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中央的“全面二胎政策”宜从简从快落实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了，出台了诸多利好政策，其中，最让全国人民惊喜的是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这被视为近几十年来转折式的善政，虽然不能说它有多高大，但至少应该算重大进步，如果我们不去刻意追究前期政策的对错，单就政策的导向看，放开二胎无疑是一次人伦修正，应给予客观的正面评价。

然而，这项利国利民的政策要付诸实施恐怕还要经历不少坎坷，某些省份已经放言：不要乱生二胎，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法律，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准备一年甚至两年时间，在此过程中，谁违规生二胎，必须按原政策罚款。

初一看，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依法治国先立法本也正常，但是，如果大家仔细去分析生育的特殊性则完全不支持这种做法，生育权本是自然权属，不是社会权属，即便放在社会文明的角度去评价，也是基本人伦，生育本身从来都不应该由法律来界定。然而，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执行了将近四十年的强制计生政策，老百姓带着某种理解和无奈不情不愿地服从了大局，与这一进程相伴的是，中国的人口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前途，中央政府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才作出了计生政策的重大调整。局部地归还国人自然生育权，是得民心之举，是正确之举。

这样的正确之举为什么还要面临地方所谓的“法律界限”呢?难道“五中全会”的规格不足以归还人民部分生育权?难道人类生育权的每一个小步骤都要用法律去调整?古今中外有第二例否?更令人不解的是，在中央政策如此明确的情况下，地方居然放言立法进程要花两年时间，想干嘛?是对抗中央还是对抗人民?想收费、收税、涨价的时候，今天定，明天就可以拿出一整套规矩，让你放开一点生育权，就开始“立法长征”了?

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想方设法延迟执行“二胎放开政策”?表面看是强调自己依法治国，是预防超二胎的违规生育发生。但是，再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它们有这样的论述：在新的立法出台前，谁违规生二台，将按原政策执行罚款。罚款，罚款，这个词，在中国，对每个成人而言都不陌生，这就是有些地方为何要选择“三寸金莲步速”的要诀。

在全社会信息管理高度自动化、透明化的前提下，只要想执行二胎放开，极少可能会出现违规生育三胎四胎的情况，如果不考虑过度超生，放开二胎，还有一丁点重新修法立法的必要吗?再说，在高生活成本和高培养成本的现实背景下，又有几人会去躲着生三胎四胎呢?借“依法治国”的幌子剥夺人的生育权是滥用立法权，有侵犯人权之嫌。

现在，我很想问问：全国各地的基层政府，到底有多少靠计生罚款在生存?或者说有多少地方政府的计生罚款有透明帐?他们有没有义务向人民汇报该罚款的去向?放弃罚款，地方政府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你们要想清楚，中央的这一重大政策转变是基于人口问题的远期判断作出的，时机选择本来就偏晚，如果你们再继续想方设法拖延政策的执行，一方面会限制相当数量适合生育年龄段家庭的生育权，另一方面还会更进一步扩散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情绪，对中国人口的合理优化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请你们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过远，请你们不要成为中央正确道路上的绊脚石。

如果中央政府不能有效干预地方的隐性阻挠，“二胎放开政策”的正效必将朝最小化方向发展，政策飞出了中南海，却在中国的大地上空忽忽地飘浮，根本无法及时落到人民的头上，这样的政策是大打折扣的政策，是离散民心的政策。

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呼吁：生育权是人类的自然权利，能还给人民多少，请各级政府尽快、尽多地还给人民，不要让有违人伦的、古今罕见的“法律”再苛罚人民了。

动物生育都不受约束，放开国人生二胎，为什么就这么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