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报：新自由主义进入更野蛮的阶段

在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正在进入它更野蛮和更具破坏性的阶段。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它在如何加强?美国从危机中复苏了吗?大型跨国协议意味着什么?在拉丁美洲发生了什么事情?民众阶层和政治组织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可以确定“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它意味着一系列必要的变革，以便资本能够形成它在世界范围的生产方式。

我们曾经说过，建立在全球化和分散生产基础上的世界生产新格局需要加强解除调控经济的措施。为了资本能够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需要金融的自由化，减少资本流动的障碍，以便将生产分散在不同的国家，直到产品的最后组装。

同时，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和条约变得重要，使有关国家不干涉跨国公司的决定。在这个框架内，已经签署了3000多个双边投资条约，用来“保护”跨国公司的权利。

采取这些措施不是偶然的，除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系统地提出的建议，还由每届达沃斯论坛进行推动，该论坛是由世界上100家最重要的公司组织的活动。

在这个阶段，跨国公司的权力扩大了，以至现在在全球范围内运营的世界200家最大的公司的生产相当于所有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34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的组织)的国家生产的总和。仅世界500家最大的公司占有世界生产的一半。这样，统治世界的公司比全球大多数国家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

但是，国家继续是突出的空间，因为它们是容纳大公司的领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上经营的500家跨国公司中80%的母公司设在7个国家。在这些国家资本和国家之间的结合造成它们的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带头修改调控的框架，采取有利于大型跨国资本的措施。远的不说，在2008—2009年危机期间，正是这些国家自己动用公共资金拯救大型私人机构(主要是国际银行)，将它们的损失社会化。另一方面，在外围地区国家的政策对实施和确保执行新自由主义的处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大型公司大力扩张的过程中，财富空前地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正如乐施会(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指出的，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67个人积累了与世界最贫穷居民的一半同样多的财富。对此有名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在第一世界不平等的水平在凯恩斯时代有所改善之后，又回到20世纪初的水平。

尽管如此不平等，新自由主义能够深入实施下去吗?有五个征兆表明它正在深入实施。

　　帝国在反攻：从危机到攻势

美国莱曼兄弟公司垮台和在第一世发生界新自由主义大危机已经过去了近九年，那次危机将美国放在更多关注国内事务的地位，部分脱离了外部的事务。我们可以说美国的经济已经得到相当的复苏，今天这个国家利用它的跨国公司之手正在发动一场帝国新的攻势。美国的失业率在2009年年达到10%的顶峰以后，现在下降到5.5%，几乎是危机前的水平。政府提出的货币刺激政策是为了推动处于下滑的经济，用美元淹没外围地区的市场，今天美国经济正在复苏，资本再次流回美国。应当注意到，美国名义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是第三经济体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倍。在这个框架内世界最大的强国控制着跨国资本主要的动议权：大型的跨国协议。

　　大型跨国协议：新自由主义的高级阶段

世界贸易组织策划了世界范围内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引入双重标准。比如，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做到减少关税障碍的同时，保持补贴自己的农业部门。但是，如果我们将该组织今天执行的大型地区协议进行分析的话，这类多边条约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信息和与人员有联系的问题，对此世贸组织还没有进行调控。比如美国在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包括12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方面取得了进展。而欧洲本身同时与日本的协议和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协议也取得了进展。

这些大型协议涉及的某些内容：禁止扣留和控制出口，试图取消进口关税达到90%，限制普通药品的生产以便保护知识产权，扩大专利的期限，强行控制国家的企业的活动以便不“扰乱”贸易，首次在控制因特网和其他部门方面取得进展。

　　新兴经济作为选择的模式在衰落

这些大型协议除了寻求增加中心国家跨国公司的利润，还是一条应对中国在世界上前进的道路。最近几十年中国大幅度深化它在外围贸易和投资的存在，顶替传统的大国。在这个框架内，通过这些条约中心国家寻求在它们与外围之间的关系中得到特权，恢复地盘。作为回答，中国人在达成一项与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大型协议，取得了进展。这个亚洲巨人被排除在大国组织的大型协议之外，开始达成自己的协议。

另一方面，美国的复苏正在削弱新兴国家。货币刺激的政策包括大量发行美元，大幅度降低利率，将多余的美元以低成本重新投入新兴的经济体。现在这项政策的结果意味着外汇重新流回中心。许多新兴国家出现外汇流出，随之本国货币贬值，这削弱了它们的经济政策。

　　拉丁美洲：布满中断进程的阴云

最近15年拉丁美洲经历了一个扭转新自由主义倾向的进程。在大多数国家社会的爆炸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客观条件受到明显的破坏，已经到了破产的地步。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数据，本地区43.9%的人是穷人，19.3%的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在社会抵抗的过程中，出现新的政治领导人如乌戈·查韦斯(委内瑞拉前总统)，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势(本地区的石油出口价格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使拉丁美洲经历了一个高增长、逐步改善收入的重新分配和更多的国家干预的进程。社会条件在各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越是远离新自由主义处方的国家改善就越多。

但是，今天在这个地区由于有明显自由主义色彩的政府掌权，新自由主义重新出现，在民众的政府控制的国家右派取得进展和(对政府)施加压力。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正以集团的方式采纳美国推动的政策，明显的例子是那些已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拉美国家。

正如经济记者克劳迪奥·斯卡莱塔最近指出的，为了在经济主权和经济独立上取得进展，需要一种双重的决裂。首先，需要改变拉美国家现行的依附型结构，这确实影响到本地受益阶级的利益;其次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依附型国家卷入经济的方式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将影响到最强大的国家和资本的利益。在这个进程中前进的困难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商品的国际价格下跌，本地区政治领导人的丧失，他们没有能力满足居民的中产阶级的需求，以及在美国复苏的框架内某些经济团体发动攻势。

　　新自由主义的霸权

在拉丁美洲不讲新自由主义的霸权难以理解保守派的复辟。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的模式为了发挥作用需要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改造，这导致不可避免地取消社会权利、使社会边缘化和财富集中的制度合法化。个人主义、极端的消费主义、将国家干预妖魔化、将经济自由作为重要的自由以及反对政治，是最近40年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和霸权主义的媒体深入发展的先决条件，其目的是克服越来越不公正和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遇到的困难。在解散这个复杂的思想架构没有取得进展的时候，采取将国家解体的政策、拒绝政治参与和让贫穷的国家通过投资与国际市场协调的思想，这些并不令人吃惊，尽管在历史上这已经造成损害，拉美国家的债务继续有效。

　　政治上的抵抗

不论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仍然有效，还是由于在本地区客观的生活条件改善，社会的抗议没有达到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水平。比如在阿根廷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人们获得的某些权利被取消了，通过强制达成共识，我们处在一个债务更多(以及极端依附)的新周期。在欧洲福利国家继续解体似乎没有被阻止：当希腊民众的政府上台时，民众的表达似乎限制了跨国公司和大国滥用权利，但是又迅速地适应了它们的需要。

由金砖国家领导的有选择的世界一体化计划有它的局限，它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提供了一种选择，但是这些计划受到封锁。拉丁美洲的一体化在最近十年对美国推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说“不”，向南美洲国家联盟迈出步伐，今天受到美国再次卷入本地区的事务的打击，某些国家的政府接纳了美国的政策。

一般来说，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在阿根廷社会的抗议和一个非常不平等的制度在政治上行不通，虽然新自由主义有它的局限性。

跨国资本的攻势是明显的，得到深入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相关国家的支持。这个进程的成功和它的持久性将取决于它在经济上的可行性，重要的是取决于与人民在一起抵抗集中的资本的政治组织的能力。我们对此抱有希望，将为这种抵抗成为反对霸权战斗的产物而工作，而不要等到物质条件被破坏到不认识的程度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