滠水农夫：谁的浩劫谁的狂欢

——读曹征路《民主课》

今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社会上关于文革的评论文章多如牛毛，然而以艺术的形式正面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据我所知，曹征路的《民主课》是迄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学习和欣赏这部小说，无疑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个特殊的年代，通过现场感的体验，经受着悲欢离合的感染，循着大时代背景下人物的命运轨迹，让我们在追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伴随着小说主人公精神的升华而升华。这部小说对于我们，尤其是后文革时代成长的人们理解文革，打开了一扇智慧之门。

对于很多人讲，文革的印象，恐怕首当其冲就是伤痕文学所提供的。作为文革结束后强势崛起的一种文化思潮，铺天盖地的伤痕文学垄断了对于文革的艺术表达权，甚至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固定范式，如前两年上映的电影《归来》，就是一部“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作品。事实上证明，那些伤痕文学的作者最后还是回到他们所讥讽痛恨的文革“样板戏”的所谓程式化、脸谱化窠臼。如此，不就昭示着，不仅随着历史发展，社会前进正在改变着文革话语权，而且即便是对于文革的艺术表达，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主流叙事方式也已走入死胡同。而曹征路的《民主课》显示的正是现实主义重新崛起的力量，是顺时应势之作，自有其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位置。

一部《民主课》，篇幅不长也不算短，以主人公肖明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以“支左”这一文革典型事件为切入点，通过“我”(小说中曹干事)的叙述，勾勒出线条分明的脉络，还原了庞杂宏大的文革历史画卷。小说中刻画的各种人物，在文革的典型环境下，性格的表现和命运的跌宕，加之情节的持续推进，构成了这部小说内部结构的运动张力，既有百结千愁、峰回路转之妙，又得行云流水，水到渠成之道，最后是流光四溢，钟鼓齐鸣，万方潮涌，繁花遍地。

从小说结构和叙事风格来讲，《民主课》与《那儿》、《豆选事件》等曹征路的前期作品明显有相通之处，都是通过复调叙事的多重变奏表现一种悲剧的崇高，在《那儿》里是小舅，《豆选事件》里是菊子，而《民主课》里则是肖明的父亲刘查理，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献身精神，体现了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同时也是作家一再大书特书的“大写的人”。或许以笔者的理解，正是在这个躲避崇高的年代，英雄贬值乃至丑化的年代，“小我”泛滥“大我”疏离的年代，作家偏要振臂一呼，用他塑造的一个个激情四射的艺术形象来中和疗治时代的症候，让那一许许理想主义的微光燎原阴沉郁闷的天幕。对于刘查理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体现了作家的匠心独具，实际上形成了整部小说的一条暗线，这个人物在小说中始终没有正面出场，然而又是推动整部小说情节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关于刘查理的故事，也许开始给人的感受只是漫不经心，无关紧要，然而随着的情节的推动，我们才发现刘查理竟然成了整个叙事的核心，围绕对刘查理形象的揭示，作家把我们带到如同侦探小说的意境，真相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清晰，最后刘查理、肖明、肖明的女儿王娅娅一家三代人终于合为一体，也就使文革这一历史事件穿越了时空，贯通今昔，其深远伟大意义得到极尽彰显。

小说的性别特色也是极明显的。小说的主人公肖明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富有反抗精神，敢作敢当，勇往直前的女性形象。对于这样的角色安排，恐非作家随意为之，一般来讲，在阶级社会里，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姓，所遭受的压迫更残酷，从而也使她们对于压迫带来的精神痛苦感受更深刻，也必然更富有反抗精神，她们作为社会的弱者往往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突然迸发惊人的力量，似乎在一瞬间就不可思议的完成了从最弱者到最强者的转变。《豆选事件》的菊子就是典型，《民主课》中的肖明也是如此。所以，作家将其要塑造的一个典型反抗者角色定位为女性，确实有着事物本身的内在逻辑性，也符合小说所要反映的文革主题。

在笔者看来，《民主课》的标题恰恰与《伤痕》的标题对立，正是“不一样的文革故事”的点睛之笔。那么不一样的文革故事读后，能够给我们留下怎样的印象和获得怎样的体验呢?我觉得这部小说至少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文革的真相是什么?小说告诉我们，文革不是无理性的躁动，不是全民的歇斯底里，不是对于领袖的盲从跟风，不是莫名其妙的内斗，不是无中生有的宣泄，当然就更不是别有用心的利用，好人遭殃坏人得势的浩劫，为了整人而整人的政治暴力，或者不切实现的乌托邦。正像小说叙述的一样，文革经历的起源、发展和结局，自有其本身的内在规律，决不是领袖头脑中的突发奇想，更非亿万人民的集体癫狂。小说中的主人公肖明之所以要起来造反，并成为造反派一分子，完全就是官僚特权压制的结果。联系笔者曾经看过的几部文革造反派所著的《回忆录》，他们讲述自己成为造反派的原因和过程无一不是小说中肖明经历的翻版，这一方面说明作家塑造典型人物的功力了得，另一方面不也证实了艺术真实与社会真实的统一性。这部小说好就好在站在历史的高度，摆脱个人情绪化的影响，通过一个社会生活的侧面，对文革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尤其对于文革造反派刻画，摈弃脸谱化、程式化的恶习，展示出了真实的人物形象。这样就与主流所描写的文革拉开了距离，划清了界线。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因为妖魔化文革的需要，将文革过程碎片化，并加以选择性的剪裁拼贴，给人们展示的是一个经过异化加工的百丑图。而且对于文革的叙述往往只及其表不及其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枝节当主流，把个别说成一般，把局部换成整体，把现象当成本质，企图用这些卑劣的手段，掩盖文革的本质，阻挠人们去正确认识文革真相。然而，事情的发展不可能如人算盘，历史也并非真的是任意打扮的小姑娘，随着时间的久远，那些被云遮雾罩的历史真相终将露出本来面目。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能看到，当今是什么人惶惶不可终日，一谈文革就色变，开口闭口咒骂文革余孽不绝，不就是那些官僚特权者、先富者、骑在老百姓头上耀武扬威的各色精英?显然文革就是要造他们的反，革他们的命，就是要让弱小者也有反抗强者的权利，让精英分子也要看普通老百姓的脸色行事，只许规规矩矩为人民服务，不准趾高气扬欺压群众。一场围绕文革的矛盾斗争，不就是在毛主席号召下，阿Q们要起来造反，赵太爷们不许阿Q们造反，于是就镇压，于是再造反，于是再镇压。文革实际上是给了阿Q们起来造赵太爷反的权力和机会，是阿Q们的狂欢日，是赵太爷们的浩劫和噩梦。所以身为“小右派”的肖明起来造反了，她那不屈的抗争性格在文革的典型环境下得到尽情彰显，她一旦得知自己父亲的真相，就义无反顾地要为父亲洗刷冤仇，讨还公道，乃至不惧与整个强大的官僚体系为敌，小说中描写道“这个魔女，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一天也没闲着。她没有回去，而是带着自己的猜想，一路做工，卖血，远出贵州，终于把姜政委挖出来。”于是她写大字报、发传单，战斗檄文化为惊天炮火，形势急转直下，貌似坚不可摧的官僚集团堡垒倾刻土崩瓦解。也许只有在文革时代才会有这样轰轰烈烈的场面，也只有在文革时代的土壤里才能成长出像这样卓绝特立的典型人物性格。

第二，文革的意义何在?小说中作家借主人公肖明之口写道：“作为一个下乡知识青年，与您这样身居高位的首长对抗，力量对比是如此悬殊，然而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懂得了小人物也有权造反，懂得了巴黎公社原则的精髓不在于选举，而在于罢免。”无疑，文革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是一次对中国人的精神洗礼，也是一个重塑我们民族精神品质的艰难历程，尽管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不甚理想，然而文革的精神好比毛主席在荒原上洒下的种子，尽管还是冰雪覆盖的季节，但指不定哪一天那些稚嫩纤弱的幼苗会冒出土面，迎风织成通天的绿毯。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今天，文革精神连同革命领袖的思想，早已内化为我们民族的基因，深深浸润于每一个中国人血脉之中。我们不是已经看到，那些别用有心者尽管只是拐弯抹脚地露出一点“革命无理，反抗有罪”的意图，就遭到社会上人们群起围攻，使他们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千秋大梦屡屡落空，以至于有的人不得不发出哀叹：“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做主未宽松。何时宪政实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李锐诗)也许只有哀叹才是他们的

唯一宿命，因为只要文革所指向和揭示的问题一天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文革幽灵就一天不会离开中国大地。毛主席说：“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是在思想政治层面的宏观上证明了文革的产生根源和伟大意义。毛主席又说：“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毛主席又从个体感受的微观角度证明革命的合法性，同时也证明文革精神对于个体发展的积极作用。毛主席说文革是一场演习，作家说文革是一堂民主课，反映的是文革的一体两面，真正的是深入了文革意义的精髓。文革就是要人民起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训练自己、自己战胜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用人民民主的武器维护平等的权利，争取人类的自由发展。

然而，文革这堂或者这场演习它又确确实实是一场典型意义上的革命。于是正如同鲁迅所说：“革命有血， 有污秽， 但有婴孩。”那些害怕文革的人，利用文革中出现的某些过激过左现象，片面地加以渲染夸张，企图混淆人们的视听，为达到他们彻底否定文革的目的服务。而他们绝对不会告诉人们文革的物质成果和精神产品。小说中没有回避对于文革负面的描写，比如武斗，比如狂热的个人崇拜和空虚的形式主义，再比如某些造反派的动机不纯和跟人不跟路线的现象广泛存在等等，作家写这些并非仅仅为批判而批判，而是将这些现象放在文革发展的脉络中，放在整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来反映文革的本来面貌，并以此揭示文革的深刻意义。相当一部分否定文革的人，并非如人们主观想象的那样，他们是无心地把婴孩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作为文革产生的婴孩，从大的方面说，是社会主义革命到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小的方面说，就是那种锻造人的精神力量，塑造人健康品质的思想精华。而这些对于千百年形成的并且占主导地位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和文化来说，就是他们的摧命符、掘墓人，因此一切旨在维护剥削压迫制度的人，必然要天生地反对文革，反对文革中诞生的标示着新社会曙光的婴孩。然而，文革既然不以人的意志发生了，那么在文革中诞生的文革精神，思想成果也必然长存于天地。其实，相对于社会上的各种争论，毛主席当年就已经对文革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毛主席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回顾整个文革过程，如果我们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话，谁又能否认毛主席的话。一部《民主课》恰如其分地让人们从中解读到历史的信息，在那些栩栩如生的描述后面，在夹叙夹议的文字里，不知不觉就让我们感受到文革的伟大意义就蕴藏于那些感憾人心的艺术形象里。

第三，怎样做一个大写的人?文革中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斗私批修”，文革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塑造人的精神品质。然而，实践也证明，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改造之难更甚于物质世界，但人类要实现美好的社会理想，要达到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又必须改造自身。而革命正是这样的一座改造人性的熔炉，千千万万革命者为着理想牺牲了，他们身上闪现的人性之光激励着一代代的人们前仆后继。作家不吝笔墨，在小说中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个大写的人的光辉形象，有在革命年代因为保护群众而含冤受屈终不悔的倪永昌，有为党筹集经费不惜卖掉幼子，-毁家纾难安不言苦的安老爹，更有忍辱负重，无私奉献，以牺牲自己生命捍卫真

理，维护人民利益的刘查理。读着这些滚烫文字，即便铁石心肠的人又怎能不流出感动的泪水!毛主席说：“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读来虽豪迈，但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们，又怎能体会到其中蕴含的真正意义?小说中借安老爹之口，给我们诠释了什么样的人才是大写的人，“真正的大英雄，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受难者。革命高潮时风风光光不困难，水落才石出，上岸两脚泥啊，真正的英雄一定是把那个时代最疑难的问题扛在了肩上，他是心甘情愿去赴死受难，自觉自愿为大疑大难在煎熬。”这就让我想到，我们民族之所以在五千年的漫漫历史中永远展现出生生不息的活力，一定程度上讲，不就是因为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即使在再黑暗再野蛮的年代，也不乏这样的大英雄，大写的人，他们确实是把时代的大疑大难铁肩担，把人民的苦痛悲愁丹心照，他们无疑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国家的希望，人民的幸运，这样的大写的人、大英雄，不仅过去存在过，今天仍活着，将来也一定会出来。在今天这个最坏又是最好的年代，把所谓的理性人理论奉为圭臬，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人间正道，中国人精神的倒退何止一泻千里，然而，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所有有良知的人们在不断扣问，何谓真实的世界?何谓真实的人性?在小说的结尾处，作家似乎是刻意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写下了这样一段总结而又启发式的精彩文字：

如果真的有灵魂，我相信灵魂不会衰老，灵魂也没有年龄。那些真诚的灵魂，那些为祖国焦虑，奋斗，奉献，流血牺牲的灵魂，日日夜夜都和我们在一起。过去在一起，今天依然在一起。 这是理想的灵魂，这些灵魂深爱着这片故土山河，深爱着血脉相连的历史文化，深爱着在这片土地上辛苦劳作的迭经苦难的人民。他们不会计较个人恩怨，或者纠缠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因为他们不是为任何个人在工作，他们做一切事情都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就在历史中并且创造着历史，困难、挫折、失败、幼稚、误解、委屈和打击都是经常要发生的，他们不会因此怨天尤人放弃担当，所以才如此真实地和我们感同身受。他们才是大写的人，由于他们的存在，人性才被重新度量，推上了极至，动物性和低级趣味才越来越少，高傲奇崛浪漫美丽的花朵才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性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这样的大爱从来都是具体的真切的：它就在方志敏的清贫里，在赵一曼的坚贞中，在渣滓洞的皮鞭下，在刑场上的婚礼时。有这样的人性在前，使我们这些后来人每每自惭形秽。但他们永远活着，我们活着，他们就活着。因为他们活在我们心里，和我们的心脏一起跳动，热血奔流。

是啊!革命的基因连同文革的印迹已经深深融汇进我们民族的机体里，那搏动的心跳和奔腾的热血无时不刻在证实它们的存在，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

201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