒暑假时间在东非国家走了一圈之后，就决定是肯尼亚了。

当时我设想了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大规模举债，兴建基础设施，拉动城市化的发展思路，如何导致了债务的集体化与发展的不均衡。这里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铁路，也包括新兴的一系列工业园区。

人类学能研究宏观问题吗?

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肯尼亚的情况：

2023年，肯尼亚59%的政府收入用于还债。他们处理主权债务危机的方式，是在国际资本市场操弄杠杆，以债养债，饮鸩止渴。比如2014年，肯尼亚在伦敦欧债市场上融资20亿美元高利润债券，2024年10年到期赎回之际，通过年利润9.75%的高风险债券融资了15亿美元，来回购前一个债券，从而避免主权违约。

这种主权债务金融化的结果是，大量国际资本以债务的形式涌入，造富了少部分资本家和政府酬庸项目的承包商，而普通民众承担苛捐杂税，无尽盘剥。2025年11月，乐施会发布了肯尼亚不平等危机报告，在过去十年(2020年疫情除外)，平均每年经济成长率5%，极端贫困人口却新增700万，有46%的人口(2600万)为极端贫困。金字塔顶部的125个肯尼亚富人拥有超过77%总人口所拥有的财富。这是典型的劫贫济富式“发展”。

上面这些数据很清楚，但这不是我们人类学分析问题的典型方式。一般来说，社会学会被认为更能够研究结构性问题，因为你有抽样调查，大规模问卷之类的手段。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更重视对某个社区或群体的扎根研究，因此传统上说，会被人为只能回答更具体、更微观的问题。那么我的研究问题是一个宏观的，结构性的问题，受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启发，但同时我的研究方法是在田野当中做参与式观察。所以二者表面上好像存在矛盾。

但其实，我觉得人类学也有处理结构性问题的潜力。面对结构性问题的时候，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能够提供微观层面、内部视角的理解。人类学可以回答，宏观、抽象的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被体验、施展和再生产。换言之，不同于其他学科通过量化手段，或者用外部观察的方式去研究结构，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能够揭示人们赋予社会现象的切身经验和文化意义，从而有助于解释结构性问题背后的how 和why。

人类学不通过自变量与因变量验证一个研究假设，而是提出如“浓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诠释行为背后深层的社会语境、文化意义与意图，层层叠加揭示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结构、意义网络与符号世界;提出如“斑块民族志”(patchwork ethnography)结合田野调查、新闻报道、档案资料，形成离散的知识碎片，发展出一种拼凑式的民族志方法，以此展开全球关联性(如生产链、商品链)的研究。

说回我的研究。我的田野点一开始是在中部纳库鲁县的一个老工业区，目前又在内罗毕市内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我在这里就先以纳库鲁的老工业区为例。那么，纳库鲁这个地方是怎么来的呢?

“白人高地”与肯尼亚的底色

先介绍一下这个地方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殖民者驱逐了马赛游牧部落和基库尤人部落，侵占了东非大裂谷地带大片土地，将其圈占为白人的定居点，也被称为“白人高地”。这些地方的肯尼亚最有肥力的土地，殖民者在这些土地建立了咖啡、茶叶、剑麻等出口作物的种植园区。纳库鲁就是这片“白人高地”的核心腹地。

与此同时，为了便于在列强瓜分非洲的竞争当中占据优势，英国在东非殖民地修建了一条从肯尼亚的蒙巴萨到乌干达的战略铁路，由从印度招募的三万六千名劳工建成。铁路穿过“白人高地”，纳库鲁由铁路的一个站点发展成城镇，白人在此投资了初步的农产品加工业。好莱坞的电影“走出非洲”就是这一时期的故事，电影里有了为殖民掠夺建立起来的乌干达铁路，忠实的马赛仆人，白人殖民者广袤的种植园和在殖民地奢华糜烂的生活。没有这点历史意识，观众往往把这部电影解读成在非洲大地拓荒中欧洲贵族女性意识觉醒的成长故事，以及白人拓荒者之间凄美的爱情。

在肯尼亚独立之后，非洲本土精英不仅没有采取去殖民化行动，反而通过与原殖民者的纽带来巩固自身地位。一系列的研究指出，在独立前后，许多非洲国家的土地分配存在延续性，当地的政治精英继承了欧洲殖民者的角色，并瓜分了他们的资源。另外，考虑到殖民时期已经有大片土地被私有化。本土精英会更倾向于保留殖民时期的财产制度。

独立后，肯尼亚最大的土地分配计划“百万英亩”(1960-1963)，就是由世界银行、英国和西徳提供肯尼亚政府贷款和捐赠，用于购买欧洲殖民者主要在“白人高地”的土地。该计划一方面是为了加快白人定居者出售土地，从而撤离肯尼亚，另一方面还试图安抚来自失地原住民的不满与政治抗议。50年代，当地最激烈的反殖民抗争“茅茅起义”的导火索之一，就是土地问题。“百万英亩”计划的大致内容如下：

80%的土地被设定为高密度安置区，将土地以贷款的形式分配给失地原住民，他们要用耕作收获来偿还政府债务，如果逾期还款，政府会实行强制驱除，让他们再次沦为失地农民。

20%的土地属于低密度安置区，卖给政治与商业精英。政府官员及公务人员纷纷将西方捐赠放入私人口袋，通过家族购买这部分土地，成为接替白人的大地主。

与此同时，政府鼓励通过私人“自愿买卖”的方式出售大型农场，这种交易通常由国有土地银行提供贷款。这使新兴的非洲中产阶级受益，因为他们拥有正式工作和资产，更容易获得信贷。肯尼亚第一任总统肯雅塔就依托这一市场机制兼并了大量土地，成为肯尼亚最大的地主，其家族目前拥有超过5万英亩土地。

所以总体来说，这些土地再分配措施，并没有解决原住民失地的社会问题，甚至通过债务再次剥夺了暂时得到土地安置的小农，同时本土政治精英在白人殖民者撤离后将手中的政治权力转化为土地上的私人资本积累。这是独立后肯尼亚贫富悬殊与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非洲老虎”?

我们之前说，纳库鲁是一个工业区。但是总体而言非洲没有实现工业化。这里也有一个背景，大概70年代开始，全球资本主义由“福特模式”进入“弹性积累”的生产模式，当“亚洲四小龙\虎”承接了全球产业链，非洲也就相应失去了这个机会。后来，中国又成为“世界工厂”，比如义乌——光是在圣诞装饰品市场上，就承接了75%的全球订单，这使得非洲工业产品并没有任何出口优势。

在马克思主义的脉络下面，“原始积累”有一个经典的剧本：存在大量失地农民，他们被迫进入城市工厂出卖劳动力，成为雇佣劳动者。但是我在非洲观察到的现象有些不同——资本家看中的是农民土地的价值，而不是他们的劳动力。土地投机与开发一直是重要的资本增殖形式，而工业在当地则没那么发达，因此大部分的劳动力人口得不到稳定雇佣，工作是临时的，收入不稳定，失业是常态。在肯尼亚，“hustler”成为一种身份认同 – 劳累、低薪、不正规、不稳定。尽管hustler在英文语境里相当于马克思说的流氓无产阶级。

当然，肯尼亚的政治精英不是没有工业化的动力。2008年，肯尼亚提出“远景2030“，规划未来20年通过基础设施投入实现快速工业化，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实际上，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是通过国家对外举债的方式进行的。在这波规划中，纳库鲁县内的纳瓦沙是关键物流枢纽，计划中建成一个东非内陆集装箱货场，一个经济特区(或剥削特区?“special exploitation zone”)。

肯尼亚的政客经常画的大饼，就是肯尼亚将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走“亚洲老虎”(比如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的道路，仿效他们发展出口贸易和加工业，为只能在非正规经济中灵活就业的劳动力，乃至无法就业的剩余劳动力提供稳定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但其实，在非洲劳工研究中，“劳工”这个词一般用于描述独立前殖民时间殖民工业体系内的少部分非洲黑人劳工。最初，非洲黑人并不被信任，没有资格成为劳工，殖民者倾向从南亚招工。所以总的来说，在充满屈辱的殖民时期，非洲工人阶级队伍并未壮大。

而在独立后，非洲国家不但没有完成工业化，甚至出现“去工业化”现象，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劳动成为研究非洲经济的关键词汇。以肯尼亚为例，冷战时期由于和坦桑尼亚地理位置相邻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非洲对抗苏东阵营的桥头堡，得到大量西方援助和贷款。不过外国援助资本并没有转化为本国工业生产投入，并且随着援助的涌入，跨国ngo开始迅速发展，甚至承担了部分国家治理功能。

2023年8月，我来到纳瓦沙(纳库鲁下辖的一个镇)，想对这个由贷款建造的新工业区一探究竟，我一开始还设想，是不是能接触到产业工人?但是我发现工业区其实没怎么建起来，计划当中这里应该有一个东非内陆集装箱货运场，但现实当中只有荒野中的一段货运铁路站台。蒙巴萨-内罗毕铁路是由中国贷款支持的，但设想中的，延伸至乌干达的第二段铁路就没钱建了——肯尼亚在国际上的融资并不顺利，按照现有的国家负债率与预期的还款能力，肯尼亚大额贷款的风险非常高。因此，尽管前期通过巨大的社会代价清出了1000英亩的土地，但是计划中的经济特区其实还处于很荒凉的状态——厂房，水电，其他基础设施，短期内都很难存在。

这次实地探访，让我直接打消了研究肯尼亚“新工人”的念头。肯尼亚总统口中的那个“肯尼亚制造”的福音，真的能够养出“非洲老虎”吗?纳库鲁县老工业区劳工的真实现状让人感到悲观。

零工与小额贷款

当然了，纳库鲁也不是完全没有厂，虽然很多厂房都被废弃，但当地还是有少数的木材加工厂和饲料厂仍在运转。总体来说，纳库鲁的老工业区呈现出“后福特制”的特征。有订单时开动机器，没订单时解散工人，工人流动性非常高。根据我的经验，当地早上五六点钟就工厂外就有聚集的日结工，但是机会并不多，因为因订单减少暂时离厂的工人会保持与工厂的联系，等待工厂招人的机会。

普通工人工作时长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日薪折合人民币大概是30到50元。这个老工业区的行政名称叫做“孟加拉”，根据当地居民猜测，这是因为这里曾是来自印度的生产商、贸易商和劳工聚集地，但由于历史上肯尼亚黑人在空间上流动上受到严格限制，没有人能清楚地讲述社区历史。

这是一个流动的社区，在纳库鲁的边缘，许多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找寻零工机会时，会选择住在这里的劳工宿舍。工厂没有活时，工人可能返回农村，也可能留下来去纳库鲁城区打零工。所以很难碰到老人或者长期居住的居民。我认识在这里生活最久的，是一对居住了20余年的夫妻，丈夫原本在工厂做工，厂子效益不好后就出来接零活，虽然他在工厂里因为工伤，一只眼睛失去视力，但是仍然怀念十多年前工资稳定与低物价时更高的生活水准。

妻子现在经营一间大约一平米的杂货店，以及一个简易的路边摊供工厂工人午餐。工人都是以记账的方式买东西，每周领薪水的时候，她会去工厂办公室在工人领薪水时把餐费扣下来。由于工厂和劳工宿舍的存在，这个社区是贫民区中条件不那么糟糕的选择，单身的工友往往几人合住一间，地上铺几张床垫。带家眷的工人租一个单间，用帘子隔出厨房和床铺，一家几口挤着住。

在调查了流水线上的普工和操作工的家庭收支与债务状况后，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后福特”工业生产模式与金融资本主义的结合，使得工人的工资可以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即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工资)以下，其中不足的部分，则是以债务的形式来补贴。

债务包括以下来源：(1)向工厂借债，实际是发薪日贷款;(2)网贷平台;(3)社区中的放高利贷者;(4)赊账消费，典型的是工厂周边的小餐馆用记账的方式为工人提供食物，在发薪日拿账本去工厂报账;(5)基于信任、情感与社会交往的人际之间的债务。

“驴子累坏了”(punda amechoka)

在纳库鲁，我看到了债务如何塑造了当地人的生活。这种债务拉动基础设置建设的发展模式，我用学术概念说，是给社会带来了一种“多重时间性”。在宏观方面，主权债务将整个国家置于一个还债时间表当中，这让整个社会生产都服务于还款日。为了不被债务拖垮，政府将想方设法、巧立名目向民众收税、增税。而于此同时，又在公共服务上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削减社会福利与补贴。除此之外，基建投资的周期形成了另一重时间——外界贷款又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所以项目一直有烂尾风险，即便基建投入使用，利润回报的时间也充满不确定性——金融资本能让这些基建立起来，却不能让这些建筑本身来还债。

2022年9月，肯尼亚新任总统鲁托甫一上任，就取消了主粮小麦粉的补贴，小麦粉的价格直接翻了一倍，2023年1月，肯尼亚又恢复了(疫情期间曾经短暂取消)对电子支付与转账进行课税。但这些征税措施并未缓解财政困境，6月国家主权债务占gdp比率高达70.8%，财政收入的58.8%用于还债。为了避免主权逾期，鲁托加紧扩大税源与增加税基。2023年颁布的金融法案中燃油增值税由8%上涨至16%，直接导致民众日常出行的小面包车(matatu)费率上涨，交通费用成本升高也带动生活物价上涨。

于是在7月份，肯尼亚爆发了抗税游行，标志性的抗争包括多个县镇的的小面车司机罢工，本地交通瘫痪;游行民众自发敲打家家户户厨房都有的铝锅，抗议民生物价上涨，“驴子累坏了(punda amechoka)也成为抗议动员的口号，7月12日，抗议浪潮蔓延至在纳库鲁县，老工业区的居民在生活区和商业区聚集，警察快速响应，警车开进老工业区，施放催泪弹驱散聚集人群。我在现场反应慢半拍，幸好旁边有人拽着我的手臂穿过一条窄巷，躲进了劳工宿舍。当时大概有十余人跑进来避难，为了避免警车进来搜索，我们反锁了大门。

然而，政府没有因为民众抗议而收回或调整政策，在2024年的金融法案中追加征税。消费税中将每一笔移动支付与转账都课20%的税，民生必须的食用油税率提高至25%。增值税方面，基本的民生物资面包，糖的原料甘蔗的运输，进口鸡蛋/洋葱/土豆都课 16%的税。政府课税精准针对民生必需品，加重中低收入者负担，把财政困境转嫁到穷人。2024年的金融法案又引爆了大规模的“z时代”游行示威。这些冲突事件，都和债务捆绑在一起。

肯尼亚政府的税收，大多是劫贫济富。以电子支付课税为例，肯尼亚早在2007年就推出不依赖网络和数据，只需拨打代码就可以操作的电子支付，极大便利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向缺乏实体银行网点的农村汇款。新冠疫情期间，政府鼓励电子支付，让电子支付比例提升至80%。在电子支付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后，政府开始要求，只要转账超过相当于5块钱人民币，就要交电子支付税，无论是朋友之间转账，还是消费时向商家电子支付都是如此。

这意味着什么?买10个鸡蛋价格大约10块钱人民币，如果用电子支付时，系统会自动另扣4毛钱。从民生必需品的角度，政府巧立名目加税，又砍补贴，直接造成了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小麦粉、食用油、糖的价格上涨，同时又通过电子支付税增加穷人的生活成本。这种征税体系旨在向穷人课税，而非通过譬如资本收益税、财产继承税、固定资产税等方式要求富人多缴税，将资源重新分配。

我所在的社区，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将三餐减为两餐，减少鸡蛋这类基本营养的摄入。然而，政府对于民众日常的生活压力与痛苦毫无感觉，只是在一味吹嘘离普罗大众生活遥远的高楼大厦、科技新城，那些大部分民众消费不起的设施，以及金融资本流入带动的5%的gdp 增长，尽管推动这种虚假繁荣的债务都由贫民埋单。

“草原硅谷”

由于高度普及的的电子支付与繁荣的小额网贷行业，肯尼亚被很多人称为非洲的“草原硅谷”。这种格局也有社会基础：广大的农村地区没有实体金融机构服务，贫民很难开设银行账号，而城乡劳动力的流动性又带来了汇款的需求，这催生了电子支付的发展。这个庞大而利润丰厚的下沉市场，早期由英国电信巨头vodafone旗下M-Pesa支付垄断，后来又涌现出了各种小型的金融支付平台，M-Pesa支付也开设了自己的网络信贷平台。

目前，肯尼亚有195家获政府批准的数字信贷平台，另外800多家网贷平台的执照在审批过程中，市场上至少有上千家网贷平台，其中也不乏中资背景的电子支付与信贷机构。比如在2018年，昆仑万维针对非洲市场开发的电子支付平台Opay，是尼日利亚市场份额最大的移动钱包，拥有5千万注册用户。在肯尼亚，中国资本也进军了非洲网贷市场，网贷产品包括Opay旗下的credit hela和okash。

20世纪90年代，金融资本开始牢牢控制资本主义发展局面，在世界银行与国际组织的推动下，“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成为全球“脱贫”“减贫”的主导政策，将投资放在开发“金融科技”(fin-tech)。“普惠金融”的假设是，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缺乏资本，如果能通过小额信贷的方式给穷人贷款，他们就能投资生产性活动而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所以，“减贫”的关键从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转向让穷人接触到正规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穷人应该通过资本自主投资、自力更生的新自由主义论述。

但对肯尼亚的贫民来说，小额贷款大部分时候并没有转化为生产性的资本的，而是更多的用于消费，而且是穷人为了生存和繁衍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购买：食物、医药、学费。另外一些小额贷款则是用于以贷养贷，在多个网贷平台战战兢兢地操弄“颠球游戏”。等到最终到了无力偿还的那一刻，网贷公司暴力催收的噩梦随之而来，电话骚扰，上门要账，还能让你社死——他们有办法让你通讯录中的所有人都知道你欠钱了。

尽管如此，穷人仍然“感激”网贷的存在，并非他们不知道欠下的是日后要还的高息债务，而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在生存危机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能思考明天?当肯尼亚政府将“普惠金融”变成解决贫困问题的国家政策时，我们看到了一个荒腔走板的社会实验。

2022年肯尼亚总统大选时，鲁托的经济政见是通过一个政府出资的国家网贷平台来解决贫困问题，这个名为“hustler fund”(姑且译为“草根基金”)的数字金融平台将以低于商业网贷的利息为穷人提供创业贷款。鲁托的主要竞争对手欧丁嘉则提出社会低保政策，每月为200万最底层的贫困户提供折合人民币330元的低保补助。最终，这个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发钱救济政策被舆论攻击为低效率养懒汉。

贫民窟是欧丁嘉的基本盘，他的政见符合他的选民利益。但是，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由精英控制，它们给全社会灌输了一种虚伪的，基于财富的道德观，富人值得尊敬，而穷人总是因自身原因陷入贫穷，是可耻的。在精英舆论机器的开动下，甚至连欧丁嘉的选民也在反对他的政策，“我不想白拿钱，我只想通过辛勤劳动挣钱。”

另外，肯尼亚有2600万极端贫困人口，欧丁嘉的政策只惠及200万贫困家庭，在均贫的状况下，拿福利的资格和标准很难在操作中说服民众，这项可能为社会保障空白的国家建立初步福利体系的政见，终究被滋生腐败、奖励懒惰和财政上不可持续的质疑笼罩;相反，鲁托的网贷政策被解读为更加公平，只要在手机上点一点人人都可以拿到小额贷款，况且，大家已经习惯了在网贷平台上借钱。

“草根基金”的兴衰

“草根基金”并没有带来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上线三年后，该平台的网贷逾期率高达70%。这个野心勃勃的国家脱贫计划，变成民众表达对政府愤怒、嘲笑与不服从的平台。在田野中的我记录了这三个片段：

2022年12月，“草根基金”刚推出两周，似乎人人都很乐观，期待新总统鲁托兑现竞选时的承诺。他的的竞选口号“草根国家”(hustler nation)，自封为“首席草根”(hustler-in-chief)，发誓扭转肯尼亚政坛权贵王朝承袭的现象，为草根阶层带来自下而上的流动。无论贫民窟的小摊贩还是旅馆的司机、厨师，都打算在“草根基金”上贷到自己的第一笔创业资金。这也是这个国家网贷平台的口号，底层将通过网贷得到的“资本”靠自己脱贫致富。

2023年7月，在所有采访中，大部分人只能在“草根基金”贷到500先令(折合人民币约30元)，大家对这个政府网贷平台的态度由失望到讽刺。旅馆的电工给我算了一笔账：“当我申请第一笔贷款时，最高额度只有500先令，实际手机到账475先令，25先令强制划入政府的存款项目里。还款期限是2周，我要还500先令本金加上利息。超过2周，要还逾期利息。这475先令够不够我创业呢?这只够我们家餐桌上一天的食物。吃完后，我还欠政府的债。“

这个月全国各地爆发了鲁托上任后第一次抗税游行。在纳库鲁，我问很多人他们是否记得“草根基金”的还款日，大家似乎都不是很在意，又或者因为生活的艰辛没有精力去记住这个日期。这个“草根基金”不会像有些商业网贷一样从电子钱包的现金流中直接扣款，逾期后除了短信骚扰外并没有催债公司来威胁，似乎是各种债务中最不紧迫的一个。一位小面包车的乘客说“我不记得自己的还款日期，我们不欠政府钱，政府欠我们钱。”

2025年7月，惊人的逾期率事实上宣告了国家网贷平台政策的死亡，只是鲁托总统不愿承认自己的旗舰政策失败，“草根基金”仍然在运作，而大部分人因为逾期无法继续在平台上贷款。仅仅三年的时间，鲁托从寄托底层希望的“草根总统”变成街头巷尾群嘲的“骗子”、“贪婪的税务官”，若不是跨时间的在地观察，几乎不敢相信这种戏剧性的集体态度转变。2024年夏天鲁托对“z世代”抗议的血腥镇压，对反对派积极分子的秘密绑架报复，让他彻底失了民心，不论部落，甚至不论阶层都同声谴责。“鲁托必须下台”是这次来到田野时反复听到的政治评论。

尽管商业网贷平台爆发式增长，“草根基金”似乎从人们生活中消失。在贫民窟的一次焦点小组访谈中，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提到他在“草根基金”借了500先令还没还，旁边的中年妈妈们接话“我也借了没还”、“这是政府欠我们的”。

小额网贷代表了一种积累的疯狂

我现在的研究还在田野阶段。很多问题其实想得也没有那么清楚。按照我现在的一些感想，我暂时可以做这样一个理论的收束。

在马克思论述中，利息、租金与商业利润等等分配形式，是资本的“洪水期前”形态，其历史比现代资本主义更加悠久。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银行家和金融家为核心的货币资本家是生产领域活跃的中间人和推手，作为信贷提供者，他们会将闲置货币资本转化为生息资本，注入产业资本循环。也因此，在资本家内部，产业资本家愿意把剩余价值同金融资本家分享。而我所观察到的情况，是资本主义在调整阶段，由于全球生产过剩，资本从生产领域转移出来，流入金融和投机领域。小额网贷代表了这种积累的疯狂：生息资本期待从没有稳定工资流水、没有资产抵押、劳动力短时间无法在市场上出售的借贷群体上榨取一些可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