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极大 纽约穷人比富人早死11年

美国纽约市14日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在这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城市，生活在最贫穷社区里的人要比住在华尔街附近的人少活大约11年。

纽约共有5个区，即布鲁克林、曼哈顿、布朗克斯、斯塔滕岛和昆斯区。数据显示，在布鲁克林最贫穷的社区布朗维尔，居民平均寿命74.1岁，为全市最低;而在华尔街所在地曼哈顿的金融区，人均寿命85.4岁，为全市最高。

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玛丽·巴西特说，布朗维尔社区居民少活11年并非是死于某些不同寻常的原因，而是死于“相同的疾病，主要是心脏病和癌症”，他们患这些疾病时“更年轻，死亡率更高”。

布朗维尔社区的居民多数是黑人，约占76%。数据显示，当地86377名居民中，超过25%的成年人没有念完中学，将近40%生活在美国的贫困线以下。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布朗维尔社区不仅是布鲁克林最贫穷的社区，而且是纽约市第7大最贫困社区。

布朗维尔社区居民感染艾滋病的比例是全纽约市的两倍多，平均每10万人中有66人感染，而整个纽约市为30.4人。同时，这一社区因精神疾病而入院治疗的人数比例同样是纽约市两倍多，平均每10万人中有1727人，纽约市为684人。

这是纽约市自2006年以来首次更新类似数据。纽约市官员希望，通过更新和扩大统计数据，提供有关近10年来社区健康的最可信指标，突出反映这座美国最大城市的极其不平等，帮助改善最贫困人群的生活质量。

法新社报道，纽约市这次更新和改进的指标包括吸烟、肥胖、糖尿病、药物使用以及其他一些先前没有涵盖但会影响健康的方面，例如空气污染、当地住房和购物质量等。

“不良的健康结果倾向于集中在一些有色人种称其为家的地方，”巴西特说，“在那里，许多居民生活在贫困中。”(李良勇)(新华社特稿)

　　附 看完都是泪 全球贫富差距竟有这般严重

随着金融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再度上升，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50%的全球家庭总财富。

2015年中期，一个人只需要3210美元的资产，他就是全球最富裕的50%人口之一。要成为全球最富的10%的人，一个人需要68800美元的资产。而要成为全球最富的1%的人，那你需要75.99万美元资产。全球最穷的50%的人口拥有的资产不足全球家庭总资产的1%，而全球最富裕的10%的人拥有了全球87.7%的家庭资产。而全球最富的1%的人拥有了全球家庭总资产的50%。

在2000-2007年，全球最富裕的1%的家庭和10%家庭所拥有财富在全球家庭总财富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减小，贫富差距收窄。这一趋势在2008年逆转。全球最富裕的1%的人口所拥有财富占比升至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全球最富10%人口的财富占比则一直低于2000年88.3%的水平。

瑞信指出，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最大原因是金融资产。2008年以来，全球股市的上涨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家庭所持有金融资产的高比重令富裕的人口更加富裕。

下图为全球各大洲财富分布图：

延伸：

美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机构估算，占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财富已经和占人口90%的家庭不相上下。去年10月，美联储主席耶伦公开谴责美国的贫富差距，称她“极其担忧”持续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

　　附 对话《逃离不平等》中文译者：贫富差距绝非简单的收入问题

2015-10-13 17:45:11　来源: 澎湃新闻网(上海)

写在前面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2日19时揭晓。该奖项被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表彰其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

作为迪顿最广为人知著作《逃离不平等》的中文版译者，崔传刚认为，此书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不但要认识到财富上不平等的后果，也要看到整体福利不平等可能导致的问题。在未来，中国也好，世界也好，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也不单单是财富问题，甚至不是财富问题，而是综合的福利。

迪顿认为，人的整体福利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健康、快乐、教育等等问题。不平等和贫困可能无法消除，但是如果对他们保持冷漠，则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罪恶。

以下是澎湃新闻与崔传刚的对话

澎湃新闻

作为安格斯·迪顿的《逃离不平等》(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中文版译者，你对这本书怎么看?

崔传刚

我翻译的那本(《逃离不平等》)，可能是迪顿所有著作中最具有科普性质的一本，否则也不会成为2013年的福布斯畅销图书。尽管是最科普的，但我认为此书一样反映出作者的扎实的经济学水平，客观的研究态度，以及丰富的医学与历史知识。虽然这仍然是一本很严肃的书，但是我想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还是很有阅读价值的。

他的不平等观对于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不平等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后果，但也无法将其理解为合理。就像迪顿所说，如果说某些人可以避免一种疾病，那么就不能把另外一些人因此而死视为合理。因此，认识不平等，并采取措施减少不平等是一种必然社会要求。一般的古典看法认为不平等问题可以通过市场方式解决，而且会认为某些措施会影响竞争性和社会发展。在一般财富意义上存在这样的问题，但迪顿强调的是，人的整体福利不是钱的问题，还有健康、快乐、教育等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不平等往往会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穷人利益受到挤压，而且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给我们启发的一个方面就是，不但要认识到财富上不平等的后果，也要看到整体福利不平等可能导致的问题。在未来，中国也好，世界也好，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也不单单是财富问题，甚至不是财富问题，而是综合的福利。

迪顿有提出什么解决之道吗?

迪顿强调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性，因为经济发展是健康等综合福利发展的重要条件。他也说过有为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政府需要提供正常的服务和保护。中国和印度贫困人口的大幅消除都有赖于经济发展以及政府的作用。

你当初为什么选择翻译这本书呢?哪个部分吸引了你呢?

崔传刚：

我翻译此书也是源于很多巧合和缘分。当时迪顿无人识，哪像现在得奖了一样众星捧月。我接手翻译，也主要是因为出版社找到我，而我觉得内容有趣，因为这本书跨健康和财富两个领域的不平等研究，这样的研究以前没看过。2013年时《21世纪资本论》还没热烈讨论，等时《21世纪资本论》出来后，我才发现迪顿此书也是同样的重大主题。

你可以说说，《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和迪顿之间的区别吗?

两人共同之处是对不平等问题的关注。在解决方案上，两人可能有些差别。实际上，在《逃离不平等》中可看到，迪顿也多次提及皮凯蒂在财富调查等方面的贡献。

以下崔传刚为迪顿获奖所写文章《愿贫困与不平等更受关注——兼贺迪顿荣耀经济诺奖》，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此文原载于崔传刚的微信公众号：一亩文艺三分财经(money2me)。

晚间七点，正值下班，各大新闻客户端却在此时弹出消息：因为“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安格斯·迪顿独享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到迪顿的大名，我心情顿时无比兴奋，一则当然是为迪顿高兴，另外也是因为我曾负责迪顿the great escape(中信出版社，译名《逃离不平等》)一书的翻译——作为译者，虽然无甚贡献，但此时的确感到开心!

迪顿是英国经济学家，其经济学的成名当缘于其在微观消费领域的研究，这其中就包括他在1980年代与他人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以及1990年代的个人著作《理解消费》。在21世纪，迪顿的目光似乎更加关注全球的贫困与不平等问题，这就包括后来出版的《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以及《逃离不平等》(目前，这四本著作中有三本在国内出版)。根据诺奖委员会的声明，迪顿的获奖与这些研究都不无关联：“1980年前后与合作者一起建立的估计不同产品需求的经济模型;1990年前后独立完成的对于消费和收入之间联系的研究;以及此后几十年借助家庭调查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和贫困状况的测度。”

作为最近一本书(2013，中文版2014)的译者，我对迪顿在消费方面的研究关注不多，了解也不深，只是对其在全球贫困以及不平等方面的认知有近距离体会。这里也简单谈一些我对此的肤浅认识。

首先是迪顿的不平等观。对于不平等，迪顿并非嫉恶如仇，相反，作为严谨的学者，他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后果”。在他看来，不平等有其作用，因为他可以促进竞争，但是不平等也有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既得利益者往往可能利用优势，为落后者追逐前行者制造障碍。

这样的例子从国家层面和阶级层面都会存在。例如，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为目标奋起直追，但是同时发达国家也可能会因为害怕地位遭到挑战，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一个国家内，穷人会因为富人的存在而充满好胜之心，但既得利益者则可能为穷人的利益寻求设置各种障碍。

这听起来似乎并非新颖的理论，但是迪顿的深刻之处在于，在他看来，贫富差距绝非是简单的收入问题。倘若只是富人收入增长，穷人相对贫困，但是整体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那么这样的帕累托原则并无多大伤害。但是超脱了收入领域，在健康、福利方面，一旦富人过多占用社会资源或者保持政策制定，则穷人在这方面受到的挤压可能非常有害。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近年来讨论很多的大学教育问题(最近《经济学人》仍在讨论)。即便在欧美，大学教育尤其是私立教育也越来越贵，这样的后果是富人可以利用社会阶层的继承继续进入名校，而穷人越来越上不起好大学，而即便可以考上大学也要衡量收益与付出。在中国也是如此，研究已经发现，北大清华的农村学生越来越少。这种不平等不是简单的财富多寡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体的福利与发展的重要问题。

其次是对于贫困和援助之看法。在发展经济学中，对于外在援助的看法一直存在两极，迪顿是站在援助无用论一方的。迪顿认为，发达国家的大量对外援助看起来是悲天悯人，但是，由于被援助国本身的问题，这些援助并不能发挥作用。正是因此，迪顿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福利改善应更多依靠内部力量的发挥来解决。迪顿也提到过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贫困和基础福利问题较为成功的国家(当然，他也批评中国的制度，因为集中的制度可以办好事，也可能和上世纪60年代那样办坏事，造成大饥荒)。当然，这并非说援助毫无用处，迪顿的意思是，对于援助，要有方式方法，具体的医疗援助或者疫苗援助等等都可能比单纯的给钱有用的多。

在不平等和贫困方面，迪顿多次提及的是另外一位诺奖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确，在不平等和贫困研究方面，后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从迪顿的角度讲，这其实也体现他的谦逊一面。此外，迪顿的治学方法也值得欣赏，他在《逃离不平等》一书中就一再强调衡量方式的重要性，因为不同的衡量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天壤之别，因此，讨论具体问题一定要在衡量方法上做到统一，否则就可能是鸡同鸭讲，而在我看来，这正是目前国内很多经济学辩论最大的问题之一。

迪顿生于英国的普通之家，他的爷爷是矿工，他的父亲则通过努力成为工程师，而自己成了学者，自己的子女成为企业家。他以自己家庭的境遇证明了这个世界在变好的事实，但是他也清醒地说，这一切也有幸运的因素，因为在他的家族生存发展之际，周围很多人却已经因为战争、瘟疫、温饱等问题死去。这就是整体进步与不平等共存的现实。

如果说对市场的崇拜，对企业家精神的歌颂，对创新的信仰强调的是社会发展之动力，则自去年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以来以至于迪顿的获奖，或许能引起大家对不平等和贫困的关注。是的，当互联网富豪动辄依靠上市获得百亿美元资产的时候，别忘记此时还有很多人正在贫困之中，或者陷入新的贫困。不平等和贫困可能无法消除，但是如果对他们保持冷漠，则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罪恶。

再次祝贺迪顿获奖!