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远去的历史背影——江南造船厂老工人访谈

【破土编者按】最近，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发表高论，称劳动合同法和最低工资制度存在着严重问题，过于“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而忽视了老板的权益，结果导致企业破产、经济下滑，最终伤害了工人的利益。2008年劳动合同法施行以来，广大在城市里漂泊的打工者的权益到底被“保护”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不在这里赘述了，任何良心尚在且头脑正常的人都会有清楚的认识。本文是一篇江南造船厂老工人的访谈，我们来看看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劳动者权益是怎样被保护的，看看对工人权益的保护是不是会最终伤害工人的利益。

他的平凡，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不凡。

一

江南新村离徐家汇不远，是江南造船厂老职工的生活区。除了还住在这里的老工人，很少人知道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工人新村，也是江南厂百年来首见的工房。这并不奇怪——因为如今，这些三五层的小楼，和密密麻麻的晾衣杆、纵横交错的电线，还有头发花白的老工人一道，被周遭的车水马龙和摩天华厦包围。也许，双方都有点窘迫，但彼此保持着会心的沉默。

二

其实他不是真的一言不发，更不是哑巴。只是和那些热络健谈的老师傅相比，他太安静了：前工会主席郭老，不仅和我们谈了一整天，还积极地帮我们引见其他老师傅;福州马尾学校毕业的万老也兴致勃勃地说起自己一生和船的不解之缘;赵师傅夫妇是解放后第一批劳模，两人相识、相知、相爱、奋斗在同一车间、同一工段、同一小组……当我津津有味地听着他们的故事时，他也加入了我的行列——一个微胖的板寸老爷爷，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总是坐在我身后的长凳上，但不说话。听到会心处，他不时微笑颔首。阳光洒在他祥和的脸庞，活像武侠小说描绘的高僧大德。

为充实田野资料计，离开上海前一天，我又回到江南新村。这时我才发现，他成了“漏网之鱼”。这一次，我坐到那张长凳上，和他聊起来。

三

他姓王，苏州人，今年86岁。6岁时，他随父母到上海讨生活。小小孩童，睹尽沧桑：上海沦陷，骑自行车的老师傅没有下地道，就被日本鬼子扇耳光，在烈日下罚站;股民幻想一夜暴富，借钱炒股却被套牢，破产者纵身跳进黄浦江;水上人蜗居在苏州河边的小船，工人扛包袋、住窝棚，和黄金荣、杜月笙“黑吃黑”的徒子徒孙相比，分明生活在两个世界。“上海这个地方，过去玩人多，流氓多，可怜人也多。苦的人蛮苦的。”

长到16岁，该出去做工养家了。王师傅先在一家私人老板的无线电厂打工：工厂在苏州的时候，他就在苏州;工厂搬到上海来，他也跟着到上海。红旗向南推进，老板脚底抹油，解散工厂，王师傅第一次失业。接着，他在芝罘路摆过无线电摊位，也在浙江中路太仓大楼做过练习生。练习生的月薪区区4块钱，只是胜在老板管饭。“私人资本家的电子根本不行”，从电线到灯泡都要用洋货;“老板要用你的话，就是要剥削你，不剥削你怎么行呢!”——这位苏州来的“小阿弟”，全部看在眼里。上海解放，这个老板也跑路了。正准备从练习生晋升为老师傅的他，第二次失业。

看见解放军开进上海，战士都睡在“水门汀地面”上过夜，王师傅感到不可思议。不过，他更关心自己的生计问题。共产党在东亚饭店开讲演，动员全上海的失业人员来听讲，“小王”也去了。讲者开门见山，问在座的劳苦大众，“为什么你们穷人这么穷?”听众回答：“因为阿拉命苦啊!”讲者回应，“不是阿拉命苦!是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压得你们没有办法!”台上台下，一来一回，讲到听众服气为止。“你们不要认为穷就是命苦，不是的。”讲习材料包括中国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商务印书馆现在还存着”，王师傅推荐我去买，“4块钱一本，可以看看”。

共产党还成立了专门的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失救会”)。失救会记录失业工人的情况，同时公布各工厂的招工信息。五年的摸爬滚打，足够掌握最基本的理论和实践，王师傅顺利通过江南造船厂的招工考试。更让“小王”欣喜的是，江南厂有很多技艺精湛的老师傅。“小王”由老师傅带着，刚进来的时候是三级工，不到一年马上升为四级工。除了老本行无线电，他还慢慢学会搞引擎、电路镜、更复杂的船舶修理和制造。

1951年，21岁的王师傅成为江南造船厂的正式职工。一直到1991年退休，他再未失业。

四

江南厂实行三班倒的八小时工作制。如果是上早班，王师傅早上7点半就到工厂，扳好机器，拿好工具，准备上船。船坞是露天的，要修船，得上甲板。日晒雨淋，“很正宗的。”八小时过后，下班铃响。工人们脱下安全工作衣，喝点绿豆汤，参加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除了下班后的学习，王师傅还上党课，“年轻人嘛，求进步。”1954年入党的他，学过《矛盾论》、《实践论》，当场就和我谈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我拿高中政治的老本打哈哈，王师傅却一脸严肃：“你就是念大学，也要念政治!脑袋里面就该有政治思想。”

王师傅当时一个月工资66块钱，除了自己的吃穿住用，每个月还节余二十块钱赡养老母。1954年，江南厂建好工房，王师傅一家分到一间40平米的房子，“大概花了10块钱。”六十多年过去，王师傅夫妇还住在江南新村。江南厂的职工有全劳保。同一车间的老师傅，受了很严重的工伤，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但工厂还是安排妥当：“老师傅要是感觉还可以做很轻微的工作，那就做轻微的，只要你愿意。如果你不愿意，工厂还是养你的。”新村当时还有厂办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疗养院。“我们进江南厂，就给你七个字，‘生老病死有保障’。现在这些都没了，只剩下一所小学。”

起初，江南厂由军队接管。解放区来的部队干部，“衣服穿的不怎么好”，也不懂船舶修理和生产，但“晚上人家老师傅走了以后，加班什么他都要看看，没有什么架子的。”干部最怕工人贴大字报;报纸上曝光因贪污六十块钱被枪毙的官员，“五六十年代，你有几个脑袋啊!”厂里最宝贝的是那几位八级工老师傅。他们一个月工资123块钱，不输厂长。厂长每回来车间，对工人师傅客客气气，“看到工人来了以后，马上问候：‘某某师傅，老师傅，你怎么样?辛苦了!’厂长也会拿着绿豆汤跑过来：‘老师傅，你休息，吃点绿豆汤再讲。’现在还有吗?”

厂里有小年轻要娶老婆，手头比较紧，打起了工厂物资的主意。小伙子从船上偷铅浇的桶，一天一点，揣进衣服，带出厂变卖。一来二去，门岗的老师傅注意到他，越看越不对劲。喊保卫科一查，什么都清楚了。工会马上介入此事，“要做他的工作，看你到底几次。有的是拿了一点点的东西，看起来是小偷小摸，可是不能不教育。不过，要做工作，不是要他吃官司。”后来，小伙子承认错误，照价赔偿，“出来以后，还是给你工作。”那时候，工厂不能随便开除工人。是否解雇一名工人，需要由全厂职工代表大会投票决定。

五

江南造船厂从未让人失望。1954年，工人师傅把江南厂生产好的零部件带到广州组装，建设南海舰队;1965年，又有一批师傅远赴各地援建——从四川的432厂，到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船坞。无论是家喻户晓的万吨水压机，还是上钢三厂的踏板机，全是江南厂工人胼手胝足的成果。所以，听到有人评论老国企“大锅饭、养懒汉”，王师傅立马面露愠色。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光荣菜”，全厂上下主动减工资，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自力更生——“不可能的，什么大锅饭!”

风起云涌的年代，王师傅是逍遥派——不“保”，也不“反”。“我观点是有的。人要是没有观点，就变死人了!”历史现场，他没有多谈。他记得当时的干部要下放劳动，“最严格的时候，如果你看不起倒马桶的人，下一次就让你早晨5、6点钟，跟他们老师傅一起去劳动一次。劳动是要劳动的，不劳动怎么行呢，这个我们没有意见。老师傅对我们也很客气的。”那后来呢?“现在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我是老板，我用了你十个人，我给你工资就是一个月两千块，再加上奖金，一共三千块。但我收过来的钱，有七千八千。至于改成股份制公司，我谈不下去。为什么谈不下去?当时厂长可以拿20000股，1块一股买来，再20多块一股抛掉，钱就来了。我们下面的工人，拿了很少的。有了这些钱，大老板做其它生意，你就弄不过他了。还有干部到外面赌钱，钱赌掉了，人也跑掉了。”

谈到这里，王师傅突然来了一句“你们快吃饭吧”。一看表，刚好中午十二点整。临走的时候，王师傅还交代我，千万别像他儿子一样：“你叫我的儿子去谈马克思。50岁的人，谈不出，也谈不清楚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我们不太看的。’我想，坏事了。不太看，可不行啊!”

看着他归家的背影，我陷入了沉思：为什么他不说话呢?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