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中国话语体系和“新”马克思主义化

中美战略研究院院长 谭伟东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话语体系

大数据时代，要求大历史视野，长时段、巨结构分析和宏大叙事展开。后现代化鼎显现代性、现代化的历史与未来的莫大困境。人类文明是数百万年的人类之生理、心理演化史上最后的光彩夺目的一章。其是在最近的一个冰川期之后，即距今大约1.2万到1万年左右间冰期中发展起来的现代农耕文明基础上建构和形成的。在此一万多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先后涌现出东方华夏古文明，两河流域苏美尔-阿卡德-亚述-巴比伦文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之印度和恒河古文明，埃及尼罗河古文明。这些上古伟大文明，只有华夏东方文明不但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而且正处于人类经济、文化、社会史上的鲜见的大国伟大复兴和再次雄起的历程之中。

萨缪尔森说，GDP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这无论是言过其实，还是危言耸听都不大要紧，但GDP量天下的国家宏观经济增长，以及世界经济全能锦标赛事无论如何已经成为全球的最大聚焦之一。当然，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庙算与计量，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财富计量，法国重农主义学派鼻祖魁奈的《经济表》中所体现的宏观经济流程，从经济智慧与学理上，可能都远胜于GDP的简单计量。绿色GDP，财富GDP，国民收入计量也都比现行的GDP要好。然而，作为一种具有最大普及度与大众公约性的GDP及其所谓经济增长赛事，毕竟是最具质感性和易于把握的。

依据趋势外推，加权计量、汇率和购买力平价(PPP)调整，以最谨慎的数据模拟推算，美国当今GDP十六万亿美元。中国十多万亿美元。最早直到2022年，迟至2025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增长大国。当然就财富积累而言，由于美国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历史长时段庞大的积累，而中国近代又至少千年积累起来的国民财富被彻底抛空，中国财富总量可能至少要到2049年以后才能超过美国。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在2013年左右，美国国际金融资产总量高达22万亿美元。国际金融负债高达24万亿美元。相应地可比口径中国国际金融资产，以全国的4万亿国际储备资产的外汇存底、黄金，加上国际直接投资存量，大约在5万亿美元左右。中国国际金融负债在1万亿到2万亿美元之间。尽管中国国际金融头寸似乎远远好于美国，但美国由于巨大经济规模、国际金融资产与负债体量，形成了事实上的国际债务人专政格局，与此同时它也把持了巨大的国际金融资产。因此中国在世界财富与金融的格局变动历程中，至少需要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即到2065年以后才能在国际金融与世界财富领域超过美国。而中美人均GDP、人均财富上的差别，其最终超越拐点，也将同2065年这一拐点有极大的关系。

上述这种地缘政治、经济与金融的大格局，将既来自于，也会大大推进世界话语权和话语体系的转轨。汤浅现象是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问题。科学技术、综合国力、制度文明和世界文明中心与话语权，尽管既不存在同步性，也不必定两者自然而然地会等同起来，但却具有极大的相关性乃至一定意义上的因果关联性。这是我们关注中国话语体系的根本内在依据。当然，还有其他的理性原因，诸如文明的丰度与深厚度，文明自身的魅力与世界扩张力，文明的示权区别于霸权与文明国际示范传递等等。

　　一、 中国元素，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

世界文明与时代风云，每每的长时段、大事变与断代史后，都会出现各自相应的当世代的现代化。同这样的现代化相对应的，世界历史上曾先后发生过东方化、东地中海化、南方化和西方化。在这些所谓现代化中，古典古代中华、其他三大文明古国、阿拉伯帝国、西方列强等等都曾经有过各自的历史辉煌，发挥过世界历史和当时现代化的中心区域作用。这些历史与现实的现代化，尽管都曾经风起云涌，激荡世界，但无论是就历史的起点和对世界的持久影响，还是就文明内在的丰度与恒久魅力来说，它们并不在同一量级之上。客观、科学与公正地说，东方化与近现代的西方化，应该是这些现代化中最为重大的，其影响范围之广，作用之巨的属于历史与现实值得高度关注。古埃及，古印度(含巴基斯坦、孟加拉)、古巴比伦、古波斯等，都当然不是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和无足轻重之辈，然而，无论就文明的丰度、厚度，国家与社会架构来说，还是就历史与现实的沉寂等等而言，尚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共同体，文明体系和国家与社会，可以与中国华夏的同日而语。

古埃及上古法老系列，无非是近代西化的考古学之下的巨石与金字塔考古方法论下的历史文明展现。埃及尼罗河不论多么天赐与宏伟，都不可能同华夏的黄河、长江、珠江、辽河、东北黑龙江(三江流域)，海河与淮河流域等至少是六大巨大的水系与流域，至少是华夏、东夷、三苗三大各自数千个部落所构成的万国联邦，又驰骋于亚欧大陆巨大而广袤的多种地理、地质与气候带，渔猎、采集、游牧、农耕与工矿各业各种文明系统混成的人文-历史-自然生态体系的巨文明体系相比拟。按着这样的参照体系来看，在当今世界大国，唯有美国、俄罗斯两大国家，可以同中国相提并论。但美、俄的人口规模与结构，都同中国不在一个量级之上。历史与文化传承，更不可同日而语。至于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等昔日的所谓西方列强，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几乎任何意义与参照点上，都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诸如广东、四川、湖南、内蒙、新疆、黑龙江、山东、河南、河北等的一介大省而已。

西方话语体系下的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文化学等等，都存在着重大的学术问题。西方叙事、逻辑和文明演绎存在着重大的尘封历史、双重标准、自以为是、虚构历史的问题。而其考古认证、学理建构、一元化形而上学偏爱、统一性哲学下的历史脉动，不具有科学的广泛的通约性、最大公约数与最小公倍数。因此，不可以统合世界文明与学术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建构。考古学、考古方法，因由古化石、石材和金属与文字单一线索偏好，会将历史上的易于腐蚀、容易毁坏或被大水淹埋等等的历史辉煌，广泛存在的木器、玉器、陶器文明的历史状况，给以忽略或被掩埋掉。考古、文献、文字、语言、神话与传说，以及逻辑与演绎的集成历史还原、深度挖掘和综合性评判，加上知识、朝代系谱的还原、交叉印证，应当成为新的历史叙说与界定方法。

中国元素、中国话语、中国叙事，在这个意义上，必然进入大历史与文明世界史的领域，并在可预见的将来，逐步成为主流话语和叙事体系。中国元素当然不是简单的中国红、同心结、狮子舞、耍龙灯、扭秧歌、猜谜语、赛龙舟、过大年，逛庙会等等这些民俗性的文化界定。中国元素是中国文化范式、模型、道路的一种原、元要素的代表和象征。中国元素，作为华夏文明体系的一种符号特指，应当至少包括下述的若干方面：(1)中国本体论存在说的基本核心范式与范型。这是以道-玄-一合成的易理卦像、阴阳五行：(2)中华道路、真理论价值与意义上的基本核心范式与范型。这是大道至简，一以贯之、中庸辩证，天下为公等等;(3)中华生境、天理、人道合一的价值观和生存境界的基本核心范式与范型。这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家-国一体的天人之学和天人之际;(4)中华时空与历史轮回和大周期意义上的基本核心范式与范型。这是知往监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礼敬先辈，尊重历史，在扬弃中承继，在持敬中创新;(5)中华修治齐平意义上的基本核心范式与范型。这是包括中华武术、中华医道医理(上医治未病)、中华医药医术、中华养生、中华教化等等;(6)中华文化艺术意义上的基本美学、哲学范式与范型。这是大美壮美阳刚之美，和心灵美学。其为世界独创与独有，是精神礼乐和心灵教化之巅;(7)中华博弈或战略意义上的基本范式与范型。这是中华兵法、奇门遁甲，中华绝学等等;(8)中华学术研究、把玩意义上的基本范式与范型。这是大学-小学，经济之学-经术之学-文章之学，易学道统，圣学经典，理学-心学，等等。

中华元素当然也包括那些普通意识、大众话语和一般文化传播中的诸多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中的具体的、低层级的甚至审美意义上的东西。但它们都不是中华、中国元素的主体与根本。中华、中国元素，同中国话语、中国叙事是一致的统一的。

中国话语就是东方话语，亚洲话语，古典文明话语、亚-欧-非大陆话语(西方哲学起源，数学，神学和宗教起源，都基本上是东地中海交会的东方输入与变形)，同时也必然是世界话语。同语言、文字与民族文化不同，世界上的话语体系，同世界经济中的货币、汇率的选择性特性、通用价值尺度和标准，有着相近的一面。并不是所有的文明共同体、语言文字和精神文化符号系统，都能成为世界上通行、共识起作用的话语体系。一般说来，世界文明中心、经济与实力中心和大国兴衰的基本态势，决定着世界话语体系的现实选择。在全世界二百三十个国家中，能够充当世界话语体系的了了无几。

人类文明与世界发展史上，曾经有过希腊化、波斯化、拉丁化、华夏中国化或中国东亚东方化、印度南方化、西欧西方列强化、英国-美国之盎格鲁-撒克逊的英美化，它们都在一定意义上推广、传播和带来了其各自的话语体系的世界性冲击。但造成民族大迁徙的匈奴、突厥、蒙古草原帝国、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等，都没有形成其世界性的话语体系。阿拉伯半岛上的伊斯兰文明与阿拉伯帝国，尽管其崛起时的文明与发达程度，都不具有世界制高点地位，但却形成了一定的话语体系冲击。至少是作为东西方文明体系的大融合的中转站而发挥作用。古埃及、苏美尔-阿卡德-亚述-巴比伦的两河流域文明，尽管难以证明其真正发挥了世界话语体系的实际影响，但也在世界文明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话语体系、话语权是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概念系统和文化叙说。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话语，主要针对的是西方化和西方话语体系。话语是西方语音中心主义哲学、语音存在主义本体论，在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和国际文化社会领域中的逻辑与历史必然体现。海德格尔的名言是“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走向更为极端，认定一切所谓的哲学问题，都是根本不复存在的，皆是因由语言文字定义不清，造成思维和思想含混不清的结果。而只有近现代的物理学的话语范式结构，才是真理与科学的标准。因为其定义、内涵与外延，语词概念关系及其所指、能指，即索绪尔的语言学的两大界定清晰明白。

语音中心主义强调的是发声、说话，其内在指向是在场、展现、召唤与沟通。这才是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最本质的含义。即语言是远比货币、网络要高级得多的世界本体论的现实场所。正是语言的召唤和叙说和在其呼唤之下的自然除弊、涌动和展现，天-地-人-神才回到了海德格尔的世界大厦里面来，从而形成了现实的世界家园。这样，西方主流思想与意识脉络里，语言就远远超出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中强调的所谓“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因此，人们能够将其区别于中国话语、语言与思想意识，也可以理解西方世界的语言、逻辑偏爱，乃至语言迷信到何等可怕的程度。话语是英文中的的Discourse，是言说(speach和文本的总和。西方字母与拼音语言，在语调、音域乃至表情，从而表演、场景、人物、事件的戏剧性、画面性，从而某种神龛意义上的海德格尔的“上手、在手”，或者他的架构上的一目了然性，集中体现了起至古希腊的世界自然涌现的真理之无蔽和阳光照耀下的显而易见。西方的话语权，当然又引进了权力领域、权力斗争、权力杠杆问题，使其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中国话语体系，基本上甚至本质上全然不同于西方话语。中国语言与文字，到当代文字话语，至少经历过五个伟大的代际：(1)以陶文、简单的符号为代表的第一代语言文字;(2)以八卦的卦象、符号为代表的第二代语言文字;(3)以黄帝令仓颉造字的第三代象形语言文字;(4)以铭文、石刻、甲骨文为代表的第四代系统、完备的象形-形声-会意-指代第四代语言文字;(5)春秋战国大融合直至秦始皇统一文字、书法，从而全面性的官方语言文字的象形、会意、形声为代表的第五代语言文字。中国语言文字，由于上述的五大代际的逐级系统化演进，并且始终处于扬弃、传承，递进关系之中，因此，全部的语言文字信息，基本上没有因为日益抽象化的远离象形和语音、会意、形声等等复杂化，而丧失了原生态的信息与实体所指。

西方语音和拼音字母化的语言的那种似乎无源之水，索绪尔的所谓所指意义意上的那种似乎天马行空般的任意创造的脱离原像的语调、语长、语音、语速的神秘性，在中国语言文字中几乎不复存在。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语言文字，在全世界所有的文明体系中，从将近一万年之久的伏羲时代的文明与国家建制的最源头起点，就已经开始出现无论是口传的还是最简单话语与符号体系的诸多的各领域的经典文献：其体现为《竹书纪年》、《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连山》、《归藏》、《周易》、《尚书》、《诗经》、《乐经》、《礼经》、《春秋》、《国语》、《老子》(《道德经》)、《论语》等等，到了雅斯贝尔斯的所谓世界轴心时代，中国的文化、知识、语言与经典已经发展到了系统化的分科、分领域的的四到第五代。而世界其他文明到此迄今为止，才刚刚开始以《史诗》、《圣经》、哲学、祭祀神学等形式，进行口传和初步文字文化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原始建构和价值观塑造。就文字书本典籍的经典而言，我们有理由作出下列判断，在中国孔孟老庄时代，稍后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西方时代，西方哲学，从而其基本的知识、思想与精神源头的历史时期，尚没有系统性的文字与书籍。因为柏拉图对此类所谓发明甚为反感，其认为，有了这些，人则变得过于懒惰，而不再记忆，背诵什么了。一切都记录在案，会使人的智能降低，人因懒惰而会堕落退化。

由于中国、华夏文明如此地高度领先与发达，其自然同时也能最早、最最深刻地发现语言文字的非神秘行问题，甚至其缺点和假象。同上述的柏拉图的反文字书本不同，中国古代圣人先贤，通儒硕学，是持有完全相反的态度。而且始终对经典恭敬有加，但孔老夫子的“听其言而观其行”，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早已把语言文字的非神秘性的一面暴露得明明白白。

希特勒认定社会民众运动就是语言运动。这个早年梦想成为画家的奥地利青年，不但功于心计地苦练成了一位“身手不凡”的演说家，而且把其尚不足以成为绘画大师的一般性的绘画才干，融汇到了他的极具煽动力的造势、传播和场景激情创造过程之中。自古直到希特勒乃至当代西方世界的政客竞选，修辞学、论辩或雄辩术、逻辑学、写作等，成为西方文明的文化政治行为甚至日常行为的显著标志之一。语言学与文化学后来又成了学界、商界的热门与市民追崇。

中国话语同西方这种主体化、理性主义过度，一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话语建构和话语权意识全然不同。因此也具有彻底根治西方化的语音中心主义和语言文字过度崇拜的西方话语哲学病。中国话语本质特征，可以集中概括如下：(1)尽管无论是诗曰、子曰、圣曰等等始终是中国话语、中国经典引之之一，尽管中国思维包含着深深的圣典崇拜情结，但中国话语始终从来不曾像西方话语那样，把语言、文字抬高到了吓人的神圣地位。“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和口是心非，装腔作势等等，从正反面界定了中国话语的双重界定，显示出中国话语中对谎言、欺骗、糟粕的彻底摈斥;(2)当然现实政治活动，甚至政治迫害、社会迫害、文化钳制、思想压制和乱世奸雄当道时，中华文化中的从赵高到秦秦桧、李鸿章，从桀纣到石虎、石勒、隋炀帝直到慈禧太后，中国的朝野谎言、丧尽天良，也每每发生，结果是忠良受害，不得善终，小人奸臣反倒可能长命百岁，但无论是从历史统计、迟来的正义、平反昭雪、良心法庭、民间正义乃至主流官方，积极的公道的善良的追求依旧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因此，像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和《千年一叹》两部国际中外文化政治比较中的基调、反思、反省，大体上属于无根之谈，无病呻吟。其基本的长时段、大历史的文化批判，同伯阳的《中国人史纲》一样，属于极端的走火入魔。毫无疑问，伯阳和余秋雨都是有才学的，均非无能之辈，但他们所遭受的所谓人生不公和社会“迫害”，比之司马迁说来，无疑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然而司马迁以个人悲剧下的无比愤怒，成就了划时代的超时代的伟大《史记》，并没有把个人遭遇，作为时代、历史与文明的评判依据;(3)中国话语是一种天然、了然、自然的系统性、整体性、艺术性，即澄明性、自明性、公道性的叙说。中国式的逻辑、修辞、美学和形式优美简洁、大道至简的思想体系的这样的思想-思维之经济学魅力，是同真正与公正的总体客观性、历史性彻底地融为一体的。中国人不接受简单化的程序性、形式化、逻辑和雄辩性的纯粹滔滔不绝，“敏于行而讷于言”，内圣而外王，大智若愚，同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大盗似圣等等刻画与评定，构成了中国话语的对峙的鉴赏与判野。

美国人、西方人根本就读不懂中国人、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体系的这套貌似先进、优雅、时尚的东西，根本就不入中华真正精英和优秀大众的法眼。西方文明在中国、东方与世界的当下，似乎依旧自我感觉良好和飘飘欲仙般的沾沾自喜，基本上是所谓主流话语操纵和西方自以为是的全球伪精英的国贼奸雄制造的假象。然而，遗憾的是美国当今朝野，几乎没有有头脑的战略家，学问大家，思想大家，全世界也都几乎处于“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深度悖论之中。人类文明与社会历史，或许又要在不远的将来近乎以人类文明的世界末日的超级灾难遭遇与体味，来经受惩罚后的以儆效尤，方可能浴血奋发，凤凰涅磐。

中国话语同中国叙事是一致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可视作中华大逻辑与大道天理系统的正反两个相关方面。作为大量的日常平素显见的叙说、言辞、文稿、思想，其显示为中国话语。而作为一种道-义与道-理，甚至道统的中华罗格斯，其显示为中国叙事。中国叙事在本质上是宏大叙事和精微叙事的双重结合。其在内在自洽性上，表现为卦象爻辞，或是锦绣文意里同孟子的“事-文-义”的实事求是的内在统一。不过，就中华大逻辑整体架构而言，在放大镜下，其体现为宏大叙事的长时段、大历史、巨结构的宏大叙事，而在显微镜下，其又体现为精细结构状的精益求精之把玩和叙说。

中华哲学、文学、历史，中国政治-经济-法律的系统浑生相和，形成了经济之学，经术之学和文章之学，就圣人与常人或治学与庶学角度或经世致用与一般技能而言，又分为大学与小学。从道到术，从理到策，从计到谋，从理到法，形成一种场域、网络分治统合的学术体系和人文德政。中华学术和哲理，体现着深深的批判、自信、良知、内敛、求真、务实精神，尽管也曾出现为诡辩家和逻辑讼师的混事之智叟类的人物，但却始终没有西方数千年经久不衰的怀疑主义与怀疑论哲学这样的思想发展史上的理性阴影与智慧错乱。

与此同时，中华大逻辑又是在天人合一的情理智趣，美德道情的统合之中，来领悟、把握、思维和展开这一切认知与践行，体味与行动的。因此，中国叙事，向来既非单纯的逻辑构架，又非逻辑至上主义。逻辑不但从属于真相与事实，从属于历史与现实，而且从属于道统情理，从属于应然、了然与自然大框架和价值取向。逻辑同一切规律、规矩、方策一样，属于工具性范畴，不具有道统之地位。

西方或西化叙事，现如今风行整个天下，从科学到哲学，从伦理道德到经济商务，从技术社会到人文艺术，似乎人类文明史，世界与社会所有学科、体系，从学理到战略，从知识系统到务实实务操作，统统是西方话语体系的天下。这给了西方过度自信和其他文明的深度无奈，也同时似乎体现出不仅仅是成王败寇的胜利者叙事，而且是确乎合乎逻辑，易于传播，大众化教育容易系统把握。但这都的确是一种深深的误解和错读。

叙事的英文是Narrative。其显示出一种综合意识与理念的最整体性的支配、支撑理念叙说和范畴架构，代表着一种核心的精神与叙说之话语脉络和骨架结构。西方化的叙事的畅行无阻和看似科学完美，仅仅是由于西方化的现代化以降，以科学作为知识之最新系谱的知识体系更新，导致了知识体系与结构的世界所有其他文明，包括中国经典-古典的从术语到物象，从过程到手段的深度不足乃至完全匮乏，其次，在技术社会下的工程和产业化下的现代化实践，又似乎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叙事的逻辑实证主义优势。而中国叙事，只要第一能够完成以科学知识为背景的现代之系谱的更迭，第二变更硬化、丧失可操作性，全面更新文明丰度、历史与人文高度的技术社会，以便走向中华古典文明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东方化更新和西方化的合理嫁接，则中华古典本体耦合西方文明，生成更高级的中国叙事，自然不但是一条必由之路，而且不只是完全可能走通，而且会大放异彩，行销全球。

　　二、 全球化走势、东学西渐与“新”马克思主义化

迄今为止的全球化，由于中国复兴或新的崛起，特别是在人民币国际化、新丝绸之路和亚投行，更特别是中国高铁的强劲输出下，正在发生新的变轨乃至嬗变。全球化的最终必然结果，必定是重新出现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及《世界五百年还是五千年》中展现出来的欧洲霸权之前的亚洲称雄。拥有4300万平方公里土地，作为世界最大洲际，并拥有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显然处于拥有3100万平方公里的非洲、1000万平方公里的欧洲的整个亚-欧-非三大洲连体之中心，也自然是世界的中心。这样的地缘政治决定着中华复兴将成为全球化趋势的未来重心。由此中国、印度复兴都将是改变世界历史、格局与进程的本世纪乃至未来千年最重大的历史事变。如果，中国、俄罗斯、印度能实现经济一体化，人民币能推动亚元和未来世界货币的诞生，亚-欧-非实现以中国东亚新雁阵模型的梯度经济整合，中国完成港澳台的最终彻底的国家统一，则国际大格局和世界话语体系与话语权必然随之相应地发生历史性的巨变。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同古典和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具有深深的逻辑、叙事和价值的统构、同体性。这集中体现在：第一中国话语、叙事与逻辑的本体论基础是天人合一下的“生生不息”和知行合一的君子天行健品格。这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和历史主体论是完全一致的;第二中国话语、叙事与逻辑的核心和最高价值取向，始终秉持，起码是至少在家天下情况下，依旧锲而不舍地坚持扬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三公(天无私辐、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三无(无乐之声，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伟大情怀与思想境界。这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消灭私有制，实现两个彻底决裂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完全一致的;第三中国话语体系中的天下苍生与民本主义政治观和国际观，同马克思主义的产业无产阶级的世界胸怀、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第四中国话语体系中的契距之道，即忠恕/中庸之道，诚敬意识，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平等、人民解放的意识和马克思彻底的批判精神和政治-科学与私生活的诚实精神是一体化的;第五中国古典和源远流长的选贤使能，禅让制度与汤武革命，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对抗下的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和暴力革命理论原则是高度统一的;第五中国话语体系中的矛盾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道-义-玄之宏大辩证思维体系和精神特征，同马克思承继并彻底改造过的黑格尔辩证法是完全一致的;第六中国话语体系中的历史、现实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格物致知的修齐治平，直至平天下的内圣外王，同马克思的批判哲学、实践哲学和能动的革命反映论是高度一致的。

事实上，恰恰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同古典和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与心理结构，历史脉动和话语体系上的如此高度的一致性，加上苦难深重的近代中国人民面临亡国灭种，成为新的国际弃儿和奴隶的悲越激愤的现实国情，在反复求教西方，却被老师无情反复地推向民族灾难深渊的情况之下，才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实政治情境之下，以一大批先进的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率先走入和彻底拥抱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近代中国一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在精神上就立刻由被动变为主动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会以如此博大的胸襟，全身心地接纳，并娴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同上述的两种话语体系和精神结构的高度一致性，有着十分深刻的关系。

正是基于此，整个的西方世界，应当诚心诚意地感谢马克思、恩格斯。若没有他们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式的解剖、分析和理论建构，中国、东方和整个世界，对西方世界的文明体系，充其量只会将其作为中国式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工具理性来加以对待。西方文明的马克思最精辟地叙说下的“精致化的野蛮”，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学说和科学发展的定位，而成为博大精深的源远流长的华夏神州中国与世界的一种自然合理的历史文明发展阶段的同化与纳入。同样，智慧、勤劳、伟大的中国人民，全身心地接纳、拥抱、创新地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着实是基于两者的内在联系和深刻同构性，并借助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作为西方人之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无情深刻的揭露和对世界与人民与民族的革命斗争，所显示出来的无私关怀与支持(斯大林只能是一定意义上的)，而系统、全面的认知了西方文明。

正像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最高境界和完美状态，将是世界货币一样，东学西渐的最高境界和完美状态，将是中国伟大的古典学术与文化，中国元素、中国话语体系与话语权，中国道路与模式的全球输出和强烈的示范传递。

制金权与制文权，同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制信息权是高度相关的。在金融与资本全球化下，在智能帝国主义的新世界安全观下，其可能比刀剑枪炮、核武器、远程打击、深海蓝军、快速远程投放兵力和前缘布置等等，更具有杀伤力和掌控力。思想与文化及其价值取向，将决定利益核算和利益驱动，甚至直接间接决定战略策略选项。

自1687年牛顿发表《数学原理》以后，西方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在产业化、城市化、大众教育传媒的资本全方位整合下，生成了巨大的甚至是恐怖的爆发力。但这一现代化的背后，表象的集约化下的生产力大跃进，工业化大推进，却实质上是能源与资源/环境粗放的低级野蛮化。西方现行的理性主义、工具性理性的科学革命和技术社会的齐平化，凡此种种的历史文化尴尬，都不可能在西方话语，西方现代化，甚至后现代化下得到解决。

西方和全世界在呼唤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匠而非霍金类的所谓科学大师，在呼唤马克思这样的伟大天才理论家，而非一系列的小丑似的未来学家及其摇唇鼓舌。西学东渐随着全球化的现代化的逆转已经并将必然进入东学西渐的历史大变轨，时代大变奏。

以中国学术与思想，理论与逻辑，理性与实践的伟大叙说与传承，类似于中华武术、中华养生、中话一样，中华精神，其将人类数百万年发生、实现的生理生物、人文历史、社会文化等的演化与进步，通过人体、组织、家庭、社会的一切合成的集约化配置与经略，成就出了可持续性、精致化和完美化的发展演化之极致。这样的伟大浑厚经典文明的当代复兴，必将形成远远超过美国好莱坞、肯德基式快餐文化的世界性传播。

中国是以道统、政统、法统三合一而构成学术与社会思想基本架构的。这比基督教哲学与神学的西方万能的上帝之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要科学;中国是以“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以齐天地、齐物论、齐生死的宇宙精神，浩然正气，来安身立命，出入六合的。这比西方的功利主义、重物享乐主义要科学，人文得多;中国是以天地交泰、万物一源、心物一源的整体观，来顺应和建构，乃至追求太和理想和大同至德之世的。这比西方的均衡思想、简单程序正义的理想国，缺乏历史与现实根基的种种版本的乌托邦要科学得多。中国是以大开大阖、纵横捭阖、进退自如的大轮回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来追求“孔颜之乐”，享受道玄天理旋机，把玩和领悟人生与世界的。这比西方的逻辑实证主义、逻辑至上甚至经济人假说的理性主义要科学得多;中国是以天下胸怀，世界大同的最大包容性，对待他族与国家的，永不称霸，平等对待一切国家与民族，不论大小均是如此。这比西方的霸权政治、霸盘生意、霸主文化和新老殖民主义、智能帝国主义要伟大、高尚得多;中国是以责任伦理本位和圣人的英雄系谱，来塑造教化国人与社会礼乐建构的。这比西方的权力(利)本位和商人富豪系谱要伟大、科学得多;中国是以历史轮回、生生不息的脉动来诠释人类与自身的。这比西方的泡沫虚拟化的拟像生产下的非理性繁荣要科学得多。

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大卫·香波格和几乎美国所有的当代国际关系战略家，都几乎根本读不懂中华文明与中国历史。基辛格的中国观，依旧停留在直感上，既缺乏历史厚度，也不具有世界哲学省思。雅斯贝尔斯的《大哲学家》，仅仅对老子、孔子有着一定的客观评价，涉及到了印度的佛陀、龙树，但对起自于伏羲，神农、黄帝，传延到尧舜禹汤，整个的中华文明与学术体系，都几乎完全无知。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西方学者的鲜少之作，但李约瑟的最终的时代化结论，依旧重新回到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不曾发生过西欧千年的黑暗、停滞的中世纪。中国在拒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间不断轮回，但却始终没有停止(滞)。理性和科学的坚实的文明大体系和历史大发展，在华夏神州的中国天下始终演义了一万余年。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的长时段、全局性、整体性的灾难、落伍和逆向发展，除了统治阶级的反动与堕落之外，主要是西方列强的罪恶所致。这是资本原始积累和帝国主义的全球化的历史性的最为重大的灾难。

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华历史文明和世界历史文明的新纪元。百年后的世界，将进入全新的东学西渐、世界格局颠覆和大国治世的大推进新时代。东西合璧、珠联璧合，中国华夏既有无尽之文明底蕴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也具有博大的胸怀和战略人力资智力资源支撑。中国话语体系，正像一轮红日，正驱散近代乌云，渐渐喷薄而出。这必将引领大同世界的时代潮流，成为“新”马克思主义化的时代最强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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