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别保钓运动战将林孝信

2015年12月20日，保钓运动战将、台湾第一本科普杂志《科学月刊》创办人林孝信于台南辞世，享寿71岁。继台南告别式后，3月12日老林的家人与各领域的战友于台北世新大学为他举办了一场追思会暨科学民主大众论坛。追思会以台湾著名剧场人王墨林导演的报告剧《美丽的岛·美丽的人》为引子，追述并再表达老林一生的志业与对后辈的召唤。

　　1.投入保钓风雷

在《美丽岛》歌声与舞台背景上的烈焰中，报告剧以钓鱼台岛的自然影像推入老林的战斗生涯。1944年老林出生于二战末期的台北，在鹿港和宜兰度过童年，由台北建国中学考入台湾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所。热衷科学的老林1970年初到美国便为了台湾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岛内外伙伴创办了《科学月刊》。然而在六、七十年代之际的冷战态势和美国反抗运动氛围之下，原本没有政治意识的老林也难免卷入其中。

(美丽的岛美丽的人)

因为《科学月刊》日渐在全美形成颇为广泛且切实的联络网络及留学生社群，创刊一年后便成为初爆发的保钓运动的串联基础，连结起各地的学生保钓团体与刊物。日后全美的台湾保钓留学生中，有很大部分是老林这样骤然投身其中的理工科学生，其中不少亦转向大陆、回到台湾或留在美国继续左翼理想之下的行动;这一历史关节也使得海外台湾左翼，与岛内战后至解严前之间多为就读人文社科专业、受到文艺、党外杂志及党外运动影响的左翼生态，具有颇为不同的状况。

1971年1月29日保钓运动第一次游行及4月10日更大规模的游行后，恰逢五四运动纪念日，保钓留学生借保钓运动与五四运动在抗日、爱国意义上的相似性，意识到了解长期以来被亲美反共的国民党教育所遮蔽的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性。作为美苏对峙与中苏关系转向之下的必然，亦作为刺激彼时保钓情势的偶然，当年7月尼克松宣布将于次年5月前访华。保钓前在美国有极少几位台湾留学生已经携带着六十年代台湾岛内的左翼气味，然而恰恰是保钓运动和尼克松访华的冲击使得留学生广泛地将眼光投向社会主义新中国，打开了左眼。报告剧《美丽的岛·美丽的人》交待了上述脉络，也牵出9月“安娜堡国是会议”后保钓的左右分裂及左翼路线内部“统一运动”与不着重于统一的左翼运动“第三条道路”的分野。

(好友追思)

　　2.关于保钓运动左转与走向统一运动的迷思

保钓是老林运动生涯中被谈论得最多的一段历史。保钓当然开启了那个白色年代岛内外学生的政治世界，但在对于如我这般这至少比老林小三代的不少青年左翼同伴而言，保钓仍然因为民族主义的底色和旨趣，而颇难理解。然而因为新竹亚太/文化研究室“战后左翼口述计划——以陈映真为线索”的机缘，有幸亲临老林生前半年一次难得细致讲贯一生的访谈，似乎得以跟那些曾经难解的和解。民族主义不是我们的旨趣，却不难同理;不解的恰恰是，受到文革启迪的保钓左翼为何会走向统一运动。

老林虽不是走向统运的一份子，但着实很大程度上与统运共享着对新中国的情感基础，而这一情感基础又来源于保钓本身左转的脉络，老林的访谈给我的帮忙正在于让这一脉络活了起来。根据老林的说法，1971年4月10日大游行后很多保钓学生对国民党政府失望，也因为五四运动的联想而开始阅读中国近代史，更因为尼克松宣布访华的契机意识到另一个“中国”的存在。当然，同样直接的刺激来自于文化大革命，在美国亲身经验全世界青年左转的政治、文化氛围而阅读左派理论与新中国论述的那群人感受尤其深。也就是说，海外保钓学生更直接地曝露在冷战国际和“六十年代”(末期)之中，于是他们有条件更快速、更集体地左转，并且在新中国、西方和第三世界的“世界革命”氛围中更有行动的动力和条件;而不是像岛内左翼“盗火者”那般在被斩断左翼历史的白色恐怖中迂迴寻找，把现代主义文艺、存在主义哲学、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和一两本左翼理论通吃，受困于孤立和行动之无望中，大多只能以文艺来幽微地吐露。

当然，相较而言，我认为海外保钓的左转受到新中国更大、更直接的刺激，不仅因为新中国在美国的可见性，也在于保钓本身的民族主义底色。如老林所述，尼克松宣布访华让他们意识到国民党政府不仅无力保钓、得不到国际支持，更意识到美国在这个国民党政府无援的时刻选择了新中国。也就是说新中国不再只是作为他们脑中的“匪类”而存在，于是在跟“中国”有关的民族主义之上，虽然他们对“中国”的空间想像始终是中国大陆，但对“中国”的主权想像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恰好这个祖国不仅可能以“反帝”姿态保钓，又是他们所处的六十年代世界的重要火种。于是他们纷纷开始阅读《毛选》、看样板戏——他们的左转与新中国密切关联。

那么至于我原本不解的保钓左翼缘何走向统运，一方面确实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底色，另一方面却并不成为真问题，因为他们没有从左翼“转向”统运——他们的左翼一开始就与新中国捆绑在一起，从未分开过，他们的左翼从始就暗示着寄望于社会主义新中国解放台湾。这也是为什么与今日统派不同，统运学生自七十年代起就以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大陆，不仅为了亲历文革，更为了亲身“建设祖国”。(当然其中不少在九十年代亦开始经商，不能不说与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巨大变动带来的茫然和刺激有关。)

　　3.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时期进步力量的连结

七十年代中期保钓逐渐熄火。老林和一些保钓战友没有转入统运，而是筹办“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面对台湾开始不止于蠢蠢欲动的党外运动。民主运动之外，他们也开始投入台湾史的阅读(不同于彼时在美国崛起的台独力量，他们的台湾史不只是反帝的，也是与中国近代史关联的)——这样的路线并不意味着老林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呈现出与他一生中对科学、教育、知识之解放的执着相统一的对民众的、自发的解放的肯认。支援会最重大的历史意义似乎是非常广泛地将涵括党外运动、左翼等在内的当时进步力量连结起来。老林不只与美国的《台湾与世界》(及之前的《台灣雜誌》)、《台湾思潮》(及之前的《台灣人民》)等不同路线的刊物团体有网络上的连结，通过办座谈会及利用自己家作为在美进步力量的重要空间而与岛内党外运动人士来往，也通过办夏令营开发八十年代刚刚赴美的年轻留学生。然而或许左翼力量的集结只有在彼时才那么有效。

进入保钓不久，因为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并吊销护照，老林既失去学籍又因为被迫非法居留而不能工作。此后的十几年间，除去太太陈美霞的收入，几个相互亲近的朋友秘密地支援——陈美霞教授在追思会发言的最后特别强调这一“集体”的重要意义。除了这一意义上的集体，我想从保钓到支援会时期，在老林家这个空间内一起生活、办刊物、开读书会、讨论国际局势与运动策略(在老林的主持下开了一个个长达一天甚至更久的会议)亦是彼时珍贵的集体状态吧。

　　4.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

不论是老林的战友还是年轻学生，对老林印象深刻的除了长达一天的会议外，至少还包括他对知识的执着——这大概也是为何在报告剧与追思发言之后，追思会的下半场竟是三场论坛：科普、通识教育与社会改造;社大运动与社会改造;社会改造与保钓运动的前世今生。1988年老林全家终于得以返台定居，这一年距他离家已经二十一年。此后的二十年中，老林在进入工运又因为工运/左翼内部的纠结而退出后，便全力投入通识教育、社大(社区大学)运动与“卫促会”(台湾公共卫生促进协会)。他先后在多所大学担任通识教育兼任或专任教师、创办刊物《通识在线》、为社大集结各方力量、担任全台湾第二所社大(新竹青草湖社大)校长、创办刊物《社大开学》……

关于知识的工作是老林自大学时期、《科学月刊》到返台后通识教育、社大运动和卫促会始终坚持不懈的，甚至近几年他所主持的“钓鱼台教育计划”更可看作是将保钓运动公众知识化。老林的民众教育理念有浓重的解放意涵。他在文章《成人教育传统中的知识解放》一文中批评在专业分工社会中，知识精英“藉由知识谋取私利控制他人，知识成为维系社会不平等的保守力量”。于是他的社大与卫促会行动期待教师与民众可以对话，通过彼此成为受教者，而不仅得以对知识有更开阔的认识，也得以开启专业人员与民众的新关系;更重要的是，他期待这些民众教育行动成为一场政治文化运动，不仅依此认识自身与世界，也依此寻求改变自身及社会的途径。

(陈美霞教授致辞)

老林的上述志业都致力于使台湾成为一个自由、公平、正义、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在知识/公众教育领域的工作，老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因此报告剧以这样的场景来收束：伴随着《国际歌》的歌声，在舞台上安置一株株泥土中的幼苗。最后，老林理想和生活上最亲密的同伴陈美霞老师以《为了将来的好日月》向老林道别，也叮咛我们这一代的伙伴要继续走下去。

为了将来的好日月

咱受些风寒 要的什么紧

要的什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