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面对西方民主制度悖论 急需将其民主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内，民主制度面对一种悖论：公民对政治没有兴趣，比如在许多选举中弃权比例的上升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公民自己愿意更好地控制公共的行动，更多地参与制定跟他们直接有关系的计划。这两种倾向如何调和呢?

在世界上第一次存在更多的民主制度和更多对政府的民主选择。40年前在西班牙(向民主)过渡时存在约30个民主国家。现在民主国家的数量—在巩固的不同阶段—要大很多，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现有85个民主国家。或者说在全球的世界民主已经变成更多合法性的统治制度。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对民主如此不满。这种麻烦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可能决定不投票的选民数量越来越大。在国际盖洛普对60个民主国家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中，只有十分之一的选民认为他们国家的政府服从人民的意志。

在许多民主国家还看到出现和重新出现反对议会传统的政党，它们中多数是民粹主义的右派，或是无可争议的传统的民主国家—瑞士、丹麦、芬兰—今天由极端右派的政党统治(或由于它们的支持而执政)，它们质疑现在的民主职能的合法性。但是也有许多普通的公民由于受到危机的残酷打击(如在西班牙的15—M运动)，他们质疑民主制度屈从于新的金融和媒体的巨大权力。因而存在着对现在的民主行使职能的拒绝。对政治代表和政党的信任正在流失。代议制似乎不能对新的政治要求做出回答。居民的一个重要阶层已经对每过数年进行的投票不满意，而是想参与。

在这种形势下，进行改革或做出一定范围的政治决定越来越困难。有势力的院外集团或压力集团的利益，媒体的运动也在维护某些公民团体获得的合法权利，给变革造成困难。政策已经不敢触碰某些问题，如果这样做，有时它必须面对强有力的抵抗;在很多情况下应当后退。

公民的大多数相信民主是现存的政府的最好形式，但是另一方面，大多数人也不信任他们的政治代表和政党。我们的朋友何塞·萨拉马戈说，我们能够投票是真实的。由于主权内容的授权承认我们是有投票权的公民，在正常情况下通过一个政党选择我们在议会的代表。总之，这是确实的，由于这类代表数量的突出和政治上的结合，一个大多数需要强加于人，结果总是成立一个政府。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民主行动的可能性这那里开始和结束。选民可以剥夺一个使他不愉快和安排别人在他的位置的政府的权力，但是他的投票对统治世界因而统治他的国家和他个人的唯一现实力量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明显的结果，显然我所指的是经济的权力，特别是这种权力总是在增强，这种力量由跨国公司根据统治的战略进行管理，与渴望民主的公民的共同利益没有任何关系。

或者说，我们面临着一种戏剧性的不可思议的状况：我们从来没有那过这么多民主国家，但是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对民主的)反感，没有这么多对代议制民主的不信任。在这些反感的原因中间我们可以引述以下十点：1，太多的不平等(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2，国家和公共事务的危机，它们受到信奉“国家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攻击;3，缺乏巩固的民主文化;4，政治家腐败情况的不祥后果(在西班牙这经常发生);5，政党和民众社会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的困难;6，政治活动屈从于事实上的权力(媒体的、经济的和金融的权力);7，政府服从于超国家和不民主的机构的决定，比如欧洲中央银行、20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8，民众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增加;9，对社会的级别或性别的歧视或排斥(移民，同性恋者，无证件者，妇女，吉卜赛人，穆斯林等);10，发挥反对派的作用和维护它们的利益而不是公民的利益的媒体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在很多国家宏观经济的增长没有导致改善卑微的居民的生活水平。这就造成微观社会的麻烦。存在一个令人吃惊的数据：由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拉丁美洲进行的一项研究透露，45%的拉丁美洲人表示他们宁愿服从于一个保障他们就业和足够的工资的独裁政府，而不倾向于生活在没有使他们摆脱困境的民主国家……

这事意味着对民主来说许多挑战来自贫困和不平等。这是我们触碰到了现代民主思想根本的核心。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中曾经说过，社会的国家只有在所有的人都拥有某种东西，没有任何人拥有太多东西的时候，对人来说才是有好处的。

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框架内，国家失去了对市场的调控能力，同时让其不再是国家的市场。跨国公司和金融市场不再需要国家作为支撑。这样，今天典型的事情是国家被削弱。作为国民的国家的时代特别是民主国家的时代的结果，出现的政治现实是群众的政党和群众的文化，集体坚信臣民不再是臣民(对他们发布命令)以便变成为公民(对他们必须说服)。

今天国民的国家将其部分权力出让给超国家的机构(比如欧盟)和次国家的机构(在西班牙是自治机构)，因为出现了全球化和普遍的分权，这两个进程同时出现。全球化使民主变得更不突出，因为在国民的国家范围内作出的重要决定越来越少。现实存在的民主以这种方式经历整体的变革，使民主的状况远离它原来的三个模式：1689年英国议会的改革，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为了变成一个消费者(对他必须引诱)，选民不再是一个公民(必须说服他)。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代议制民主的行使不再是一种富有意义的活动，在公民的眼里变成了一个由别的社会等级表演的节目，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参与。

这样，我们面临一种双重的变革。一方面，全球化降低了国民的国家的作用和民主政治生活的杰出作用。另一方面，由电视—视频—政治的文化进行的变革损害了公民和公共事项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说，我们处于一种两个世纪期间锻造的民主工具不再有效的形势。尽管我们似乎参与了民主普遍的胜利，更明确地说参与了它的成就的没落。因为对关于公共事务做出决定时，明显的将大多数居民排斥在外占据优势。这样协商一致变成对一个社会的利益没有民意的的少数社会等级的事情。

这样，出现了直接的民主和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要求，可以将其看作参与制民主的两个面孔。在拉丁美洲之后，今天欧洲经历一场代议制民主和参与制民主之间的辩论。参与制民主的主要表现是公民的参与，公民通过这一进程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参与做出决定、控制和在公共事务中执行这些决定。

民众社会和某些社会运动认为，政党是公民对民主反感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辩论：没有政党就没有民主，政党的坏事部分是这些政党自己抱怨其他的社会阶层。但是政党承认仅靠它们对于实行民主已经不够了。它们必须在透明和内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合法性。承认对人们来说每过四年或五年在票箱投一次选票已经不够了……公民已经不接受看到对此在有限的公共辩论中他们的作用。

在这个领域，委内瑞拉(1999)、厄瓜多尔(2008)和玻利维亚(2009)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它们说的是参与制的民主，已不再是代议制民主。因为事实上它们建议将民主民主化。尽管一般来说围绕需要保留代议制民主存在共识。现在明显地出现了需要在它的内部加强参与的机制，以便试图克服政治与公民之间的分离。

让我们记住引入直接的民主的机制(民众立法的倡议和通过公民投票进行民众磋商)不会削弱代议制民主。比如在瑞士、意大利、美国和越来越多地在欧盟存在着这种机制的事实表明了这一点。在委内瑞拉也存在任职的罢免，仅在全国的范围内对已经建立的任职(甚至包括共和国的总统)的罢免。委内瑞拉是世界上唯一实施过这一规定的国家(2005年)，对罢免总统的任职进行民众的磋商(指公民投票—译者注)。乌戈·查韦斯总统确实获胜了。但是对次国家机构(地区的和市一级的)地方的罢免已经存在，如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秘鲁等国。

总之，应当说清楚的事情是我们的民主需要新的社会的和宪法的协议(在西班牙这是紧迫的，需要一部联邦宪法)，以便建设公民的民主—不仅是选举的民主，在公民的民主中不能存在排斥。此外，代议制民主的模式没有对现在紧迫的问题做出满意的回答，如环境的问题，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全球的升温，失业，欧洲社会人口的老化，大规模的网络监视，移民，边缘化和世界的贫困等。

如果说民主继续更好地推动将辩论和对话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的模式，代议制民主阻止了公民的实际和有效的参与。因此结果很明显，保卫长期的共同利益只有依靠(不是反对)社会运动和公民才是可能的。从这里就出现将民主(制度)民主化的紧迫性。(作者伊格纳西奥·拉莫内是法国《外交杂志》社长)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5年11月9日西班牙《起义报》，原载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日报》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